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鲍曼认为移民问题和左右之争无关，但在欧洲，很多反欧、排外、宣扬民族主义的政党都对普京有好感，有些甚至直接受到某种程度的支持。

同样，普京和川普之间的惺惺相惜也并不仅仅因为川普出于政治经济利益希望和俄国交好，更在于川普的“伟大美利坚”等民族主义论调让普京找到了一个共同语言者，普京斯坦对话川普斯坦，是敌是友都更门当户对。这种基于民族主义、国与国交好交恶的话语体系让人想起一战或二战前的世界，而默克尔-奥巴马推广联盟、支持宽容开放、强调贸易体的新语境是普京难以进入的，他时常在国际危机中被凸显为一个强势却也孤立的大国领导人。因此，俄罗斯情报部门介入外国选举，其目的不仅仅是要帮助“利于俄国”的候选人上台，还在于为国际舞台上增加普京的合适对话者，只有这样的对话者数量足够多，普京才有望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也因此巩固自己在俄罗斯国内的民意支持。

强人政治、排外主义应对国内社会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历史的重演。鲍曼曾作出过警告，“大屠杀就像是一幅挂在墙上的画，还仅仅给人很少启迪。”

鲍曼去世前两年，反复提及的一位同行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1944-2015）。这位比鲍曼年轻近20岁、2015年元旦节突发心脏病去世的德国学者对全球化有过深入的研究。

在给《先锋报》的遗言中，鲍曼说，“川普等人的选举胜利说明全球化失败了？失败应该是许下承诺却无法实现的人。而全球化大体而言是一个自发的、无规划的、没有受到控制的、也没有任何全球性权力机构协调的过程。全球化和物种演化的过程反倒更近似。经济全球化和犯罪、恐怖主义全球化一样，已经成为现实，然而，政治全球化却还没有开始。作为对跨世纪文化现象最深入和尖刻的观察家，乌尔利希·贝克坚持认为，我们都在未被征询同意与否的前提下被推入多元大世界情景里，在我们生活的所有环节我们都是彼此依赖的。但我们却仍然没有一个多元大世界意识。我们也从未认真地开始想要拥有这样的意识。在贝克看来，这样一种摒弃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恶咒、挑战和潜在的威胁。”

鲍曼一生经历过各种磨难，他一直保持着乐观，以歌德的话作为座右铭：幸福就是一天接一天地克服不幸。在深刻剖析世界问题的同时，鲍曼亦从未失去希望，世界要实现新的平衡还需要很多时间。他仍然寄希望于年轻的一代，希望他们在全球化背景中成为消除隔阂、多元融合的主角，同时他也格外提醒欧洲的年轻人，需要挺起胸膛去面对不安全感，放弃把生活当作“一系列快感和礼物”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