巩天民 1900年生，河北省临榆县（今属秦皇岛）人。1945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25年就接受马列主义教育，为中国共产党工作。1938年，参加中共晋察冀社会部领导的在沈阳的秘密外围组织“觉社”，从事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参加中苏友协，任总务部长。解放后，曾先后被选为沈阳市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主任委员，辽宁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二届中央常务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辽宁省民建主任委员，省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职。是东北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78年10月2日在沈阳逝世，终年78岁。 

巧妙上书国联斥侵略

证据虽已搜集完成，但怎样将它们交到调查团手中却成了难题。

4月21日，国联抵达沈阳，开始了对东北长达6周的调查。当时国联调查团就下榻在大和旅馆（今辽宁宾馆），日本关东军在宾馆周围布置了大量的军警和特务，外人都难以见到调查团成员。甚至还在宾馆里安装窃听器，制造松花江第二铁桥被炸未遂事件，借以阻止调查团北上。对中国陪查员顾维钧更是严加限制，每到一处都严令其离开旅馆。

国联调查团在沈阳的11天中，有6天被安排对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司本庄繁访问，有两天同傀儡皇帝溥仪和汉奸张景惠谈话，其余时间均由日本人引导看事先安排好“歌功颂德”的地方。

在此期间，日军还在沈阳上演了一出闹剧。调查团到沈阳第三天的早上，调查团发现旅馆窗外站着很多人，约有500人左右，他们大喊大叫地说：“我们是本着民族自决的原则，建立‘满洲国’，国联无权干涉。”

调查团的赫士通过翻译对他们说：“好，我一定把诸位的意思，转达给调查团。”一个多小时后，赫士外出办公，却见这群人或坐或站在旅馆外，就问他们为什么不走，有人回答说：

“我们都是在南市场卖劳力的，今早有人招我们来这喊口号，喊完即回去。原定给我们每人一元钱，到现在还没给钱，我们不能走！”

赫士听后，与翻译相视而笑。

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经多方设法，巩天民等人辗转找到在法库基督教区做牧师的英国人倪斐德博士，他是李顿的亲戚，且为人侠义。

倪博士得知情况后取走材料，把它存放在英国驻沈阳领事馆的铁柜里。他对刘仲明说：“把这件大事交托给我办，我深感光荣！我若因此而死，也是为一件伟大的事业而死。”

在调查团来沈第五天，倪博士邀请李顿和他的秘书到大西边门外一经街谭文纶牧师家共进晚餐。跟随的好几车日本人也想进屋“保卫”，可是，屋子很小，主人又没有邀请他们，只好讪讪地退到外面去了。席间，倪博士、谭牧师等人签名并将材料交给了李顿。

调查团于7月回日内瓦。9月国联开大会，听取调查团的报告。大会表决时，50个国家投票赞成调查团的报告，仅有日本自己一票反对。这份报告虽然在很多地方偏袒日本，维护其利益，但在结论上不得不承认日本的侵略和“满洲国”的非法。

由于国联报告未能满足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日本最终宣布退出国联。

惨遭酷刑狱中受难

国联的调查报告给那些提交证据的爱国人士留下了隐患。1935年10月12日一夜之间，“日伪”军警发动大逮捕，除少数人幸免外，其余大部分爱国人士均遭到逮捕。

10月13日凌晨，“日伪”警宪人员闯进了巩天民家，进行搜查。当时写字台上有份材料，巩天民乘敌人不备，用胳膊肘把它拐到地上，用脚踢到写字台下的乱纸里，他惟恐那本由他收藏的“卫生会”分户账被敌人发现，酿成账本上百余无辜同志被捕的更大祸患，因而当敌人问“和家里还有什么说的没有”时，“父亲忙从衣柜里拿出账本，对母亲说，以后柴米油盐账，让老大记下去（指长子国本）。母亲知道家里没有生活账，一定是重要东西，就赶快接过去，并借孩子高烧把账本带出去……”巩国贤说。

巩天民被投入监狱后，受到严刑拷打，难友们听到他痛苦的呼喊，都默默流泪。当日军了解到巩天民、刘仲宜曾为抗日组织搞过药品，认定他俩是重要嫌犯。一周后，他们被关进宪兵队，挂上“反满抗日犯”的牌子，受尽电波通脑、灌辣椒水、剔刺指甲、滚钉板、卧短凳等酷刑。

“此时，商会的同事们联名力保我父亲和刘仲宜，称若不放人就将罢市。而由于父亲和刘仲宜狱中英勇不屈，日军拿不到证据，被关押49天后经保释出狱。”巩国贤说。

　　“九·一八”事变后，沈阳武术界有一批爱国人士包括胡奉三的徒弟于伯谦、巩天民等先后走上了抗日道路。有一些败类却认为是机会来了，认贼作父当上了汉奸。胡奉三徒弟众多，难免良莠不齐，有一个名叫万金利的徒弟投靠日本人当上了汉奸。胡奉三和徒弟们设计，诱捕万金利将其除掉。翌日，万金利的尸体在北陵附近的河叉子里被发现。他被反绑着双手，身上写着“汉奸下场”四个大字。

　　东北光复前夕，驰誉关内外的武术大师胡奉三病逝于沈阳，只可惜他没有看到抗日胜利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