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葆华的悼诗看“新青年”眼中的郭沫若

陈  俐

(乐山师范学院 ，乐山  614000)

摘要：本文以曹葆华三十年代为郭沫若所写悼诗为例，从当时新进青年对郭沫若其人其诗接受的角度，来说明革命家的郭沫若比文学家的郭沫若更有感召力，以至于人们对郭沫若诗歌表达的时代精神和情绪内涵的关注和评价，压倒了郭沫若在诗歌艺术方面开创性成就。闻一多与曹葆华的通信中，在十四行诗方面对郭沫若和曹葆华的比较性评价出现偏差，便可见一斑。

关键词：郭沫若；曹葆华；革命家；十四行诗

郭沫若作为一个球形发展的天才，在中国现代文化史扮演了多重角色，也正是这种多重性，却使他在不同领域中取得的成就出现相互遮蔽的现象。温儒敏引导当代大学生客观评价郭沫若时，反复强调应该从作品——读者所构成的互动互涉关系中去认识郭沫若的价值，他说：“《女神》的独特魅力产生离不开特定历史氛围下的普遍阅读心态和读者反应。《女神》作为经典，是经由‘五四’时代‘公共空间’的传播运作，由诗人郭沫若和众多新进青年读者所共同完成的。”[1]如果沿着温儒敏先生提出的致思途径，从当年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客观地考察郭沫若留给人们的原初印象，就会发现，郭沫若在所有的角色中，起主导性作用的是革命家的角色。建国前对郭沫若诗歌的经典性评价，几乎都是对其革命性精神的充分肯定。人们当时认为郭沫若诗歌普遍表达的是时代精神以及对时代精神的影响，这种主导性评价甚至使文坛有意无意地忽略郭沫若在艺术方面开创性成就。为此，我们可以首先从同乡诗人曹葆华对郭沫若的崇拜和接受来说明。

郭沫若的故乡四川乐山山水灵秀，婉约淡雅，孕育了不少著名诗人。20世纪以来，它为中国现代文坛贡献了三位著名诗人，郭沫若、曹葆华、陈敬容。若按代际关系划分，郭沫若属于中国现代第一代诗人，曹葆华应该归入第二代，陈敬容则紧随其后，横跨中国现代新诗与当代诗歌。无论是作为现代新诗的开创者，还是同乡，郭沫若无疑地对后来者有诸多启迪。特别是郭沫若和曹葆华，两位诗人在精神气质、人生选择等方面，有好些相似之处，因此将他们联系起来考察，十分耐人寻味。曹葆华是典型的学院派诗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早在20年代末清华大学读书时期，就追随老师叶公超等人开始新诗创作，并开始翻译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曾在30年代主编《北平晨报·诗与批评》专栏上，大量翻译介绍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理论和英美新批评理论，后结集成《现代诗论》和《科学与诗》出版，应该说，他是最早介绍西欧现代文学理论的开拓者之一。曹葆华还出版了《寄诗魂》、《灵焰》（基本上选自《寄诗魂》）、《落日颂》、《无题草》等四部诗集。其诗歌引领了中国现代新诗的革新浪潮，是中国现代派诗歌，特别是中国现代十四行诗体的重要探索者、实践者之一。“七·七”事变后，他于1939年毅然到了延安，任鲁迅艺术院教员，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译处，主要从事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曾独立或与毛岸青、季羡林、周扬、于光远等著名专家合作翻译马列经典著作达六、七十部之多。文革之后，又翻译了大量马列主义文论和西方古典文论著作。他的这些功绩，构成二十世纪外来文化传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待于人们挖掘和评价。

