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纷纭说赖琏（2）

    赖琏回国后，本来是想找一份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不太顺利，但在此过程中，他认识了后来有“国民档第一清官”之称的石瑛，石瑛是国民档元老，他此时正准备去广州担任石井兵工厂的厂长，愿意带赖琏一起前往，赖琏遂同石瑛一起前往广州。但到达广州之后，石瑛遭到政敌攻击，无法就任兵工厂厂长，自然，赖琏的工作也就没有了着落，但赖琏就此与石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他还与石瑛在工作上有过密切的合作，此为后话，在此暂且不提。

    正当赖琏在广州一筹莫展的时候，他遇见了曾在纽约有过一面之缘的李范一，在李范一的介绍之下，认识了当时国民档组织部秘书吴倚沧，吴是梅县一带的客家人，也毕业于伊利诺大学，和赖琏可以说既是老乡又是同学。经吴倚沧介绍，赖琏认识了国民档组织部代理部长陈果夫，在组织部里当了一名干事，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办党”生涯。陈果夫和陈立夫后来一直是赖琏在政治上的靠山，有人把赖琏称之为CC派，虽然他一直否认，但陈氏兄弟在很多关键时刻帮过他，却是不争的事实。

    赖琏在回忆录一直强调自己只想做一名工程师，不想卷入政治当中，但从他实际的干活经历来看，他是不拒绝卷入政治的，相反，倒是干得有滋有味。这一时期，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末期，国共关系微妙，赖琏做的主要工作如下。

    其一，参与“清党”。所谓“清党”，是国民档右派清除在国民档机构内部的共厂档员，同时争取共厂档正在争取的对象，赖琏主要负责海外华侨的联系工作，同时负责妇女方面的工作，以致于有同事开玩笑说他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找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士做太太。吴倚沧在组织部办公点外面另外租了房子，每周召集赖琏等人召开三次秘密会议，商议如何对付共厂档。赖琏又秉承国民档组织部的命令，以训导主任的身份，办了一个党政训练所，招收了一百名各学校毕业的年轻人，培养了一批国民档员，输送到当时正在进行的北伐前线。

    1927年4月，国民档正式“清党”，一方面逮捕黄埔军校里的共厂档员，另一方面接管有大量共厂档员的总政治部。赖琏是接收总政治部的主要负责人。接受总政治部之后，赖琏被任命为秘书长，是总政治部的实际负责人，他进一步清除里面有共厂档嫌疑的人员，由于工作得力，得到了李济深的赞扬，得以主持总政治部7个月，后因宁汉分裂，蒋介石下野，张发奎回师广州而于1927年11月被迫离开广州。虽然如此，后来赖琏回忆这一段经历，仍然为自己身着军装，忽而出席国民大会演讲、忽而向工会和学生团体致词、忽而到省政府和北伐总司令部开会而得意不已。同时他也为国民档内部一些腐败的“事”和“人”感到愤恨不已，几十年后说起来依旧如此。

    其二，到广西南宁协助广西省主席黄绍竑整理党务，改组广西省国民档党部，清除了广西国民档里的共厂档员和有左翼倾向的人员。

    其三，协助李范一培养无线电专业人员。当时的北伐军各部队中，所使用的通讯方法，既陈旧又迟缓。李范一在美国研究的是无线电，因此，他向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建议建立无线电通讯网，建议立刻被蒋介石采纳。李范一得到命令后，第一件事情便要赖琏担任他的助手，着手无线电专业人员的训练。他们在天字码头租了一座楼房，招收有英文基础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四、五十人，称为军校高级班。赖琏除了作为李范一的助手之外，还担任了内燃机的教学，每天穿着上校军服讲课，派头十足。学生完成基本的训练后，即被派到前线工作，为北伐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这是我国军队使用无线电传达命令、交换情报的开始，也是赖琏一生之中一件很得意的事情。

