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勿略自幼生活在城堡中，尽管他经常接触到那些尚武的骑士们，但他的秉性却使他绕开了通向军界的道路，18岁进入巴黎的圣巴尔贝学院，接受一种全面的教育。由于他的学业优异，沙勿略22岁时已被任命为博韦学院亚里斯多德哲学讲师并被视为一名学者。

由于耶稣会把耶路撒冷当作自己的圣地，于是沙勿略于1536年离开巴黎前往威尼斯与先期已抵达此地的罗耀拉汇合，以便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但由于欧洲国家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使他们无法前往东方，于是1537年沙勿略又紧随罗耀拉的足迹来到罗马。

1540年，沙勿略成为耶稣会的首批传教士，奉教廷之命前往东方的印度、日本等地传教。历经8个月的艰难航行，1541年12月沙勿略抵达果阿。在他写给罗耀拉会长的信中，说果阿已经俨然是一座基督教化的城市，那里有一所培养当地土著传教士的学院。

沙勿略在科莫林角进行几个月的布道工作之后，他冷静地认识到，在印度要取得传教事业的成功，那将是任重而道远的。所以他要求罗马教廷要派一些具有善意和良好品德的传教士到印度来。

布道东亚

圣方济各·沙勿略东行传教(4张)

为了广泛了解东方传教事业的普遍进展情况，1545年底沙勿略来到马六甲一带。4个月后，他又到了安汶岛。在熟悉东南亚海域诸岛后，他开始将目光转向东亚。

1549年8月15日沙勿略带着其他两名修士、两名仆人和业已信奉天主教的安禄日踏上日本国土。在和日本人的接触中，他认为日本正是他寻求的实现天主教千年王国的理想之地，而且日本人是被发现土地上最为超群者。他们管教有方，品德优秀。沙勿略还在安禄日的帮助下用日语写了一份简略的祈祷书。只有掌握当地的语言，才能取得传教事业的进展。此点成为沙勿略东方传教策略的重要基点之一。

在日本传教过程中，沙勿略还发现影响传播基督福音的最大障碍是相当部分日本人信仰佛教。如果不能从教义上批驳佛教的主张，那么就不可能争取到日本人对基督教的尊重和皈依，也不可能赢得社会威信。

沙勿略已经认识到不批驳佛教学说就无法树立基督教的声望，要树立基督教的声望则要求派到东方的传教士不仅应当有一般的学问，而且应当懂科学。事实上，用西方的知识和科学来为传播基督教开辟道路已构成沙勿略东方传教策略的又一块基石。

日本是有着自己固有文化的国家。要想在日本取得传播基督教教义的成功，沙勿略特别总结到，传教士们应对当地的文化要有所适应。而这一点正是沙勿略东方传教策略的核心思想。

西洋画中的沙勿略

罗耀拉委派沙勿略作为“教宗特使”前往东方传教，其目的之一，也就是希望沙勿略通过在东方的宣教活动能使“适应”策略系统化并突出其可实施性。而沙勿略的历史功绩也就在于为“适应”策略确立了一系列如前所述的原则。沙勿略为“适应”策略所确立的那些原则是否能适用于东方国家尚待在实践中来检验。

1551年11月20日，沙勿略重返印度。这期间他又开始思索一个新问题，即中国的基督教化问题。在日本，沙勿略开始认识到日本的文化深受中国的影响。而中国则是一个物产丰富，文明昌盛的国度。因此沙勿略萌生了到中国传播福音的想法。 [1] 

当时，外国传教士要进入中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除了官方正式派遣的使节外，中国禁止一切外国人进入。沙勿略在印度组织一个赴中国使团——只要能获准进入中国，参见皇帝，就可以在中国传教了。在商人朋友的帮助下，他很快组织了一个赴中国的使团。1552年4月，他离开印度果阿。但事情远没有预期的那么顺利，抵达马六甲时，使团被扣留下来，沙勿略的计划失败了。

进入中国

失败反而更坚定了沙勿略进入中国的决心，他把距离中国海岸很近的上川岛作为基地，开始探索新的入境方法。1552年8月沙勿略乘“圣十字”号抵达距广州30海里的中国上川岛。当时该岛为葡萄牙商人与中国沿海居民进行走私贸易的据点。沙勿略抵达上川岛后已开始认识到明朝政府对外国人入境实行严格的控制，到中国传教形势十分严峻。但这并没有动摇沙勿略到中国内陆传播福音的决心。他一方面精心安排秘密潜入中国内地的计划，同时考虑好了一旦他拟议中的计划不能实行时的应急措施，即于次年当暹罗向中国派出进贡使团时，他想谋求一个席位与该国使团一起进京。 [2] 

不幸去世

1552年，他经过千辛万苦找到了船到中国，却不幸染上疟疾，病入膏肓，最后他在靠近中国沿岸一个人迹稀少的上川岛登陆。由于缺乏医药，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终于在12月3日逝世，享年46岁。他后来被安葬在印度，1662年被教会列为圣徒，他的墓地也成为朝拜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