相比于郭沫若的多重角色，曹葆华显得纯粹多了，他一生只扮演了两种角色：从1927年入读清华到1939年到延安，前期是诗人，后期是翻译家。而且“显”则为诗人，“隐”则为翻译家，两种角色断然划分，井水不犯河水。翻拣曹葆华一生的文字，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写了好多诗歌，也翻译了很多文艺理论著作，马列文论、西方现代的古典的文学理论都有，唯独没有自己创作的散文作品，没有研究文章，也没有以任何形式公开记录自己的人生轨迹，为自己立此存照。这在诗人或文人中，是极其罕见的，这也是他很容易被人遗忘的原因之一。在延安，哪怕进了中宣部，甚至走到了毛泽东身边。他也保持了一个纯粹文人的底线。曹葆华的老朋友何其芳在日记中曾记载了一个细节：何其芳初被解放，从干校返京，求文若渴，于是大量购置各种书藉。葆华见之，“建议我主要买作品，不要多买文学史、文艺理论批评之类”；[2]这劝告背后，可能是怕受各种理论框架束缚，损坏了纯粹的感性思维。因此，比起更有激情的四川同乡诗人郭沫若和何其芳，他与政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选择了相对安全的角色。其人生也就相对平顺，没有惊涛骇浪。但是，曹葆华吸收的文化营养和人际关系却不一定纯粹，他的诗风经历了由新月诗派向现代派过渡，最后归于朴素明朗现实主义诗歌的阶段。从人际关系来看，他在自由主义阵营和左翼阵营穿梭，与左、中、右文人都有广泛联系，特别是在三十年代许多重要的文化圈内，都有曹葆华晃动的身影。但是，曹葆华人生选择最终向左翼阵营倾斜。可以说，其间郭沫若的强大精神影响，是曹葆华由一个纯粹的学院派诗人走向延安的潜在动力之一。他们人生道路与文化个性虽然迥异，但我们仍然看到两位诗人在精神上内在联系。

1927年，北伐革命失败，时为北伐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由于公开发表讨伐蒋介石的战斗檄文，并参加南昌起义，蒋介石政权发出对郭沫若的通缉令。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化名吴诚，假借往东京考察教育的南昌大学教授身份，乘日本邮船离开上海，再一次前往日本，开始了漫长的流亡之路。社会上一时议论纷纷，有的说他男扮女装，有的说他锒铛入狱，有的说他血洒疆场，有的报刊公然报道他已葬身黄泉；总之，“戎马书生”神秘失踪，给社会各阶层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

1930年2月20日，郭沫若的乐山同乡，当时的清华学生曹葆华翻拣当天的报纸，看到登载郭沫若遇难的消息，悲愤难抑，马上提笔挥豪，写下《哀歌（时闻郭沫若先生死耗）》一诗[3]：

东南天突来霹雳的声响

震破了地狱万丈的门槛

凌乱的鬼影如天马飞腾

在苍茫的空间奔驰嚎嚷

诗歌竭尽想象之能事，以地狱鬼门大张，天堂乌云翻滚，天崩地烈的悲惨景象，在憾天动地氛围中，责问命运之神为何让世界永沉黑暗，永不能瞧见自由的曙光。随着郭沫若的死，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也沉没消失。作者的悲恸无以复加：

呵我的泪水迸出了眼腔

我豪壮的灵魂坠入火坑

头上的长发有烈焰焚烧

一身与四肢都各走方向

我要把血液从口中倾放

如像滔滔洪水汛滥尘壤

将一切的形色染得鲜红

哭悼这一个天才的陨落

我还把心儿要掏出胸膛

双手掷向这灰白的世上

使爆裂的巨声冲翻宇宙

人间一切毁灭一切消亡

当爆炸的情感稍得渲泄后，作者痛定思痛，意犹未尽，当天继续写下长达120行《悼——敬献于沫若先生之灵》，[4] 回忆郭沫若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侧重于抒发他对郭沫若先生的景仰之情：

呵；沫若先生——你绝世的英强。

茫茫万古罕有的豪壮！

双手安定文坛的基石，

荒野上筑起艺术的宫墙；

一身披挂反抗的盔甲，

在魔鬼的阵里横冲直撞；

在这份中崇拜中，还有作为对同乡前辈诗人一份特殊的乡梓之情。曹葆华之所以成为诗人，与郭沫若诗歌的滋养分不开的，诗歌从有意无意地将他和郭沫若的人生经历进行了比较，他们同饮岷江水，同居一座山： “同是生长在峨眉山旁，/同是养育在大渡河上，/同受过凌云九峰的涵育/同赏玩过古国海棠的花香。”他们同样出于对自由的渴求，同样希望冲出门，飞越三峡的峦障。只不过年龄的差距使他们无缘相逢。但郭沫若传奇人生却一直是他人生每一阶段效法的榜样。当他还在岷江边徘徊傍徨时，郭沫若的凤凰之歌已从日本传到家乡：

每一次西风带着歌声,

超越巫山来到了岷江渡上；

我平静的心湖突起波澜，

安息的灵魂遭受了剧烈震荡。

而曹葆华在成都读中学时，郭沫若已经抛弃笔杆子，拿起枪杆子，驰骋在北伐战场上。当时的郭沫若，无论是为文还是为人，无论是写诗还是从军，他以其激越、叛逆的革命姿态，成为青年崇拜的偶像，受到热烈追捧。郭沫若诗歌表达的自由反抗精神，吸引了大量青年读者的。当年中学生曹葆华，因为郭沫若的从军征战而欢呼雀跃，正是在沫若革命精神的鼓舞下，曹葆华宣布：