在广州的一年多时间，是赖琏办党工作的开始，工作非常繁忙，但在赖琏看来，一点也不枯燥。工作之余，也有人为他介绍了一些广东姑娘，为他张罗对象。十六七岁的时候，赖琏曾娶了自己的一位表姐张瑞琴为妻，但这是父母安排的，赖琏本人并不愿意，后来他出国留学，归国后很长时间也不愿意回家。张瑞琴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在赖琏归国不久后就因忧郁而去世了。现在有人介绍对象，赖琏也就和这些姑娘有时去看看电影。那时的电影都是美国默片，但赖琏却像是在看有声电影一样，因为每次放电影时，在荧幕的旁边，都坐着一位声若洪钟、指手划脚的传译员，他把电影情节和字幕，从英文翻译成粤语，有时添油加醋、眉飞色舞，有时文不对题，胡说八道，赖琏看得哈哈大笑，而身边的广东姑娘却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渐渐的赖琏也觉得这样挺好，因为他就此学会了日常通用的广东话，可以和那些既不会说英语也不说普通话的广东姑娘进行交流。虽然电影看得这么愉快，但赖琏并没有和这些广东姑娘中的任何一位结成姻缘，倒是后来在南京工作时，娶了杭州籍女士陈杏秋为妻。

4

    赖琏第二次“办党”开始于1928年，当时蒋介石在南京办了一个组织庞大的军官团，把从第一届到第五届毕业的部分黄埔军校毕业生接纳为学员，目的是让他们在被委以军事重任之前，多读军事书籍，加强政治教育，统一思想。学员有一千多人，蒋介石亲任军官团团长，赖琏的老友程天放为政治部的主任教官，在程天放的引荐下，赖琏在其中担任了政治教官兼组织科长，主要工作是教授三民主义理论，与此同时，赖琏还兼任了国民档中央政治学院的“三民主义”教授。

    这时的赖琏，已经完全抛弃了“书生不问政治”的观念，在从政方面没有什么心理上的障碍了。他积极参与了南京市党部的竞选，并当选为南京市党部的执行委员，后又当选为全国代表大会的南京市代表，并参与中央委员的竞选。不过可惜的是，他第一次竞选中央委员失败了，原因是由于国民档内部的派系斗争，赖琏被认为是胡汉民一派（后文有详叙，此处不提），又被认为是CC派，遭到了政敌的反对，戴季陶就说“赖琏还是个小孩子”。最后结果是，赖琏所得一百五十多票被认为半数是废票，他也因此没有当上中央委员。直到1936年，随着自己政治资本的增加，经陈立夫和陈果夫的支持，在国民档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赖琏才当上中央委员。

当上中央委员的赖琏一开始无事可做，被陈诚讥讽为“闲散中委”，但不久后，他就有了任务：以特派委员的身份到湖南整理党务，解决湖南地方上的党争。他在湖南工作了两年多，七七事变后，湖南省政府改组，何健辞去省主席职务，张治中接任，赖琏借机辞去在湖南的工作，经贵州到了陪都重庆。何健和张治中二人，赖琏比较认可何健，对张治中则大加指责，这主要是因为后来张治中和中国共厂档走到了一起，从赖琏的政治立场来看，这是不可原谅的，加之抗战期间的长沙大火，赖琏认为是张治中的过错，他这个在湖南长沙长大的人，对张治中没有好评价，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在湖南，赖琏见了投敌前的汪精卫一次，值得一记。1938年，国民档在武汉举行了一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抗战方针。会议结束后，汪精卫和妻子陈璧君带着一大帮随从到了长沙，张治中和赖琏负责接待。汪精卫在长沙住了几天，发表了一些演讲，还去了南岳衡山一趟，在南岳汪精卫做了几首“抵抗强敌、力争自由”的七言诗，并手书了几首送给张治中、赖琏和一些僧侣。在汪精卫离开的前两天，赖琏和夫人陈杏秋设宴送别，席间汪精卫知道陈杏秋是杭州人，就开玩笑说“你那美丽的杭州，居然出了王克敏那样的大汉奸。”王克敏，杭州人，曾三度出任北洋政府中财政部长，七七事变后，他成为日本在北平扶植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京）”的行政委员长。汪精卫还提到了一个名叫陈群的汉奸，说他过去是国民档员，还跟随胡汉民做过事，他真为国民档惭愧。陈群，国民档元老，北伐战争时期担任过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后担任过内政部政务次长，1938年3月，在南京成立的日伪“维新政府”里，陈群出任伪“行政院内政部长”，9月，任北平伪“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委员”。世事真难预料，汪精卫当时大骂汉奸，谁知仅仅一年之后，他自己却做了最大的汉奸，王克敏和陈群都做了他的部下。

