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我在延安解放日报社工作时期的老领导余光生逝世30周年，回想起我在延安度过的岁月，那些故人与往事均历历在目。

    （一）

    1941年延安《解放日报》创刊。《解放日报》是党中央创办的第一份大型日刊机关报。余光生先后担任解放日报社的副总编辑、总编辑，1946年3月起任解放日报社与新华社代理社长，是延安时期两社任职时间最长的领导人。

    在延安，新华社与解放日报社是一个编辑委员会，报社总编辑、副总编辑也管新华社的工作。社长博古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新华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与中央宣教委员会成员，是个大忙人；报社总编辑杨松1942年初肺部疾病发作入院治疗，一直到1942年8月第二任总编辑陆定一调入前，这期间只有余光生一人协助博古，特别是1942年4月1日开始的《解放日报》增强党性的改版，不仅是《解放日报》的大事，也是党报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在改版工作中，余光生协助博古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以及艰苦细致周密的具体工作。

    改版，从1942年4月1日开始，《解放日报》以崭新的面貌出现，支起了“以我为主”的党报宣传的擎天柱。

    改版当天的一版头条发表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减轻群众公粮公草负担的决议，社论《致读者》是博古执笔的，文中写道：“最近中央号召全党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进行思想革命与改造全党工作的时候，党报没有能尽其应尽的责任”，并说：“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从此，报纸反映中国抗战与革命的新的人民、新的战斗与新的天地。随着《解放日报》的改版，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报纸也学习《解放日报》进行改版。

    1942年9月，中央决定《解放日报》同时又是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余光生参加西北局的党委会，约每周一次，博古参加政治局会议，陆定一列席政治局会议。会后，博古、陆定一与余光生分别及时向编辑部传达，编辑部对中央与西北局政策和任务的了解是及时而清楚的。

    9月15日，毛泽东给中宣部代部长何凯丰的信中说：“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

    （二）

    报社没有总编辑时，副总编辑余光生主持报社的日常工作。《解放日报》是中午出版。那时，大家没有钟表，每天清晨5点，余光生手持一只铜铃，叫早班的同志起床。由于同住或附近住的是上正常班的人，他只能轻打铃与轻声叫。余光生自己也上早班，白天还要参加社内外的各种会议，执笔写社论或专论，就只能在晚间了。

    余光生审阅稿件认真、求实。比如，他审阅一篇穆青写的关于苏联医生阿洛夫作报告的稿件时，他把穆青请到办公室，问他：“阿洛夫的报告很好？”穆青说：“是的，他的报告非常精彩，阿洛夫的医疗水平也非常高，医疗态度也好，简直是又一个白求恩。”余光生说：“这些你都写了，很好。可是你写了报告始终全场掌声不断，还是擂鼓般的掌声。这样阿洛夫还能作报告，群众还能听报告么？”穆青说，余光生改稿的水平高，还说，博古与余光生两位审稿对他的帮助最大。

    余光生管干部工作简单利落。1942年初，我从鲁艺到报社实习，做文艺编辑。按照规矩，实习半年回鲁艺毕业正式分配工作。实习到4月，余光生约我谈话，问我：“在报社习惯吗？感觉怎么样？”我说：“很好！”他说：“为什么？”我说：“工作天天有结果，报社政治学习好，报社领导对部下关心。”余光生说：“你愿意在报社工作吗？”我说：“愿意。”他说：“我们对你也感觉好，你就留在报社工作吧，我们办调动手续，你什么都不要管了。”我说：“好。”他又说：“你知道我们编辑部包括校对与资料只有三四十个人，记者和编辑太少，你给我们介绍些你的同学来当记者、编辑好不好？”我说：“要多少人？”他说：“十位或十五位都可以。”我立即写了贺敬之、穆青、张铁夫、林间、李方立、冯牧、刘漠冰等十几位。余光生说：“你不要向他们说，因为这是我们两个人谈的，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我说：“好。”这件事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向这些同学说过。7月份以后，除了贺敬之这位当时只有十几岁的诗人鲁艺舍不得放，其余的都陆续调来了。