我立誓愿以鲜红的心血，

洒在“革命”光荣的旗上；

不惜我头颅当作砖石，

筑起“自由”巍壮的高墙。

象郭沫若那样驰骋疆场，为自由而战，是热血青年曹葆华们的人生梦想。只是时机还不成熟，或者还没有出现被逼上“梁山”的充分条件。曹葆华中学毕业后，“束装刚出夔门，黄鹤楼边已成埋人的北氓”。于是他暂时偏离了想象中的轨道，考上了清华大学，埋头学问，暂时忘记了外面的世界。但诗人的血仍是热的，梦中：

我又见你引导千万英壮，

头带赤冠，身穿着红裳，

齐立在茫茫的大海岸边,

高声欢呼着自由的临降。

其实，上海报载郭沫若遇难云，曹葆华并不完全相信。他在诗的后记中，明确地写道：“今日翻阅报纸，见沫若先生在上海遇难消息，不胜悲愤，因写此诗，不过中国报章的新闻屡常失实，希望此次亦复如是，我的诗只成一时感情的痕迹而已。”[5]郭沫若死耗的谬传，唤起的是诗人对自己人生的检讨。在浪漫谛克的进步青年那里，不管是个性解放，还是反叛社会，不管是热情似火，还是伤感缠绵，都能在郭沫若那里找到共鸣。因此将郭沫若视为高举自由火炬的引路人，借郭沫若之死，抒发其献身于自由平等信念的英雄情结，是这两首悼诗的主旋律。它表达出作者的价值取向，郭沫若影响当代青年的，并不只是诗歌或艺术人生，更主要的是革命人生。他们与郭沫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是对自由平等的渴望追求。由郭沫若唤醒的灵魂，是一堆即将燃点的干柴，一遇火星，必将燃成燎原烈火。抗战爆发，民族将亡，危巢之下，焉有完卵。前有同乡郭沫若弃笔从戎的榜样，后有巴蜀老朋友何其芳、卞之琳、沙汀奔向革命圣地延安的导引，再加上地下党员的具体帮助。曹葆华最终走向延安，就成为必然的归宿。这首因失实新闻误导而写成的悼亡诗，在愤激中表达的真实感情，实际上已经预言了他后来的人生之路。诗人以梦作结尾，在悲壮中表达了对未来美好的祈愿，他让诗人之灵安居天堂，并预言“你待看二十年后的世界，再不会如此惨白如此凄凉”。历史被诗人幸而言中，这首诗写成之后二十年，果然是另一重世界另一重天。

同是学院派诗人，曹葆华在清华期间的老朋友何其芳和方敬也曾在回忆中提到郭沫若当年的影响力。他们共同的新文学启蒙教师是一位小学教师，叫祝世德，被方敬“称为我们的第一个新文学的信使”。 “这个老师很爱好新文学，已读过不少新文学作品。他最爱新诗尤其是对郭沫若的诗如痴如醉，能熟背很多首，还放声朗诵给我们听，情绪激昂，令人激动。”[6]

五四时期四川爱国学生运动的领袖张秀熟①，回忆这段革命经历时，也提到了郭沫若诗歌对进步青年的熏陶和影响。1921年，张秀熟应辛亥革命元老张澜之邀， 曾去南充担任了南充中学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在校外他联络各界人士成立了南充地方自治筹备会，在学校宣传民主、科学思想，和袁诗尧一道，组织进步学生罗瑞卿、任白戈等组建川北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回忆道：

在这样各种力量、各种思潮纷然交织在号称“自治的南充，南充中学的整个气氛，遂如初春草木萌动起来。一接触《女神》，什么《女神之再生》、什么《湘累》、什么《棠棣之花》、什么《凤凰涅槃》，把每个年轻的进步的教师和广大学生都吸引住了，见着光，感着热，战斗是多么快乐，牺牲是多么高洁，创造是多么神圣，未来是多么光明。一时人人心花怒放，学校气氛不只萌动而是热气腾腾。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以蒋介石为首背叛了革命，中国革命由共产党领导转入一个新的阶段。在白色恐怖弥漫下，在成都我听见了许多青年唱起了《湘累》。一九二八年我到了重庆，《湘累》歌声几乎成为诗歌的海洋，只要在有男女青年的场合，无论在学校，在工厂，在公园，在野外，便见三三五五，或自由分散，或围成小圈，一唱众和，唱起歌来，而且不只是唱，每一句还要用动作把它形象化。这声音，这形象，是哀怨，是忿懑，是决心，是信念，是希望，是胜利，尽管一般是低唱微吟，但听了却就要发人深省，无数的问号，一个个在脑子里浮现出来，深埋的火种，按不住有几分燃意。[7]

