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革命，热爱祖国

　　扶青先生在日本留学时，眼看着祖国受帝国主义侵略、国运日衰、人民困窘，忧愤满怀，遂于1917年与李峰、童贯贤、黄开山、马洗凡等人在东京创办“新中学会”。周恩来同志也是当时会员之一。扶青先生还把他在东京借宿的房舍命名“新中寄庐”。“新中学会”主张把中国改造成独立、民主、富强的新国家。刚成立时，“新中学会”以天津南开、法政的留学生为多，后来发展国内各大学以及留德、法、英等各国留学生五十余人，并出版会刊，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政治团体。
　　为给“新中学会”筹集经费，杨扶青先生于1920年招股金20多万元，创办“新中罐头公司”并任经理，并得到李大钊和周恩来的支持。该公司以“赤心”商标并作为公司职工的徽章。公司经营了18年之久，几经军阀混战、股匪骚扰，勉强维持到七·七事变后始告结束。该公司在经营期间，对发展民族工业、抵制日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从物质上支持了我党的革命活动。
　　杨扶青先生在日留学时就与李大钊同志结为密友，对李大钊同志从事的革命活动非常关注，一再对李大钊同志讲，需要他的时候尽管说话。
　　1925年，李大钊同志接到通知，让他率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五次会议代表大会。但当时北方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十分紧张，扶青先生知道后马上解囊相助，使中共代表团得以顺利去苏联。后来，在北洋军阀搜捕李大钊同志的危急时刻，杨扶青先生冒着生命危险，利用他在昌黎的有利条件，亲自掩护李大钊同志脱离险境。
　　抗战胜利后，杨扶青先生任北平慈型工厂董事长（第二通用机械厂前身），该厂一直到北平解放前夕始终是刘仁同志领导下的中共华北局城工部一个重要联络点，许多人通过这个联络点到达解放区，杨扶青先生还通过个人关系及各种渠道向解放区输送了不少知识分子。杨扶青先生支持革命、热爱祖国在解放前是这样做的，解放后几十年也是一直这样做的！

扶助青年、培养人才

　　据说杨扶青先生原名“辅卿”，以后改为“扶青”，寓有扶植青年的意思，他一生中，确在这一方面花费了大量精力和金钱。
　　在昌黎新中公司时期，他看到学徒中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不论亲疏远近，便送到汇文中学（是当时唯一的一所中等学校）去上学，由中学到大家，甚至帮助出国留学深造的也不乏其人。抗战时期，杨先生在西南，通过李公朴、闻一多介绍并资助许多青年进入西南联大学习。杨扶青先生不光帮助青年求学，还引导青年走爱国之路。经他介绍到延安或解放区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不下几十人。杨扶青先生对自己介绍去延安的人非常关心，在重庆时就曾多次问过周恩来同志，经他介绍去延安的青年表现的怎么样……。

生活朴素，乐于助人

　　杨扶青先生慷慨大方、乐于助人的性格人所共知。他早年留学日本，在一起的几个人，有官费、也有自费的，他们的钱都是共用不分彼此。当时周恩来同志的经济情况比较困难，扶青先生便诸事节俭，到工厂实习增加收入并用节约下来的钱帮助周恩来同志。
　　杨先生在昌黎新中公司时的艰苦朴素的作风，对全体职工影响极大。他身为经理，但没一点特殊。他衣着朴素，住的是一般的宿舍，面积窄小，陈设简单，仅有一个木板床，铺盖也极简单，在他的影响下，有很多职工离开公司后也养成了艰苦朴素和不吸烟、不喝酒的良好习惯。
　　杨扶青先生常说：“一个人要办几个人的事，一个钱要当几个钱用。”他在水产部任副部长时，他的司机生活比较困难，每月发薪时，他都主动拿出20元钱送给司机。组织上要在卫生间里给他安一个澡盆，他说什么也不答应，总是到外面澡堂里洗澡；组织上给他每月30元钱，让他找一个服务员照顾他的生活，他坚决退回不要。
　　杨扶青先生一生中，凡是遇到朋友或同事有困难时，他总是慷慨相助，他每月工薪的三分之一都用到帮助同事或朋友上，所以凡是认识杨扶青先生的人，无不交口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