    1943年整风的“抢救运动”阶段，某些人在假坦白以后，成了“抢救”别人的积极分子，作风不检点。余光生在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当着博古、陆定一愤怒地说，编辑部有些人乱搞男女关系，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虽然他因此得罪了人，但大家听了心中却由衷叫好。

    （三）

    余光生自幼生活优越，又从美国回来，但我从没见他穿过西装革履，他穿的都是延安发的干部服。1942年发的冬装是延安自制的毛布棉衣，1943年春天他改成夹衣穿。俨然一个延安“土包子”。他是高级干部，每天有一两肉，一餐细粮，他的夫人刘斯（刘卓云）是大灶待遇，儿子小，三人一起吃饭，他能一个人吃么？我没见他家买菜改善伙食，他也没有时间去买。早餐时,刘斯常站在窑前小平坝上向下边编辑部的石砌办公室喊：“扬！——扬！——扬！吃早餐啦！”工作忙时，余光生走出办公室向上喊：“我今天忙，不吃早餐啦。”那时，我们不知道余光生原名余宰扬，常笑刘斯喊他什么：“羊!——羊!——羊!”

    余光生患痔疮，有一次我在厕所遇见他，见他蹲坑下边有一大片鲜血，我问他“您便血？”他说：“是的，我有痔疮。”我说：“你去医院看看么。”他说：“医院没有药。”我说：“请人去重庆买点药，你从美国回来总会有些钱的。”他说：“钱交党费了，在重庆工作的同志更忙，请人买药也太麻烦。”

    （四）

    毛主席经常亲自动手为《解放日报》撰写或审改重要社论稿，亲自安排、指导《解放日报》的许多具体工作，余光生在延安与毛泽东的接触机会是非常多的。余光生当总编辑以后，与毛泽东的联系更多，余光生说他从毛泽东那里受到的教育终生难忘。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了原子弹，《解放日报》在头版进行了报道，8月10日第三版又发表原子弹炸长崎的消息，并报道同盟国敦促日本投降，夸大原子弹的作用，称为“战争革命”。毛泽东看到报道以后便找余光生等谈话，说“这样宣传是政治上的错误”。毛泽东说美国的原子弹对广岛、长崎的杀伤力大，但是广岛、长崎还是日本的，日本并没有投降。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100多万红军挺进我国东北，势如破竹，击垮日本精锐的关东军，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泽东说：“英国蒙巴顿将军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我们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你们这样是错误的。”余光生回来向我们传达时，说毛泽东的批评尖锐、深刻又诚恳。

    解放战争时，毛泽东对余光生的指示更多，对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1946年5月22日，毛泽东给余光生同志写信，“从二十三日起，摩擦消息暂时停止广播，但报上仍可登载一部分。对马歇尔声明如写评论，请送我一阅为盼！”一个多月后，形势发生变化。6月30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光生同志，说：“从现在起，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之消息，均请发表，并广播，因为蒋口头说停战，实际在作战，我应发表新闻予以揭穿。”这些策略，又给余光生同志留下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曾几次对余光生说：党报要准确地宣传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你们要认真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还要熟悉党的历史。在报社工作的岁月，余光生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工作再忙也要抽时间读书学习。他在读过的书上划了许多圈圈点点。在写社论和评论时，他总是要翻阅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有关文章，从中寻求根据来阐述当前遇到的问题。

    （五）

    在工作上，毛泽东是领导，在政治上，毛泽东是余光生的导师，可毛泽东学习英语，请余光生当老师。余光生的英语和中文都好，每周他要去毛泽东处两次教英语。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接见一些重要的外国友人时往往会请余光生做翻译，例如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爱泼斯坦、银行家胡佛、美国总统的特使赫尔利、马歇尔等人来延安时，都是由余光生担任翻译的。