从曹葆华的悼诗到张秀熟、方敬等人的回忆，可以看出，当年郭沫若加诸于青年的影响，主要还不是艺术上的，而是革命情绪的煽动和感染。因而成为青年走向革命的榜样。刚刚登上文坛时，郭沫若反复强调，作诗只是遵从内心的冲动，这一观念并不与他后来主张文学是革命的宣传工具的主张相悖。早在1923年，郭沫若在《艺术家与革命家》中，他就明确的表示革命家和艺术家是可以合而为一的，“艺术家以他的作品来宣传革命，也就和实行家拿一个炸弹去实行革命是一样，一样对于革命事业有实际的贡献”。[8]这是郭沫若将艺术与实际的革命联系起来，并在行动上走向革命的宣言书，从此，郭沫若确立了文学在其人生追求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学只是宣传革命的利器，诗歌可以描绘世界，也可以批判世界。诗人的桂冠虽然终生未摘，但郭沫若并不是为诗而生，而郭沫若一生所追求的，是改造社会，创造崭新的世界。因此，从事具体社会实践活动更能显示他的人生信仰和本色。为了这个目标，郭沫若可以拿起笔来写诗，也可以拿起枪写诗。这是许多只会纸上谈兵的知识分子无法企及的。这一点相似于普希金的诗歌，普希金那些如火如荼的政治抒情诗实际上是俄国十二月革命党人的政治纲领的诗性宣传。郭沫若当年在文坛暴得大名，是因为他表达了时代和社会的典型情绪，他的诗歌连同他的传奇人生带着激情与神秘，引发了青年对他的热捧。

郭沫若作品的革命性影响，使人们往往专注于对郭沫若创作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反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其诗歌在艺术方面的开创性成就，如闻一多等，曹葆华将出版后，将自己的处女作诗集《寄诗魂》赠闻一多，闻一多在回信中说：

大抵尊作规抚西诗处少，象沫若处多。十四行诗，沫若所无。故皆圆重凝浑，皆可爱。鄙见尊集中以此体为最佳，高明以为然否?  [9]

无独有偶，通过曹葆华的老师叶公超推荐，徐志摩也注意到了曹葆华的《寄诗魂》，在给曹葆华的回信中，徐志摩也将此诗集与郭沫若诗作比，认为诗歌“情文态肆，正类沫若，而修词严正过之，快慰无已! ”[10]正因为他们是同乡，所以无论是闻一多，还是徐志摩，一读他的诗，自然就联想到郭沫若，并将此作比。，都提到郭沫若诗歌在情绪表达上对后来者的影响，都看到在激情与挥洒、气势恢弘方面，曹葆华与郭沫若的相通之处，都显现出主观抒情的浪漫气质。但闻一多在比较中却有些失实，特别是对当时在我国刚刚兴起的十四行诗看法上，偏离了基本事实。

曹葆华创作和出版《寄诗魂》这本诗集时，正是他吸收中外新诗的不同营养，并进行摹仿阶段，而且以摹仿闻一多、徐志摩等提倡的现代格律诗为主。当时，无论是闻一多，还是直接鼓励曹葆华诗歌创作的朱湘，都在引进和实践西方十四行诗。闻一多充分肯定曹葆华诗集《寄诗魂》中的十四行诗，而认为此诗体“沫若所无”，显然是不准确的。其实早在二十年代，郭沫若就有《太阳礼赞》、《暗夜》（1922）、《两个大星》（1922）、《瓶·第三十六首》等十四行诗出现②。而且在翻译西方诗中，也有十四行诗体，如1922年翻译的英国诗人雪莱的著名诗歌《西凤颂》和屠格涅夫的诗歌《遗言》便是。因此，在我国最早尝试十四行诗的先驱者的排名榜上，郭沫若被黄泽佩先生名列第三。只不过由于郭沫若写诗并不纯粹为艺术，诗体形式对他而言，象衣服一样，据需要而定，随时可以穿或者脱，因此，他不可能将某一种文体的试验孜孜不倦地坚持下去，特别是在实际参加革命后更是如此。

可能是在1928年以后，曹葆华也开始试验创作十四行诗，曹葆华的另一四川同乡同学罗念生在自述中，曾提及自已“在清华与曹葆华、李惟建自命为浪漫诗人，写十四行诗体，受新月派影响。”[11] 由罗念生与柳无忌在美国所合编《文艺杂志》1931年第2期则几乎成了刊登十四行的专号。计有朱湘、罗念生、柳无忌、曹葆华等四人创作的十四行诗25首，另有柳无忌的十四行译作5首。这是目前所见到的一期刊登现代十四行诗作最多的杂志。③由于《寄诗魂》中的三首十四行诗获得闻一多的好评，在其鼓励下，再加上朱湘的影响与指导，同时在清华园中，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如罗念生、李唯建等共同切磋，曹葆华其后便自觉创作了大量十四行诗，其中诗集《落日颂》中就有十四行诗二十多首。直到去延安之前，还有好些十四行诗散见于报刊杂志。应该说曹葆华是在朱湘、冯至之后创作十四行诗最多的一位诗人，但在论及中国十四行诗创作的文章中，大都未提曹葆华对十四行诗中国化的贡献，这是不公允的。

其二，闻一多、徐志摩在读《寄诗魂》的总体印象中，都感其诗歌气势的恢宏，情感爆裂的程度，在内在精神气质上的确与同乡郭沫若有一脉相承之处。因此自然而然将此诗集与沫若诗作比。但在艺术形式的追求上，与其说曹葆华“规抚西诗处少，像沫若多”，但还不如说曹葆华当时的诗象闻一多、徐志摩的新格律诗多。显然在诗歌创作上，曹葆华最先是效仿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现代格律诗，《哀歌（时闻郭沫若先生死耗）》既是一例。此诗非常工整，每行十个字，四个音节，行行押韵，从诗的构思到情绪意象，明显代表了曹葆华对新格律诗艺术主张的实践。只是在诗歌韵味和情绪变化上，缺乏闻一多诗歌的节奏和张力。另外，由于翻译的便利，曹葆华直接吸收了来自英美的诗歌艺术理念与技巧，好些来自西方的意象也主要构成诗人想象的天地，如天堂和地狱等。这种情形一直保留到三十年代的诗集《无题草》中，直到抗战爆发，时代再一次让曹葆华焕发出革命热情。到延安后，曹葆华的诗风才渐趋于直抒胸臆的明朗和朴素。

注释：

①张秀熟，1919年在成都参加五四运动，被选为四川学生联合会理事长。后任中国共产党川西特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代书记。并于1927年在江油建立了绵阳第一个党支部。1928年10月1日在重庆被捕入狱达8年之久。建国后，张秀熟历任川西文教厅厅长、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四川省副省长等职。

②据黄泽佩先生考证，郭沫若的十四行诗在三十年代发表的有《牧歌》、《夜半》；（1932年发表于《现代》杂志第2卷第1期，这两首诗未收入郭沫若任何诗文集。）在四十年代发表的有《思叶挺》（1945）和《参观斯大林城酒后抒怀》（1945）参见《郭沫若十四行诗补阙》，郭沫若学刊2000年2期

③参见周云鹏.钟俊昆《论中国十四行诗的发展历程》，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6第3期

参考文献：

[1]温儒敏．关于郭沫若的两极阅读现象．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6）

[2]何其芳．给方敬之信．何其芳选集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75)

[3] 曹葆华．哀歌（时闻郭沫若先生死耗）．清华周刊[J] ．第33卷第4期，1930．3．24

[4] 曹葆华． 悼——敬献于沫若先生之灵．清华周刊[J] ．第33卷第3期，1930，3．26

 [5] 曹葆华． 悼——敬献于沫若先生之灵·后记．清华周刊[J] ．第33卷第3期，1930

[6]方敬．童年琐忆[A]．方敬选集[M]．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867）

[7]张秀熟． 一生三度感湘累{J}． 西华师大学报，1983．02

[8]郭沫若．革命家与艺术家[J]．创造周报．第18号，1923年9月9日

[9]原载《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278号，1931年3月30日。转引自：方锡德．谈闻一多、徐志摩、朱湘致曹葆华的三封信．北京大学学报，1983．04

[10] 转引自：方锡德．谈闻一多、徐志摩、朱湘致曹葆华的三封信．北京大学学报，1983．04

[11] 罗念生．自撰档案摘录．罗念生全集·第十集自撰档案摘录．第十卷．上海人民出版社（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