    1946年8月6日下午5时，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接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大家围坐在窑洞前小平台上的一个小石桌边的四个小石凳上，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格局和中国的战局。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由于英语的习惯用语中没有“纸老虎”这个组合词，余光生就将“纸老虎”意译成英语的类似用语“稻草人”，毛泽东表示不对。余光生想起列宁说过帝国主义是“泥塑巨人”，便换了个译法，译成“泥塑巨人”，毛泽东还表示不对，那么该怎么翻译呢？余光生想不出来，这时毛泽东自己说：“是paper。”余光生想对啊，就直译吧！接着又翻译为：“paper-tiger”，于是，“paper-tiger”与这个著名的论断随着斯特朗的报道一起传遍了全世界。余光生向我们传达时说，毛主席很聪明，学英语不久,就将paper（纸）与“老虎”联系起来，说成：paper-tiger。

    1944年11月美国总统的代表赫尔利与毛泽东会谈，中方由余光生任翻译。美国作家卡萝尔·卡特写的《延安使命》（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一书，将余光生写为“余广森”了。这次翻译以后，余光生也向我们传达了谈话内容，说赫尔利这一回想充当国共之间调停人的角色，并说赫尔利向毛泽东发出了邀请，希望毛泽东能与他一同去重庆，毛泽东当时谢绝了。余光生传达时说，他担心如果毛主席去重庆了，安全是个大问题，蒋介石不是扣过张学良与杨虎城么？余光生还向我们介绍，说赫尔利是军人，头脑简单，说话快而大声，毛泽东私底下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乡巴佬”，说赫尔利的想法虽然不错，但不一定能实现。果然蒋介石拒绝签署他从延安带去的“五点建议”，后赫尔利完全倒向反共势力，不久后又因协调失败而被迫辞职，被调回国了。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还不忘与余光生的情谊，其中有许多美谈。据说直至1975年，毛泽东还曾向当时任翻译的唐闻生问起：“光生同志现在怎么样了？”唐闻生告知：“他得了脑溢血，正在医院治疗。”唐闻生随之将毛泽东的问候传达给了余光生的家人，其夫人刘卓云和孩子们备感温暖。

    （六）

    余光生与博古认识较早，1940年春余光生从美国回来，在经西安去延安的途中与博古同路。他对博古说：“我要在延安开始新的生活了，你看我换个什么名字好呢？”博古说：“余光生。”问：“什么意思？”博古说：“你干得好是光荣的一生，干得不好，是光屁股的一生，光着屁股来，光着屁股走，哈哈——哈哈。”余宰扬一听，不错！我正好向往延安的阳光与生机，便笑着说：“好，就叫余光生。”

    在延安，余光生帮助博古把“不完全的党报办成完全的党报”，办成党的武器与喉舌，并为党培养了一支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服务的新闻队伍。新中国成立后，解放日报与新华社的许多编辑、记者、翻译在新闻界与宣传部门做领导工作。吴冷西任新华社社长与人民日报总编辑，黄操良、王揖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穆青任新华社社长，缪海棱、王佳真任新华社副社长，赵宇一、郁文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林默涵、刘祖春任中宣部副部长，李锐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高扬文任煤炭部部长，杨永直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冯牧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几位校对、资料员也担任省、市报纸的领导职务。

    余光生与博古一起为党的新闻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贡献是不朽的。博古牺牲后，余光生在其执笔的《纪念我们的社长和战友博古同志》一文中说，博古的牺牲“对于我们从事党的新闻事业的人来说，是丧失了一个最有权力的指挥官和亲密的战友”。说得多么正确、亲切！

    新中国成立后，博古夫人张越霞带着博古的三位女孩与两位男孩，生活与精神负担很重，余光生常在休息日带着家人去看望，请客吃饭为他们改善生活。余光生夫妇没有女儿，就认博古的小女儿秦吉玛为干女儿，吉玛说，余光生是好人，我的好干爸。

    新闻界认为博古是党的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余光生可以说是毛泽东和博古在延安时期新闻事业上最得力、最长久的助手。■

    （作者系文化部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