    自长沙到重庆后不久，赖琏即被派往西北工作，担任了国立西北工学院院长和国立西北大学校长，一干就是六年多时间。在西北的工作结束后，他当了不到一年的教育次长，即被委任为国民档中央海外部副部长。当时，他联合几位比较年轻的中央委员，发起了“党政革新运动”，鼓动增加几位中央常委的名额，安排自己人进去，进行政治革新，但此举遭到了多数年老委员的反对，最后蒋介石出面，在庐山把赖琏等人严厉训斥了一顿。此后，赖琏被派往海外工作，从此结束了他的“办党”生涯。

5

    在赖琏的政治生涯中，他做过几年的市政工作，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担任过三年南京市政府秘书长，还担任过连云市建市筹备组组长，连云市，就是现在的连云港市。此两件事情，鲜为人知，在此一叙。

    此事须得从赖琏的伯乐石瑛说起。虽然当年石瑛把赖琏带到广州，进石井兵工厂工作一事未成，但当赖琏自广州回到上海之后，石瑛正在上海兵工厂担任厂长，赖琏找到他之后，石瑛即对赖琏委以重任，请他担任工程师和自己的主要助手，实际上兵工厂的日常工作是由赖琏主持的。后蒋介石派另外的人接管兵工厂，石瑛挂职而去，赖琏亦同石瑛共进退。1932年，石瑛出任国民政府南京市市长，又把赖琏任命为秘书长，协助自己工作，石瑛身体多病，赖琏多次执行代理市长的职责。

    在南京市政府工作三年，赖琏和石瑛一起，对南京的市政建设做出了贡献，修了多条马路，完成了自来水工程，开始了地下水管道的改造，兴办平民小本贷款，建起了多所学校，加强了私立学校的建设，又在城北创立了新住宅区，并在下关建了租价低廉的平民公寓等。这其中，最后一件事情办得尤为艰难。当时下关地区江边的好地段，基本上都为英日洋行所占领，市政府要在那里修马路盖房子，自然要和英日侨民的利益发生冲突，英日依据不平等条约，很不讲理，更不尊重中国的法令，国民档南京市政府费了众多周折，总算把江边的土地收回，在此过程中，石瑛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强烈刺激。某日，英国领事来市政府拜访石瑛，张口就是英语，石瑛以中文对之，英国领事听不懂，并说知道市长曾留学英国擅长英语。石瑛回答：“你和中国政府办交涉，就应该说中国话，你不懂，下次带翻译来。”说完拂袖而去，弄得英国领事好不尴尬，最后找外交部当局做交涉，此事才收场，自此以后，南京的英国商人，不敢再故意刁难南京市政府。又一次，南京举行航空演习，石瑛看到日本领事竟然来参观，就以极为严厉的口气当面加以申斥，说：“我们的防空演习，就是针对你们的，你们怎么有资格来参观！”日本领事面红耳赤离开，从此不敢再来市政府见石瑛，凡有公事接洽，先找赖琏，由其先为之转达。1935年，日本《朝日新闻》访华代表团抵南京，汪精卫令市政府官员亲往机场迎接，石瑛以有辱国格，愤而辞去南京市市长职务，赖琏亦随之辞去市政府工作。石瑛于1941年12月病逝于重庆。

    赖琏辞去南京市政府的工作之后，当时江苏省主席陈果夫即在镇江召见他，谈了建设连云市的事情。当时，陈果夫按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中的精神，想把江苏省的东海、灌云二县合并，依着海岸建起一个南比上海、北比青岛的大城市。这里本来就是陇海铁路的东起点，建成后，将来陇海铁路将继续向西延展，由江苏、河南、陕西三省，经过甘肃和新疆，和西伯利亚铁路相连，可以达到欧洲腹地的德国，那样就把太平洋和大西洋连接了起来，不但商业价值很大，而且军事意义尤为深远。陈果夫原来和赖琏一起工作过，现在又知道他有市政工作经验，而且手下有一大批工程技术人才，因此便把建设连云市的重任委托给了他，嘱其立即开始筹备工作。

    赖琏接受任务后，先是罗织一批市政工程的专家作为筹备组的负责人。如工务组主任严宏桂，曾经留学美国，专攻土木及水利工程，且分别担任过青岛和南京的工务局长。主持地政的张丕介曾经在德国研究过土地问题，主持民政的徐佛观是刚从日本归国的军事专家。筹备组的成员约30人，大家怀抱着“开辟新天地，建设一个我国史无前例，最伟大，最现代化的新都市”的美好理想投入到了连云市的勘测、规划、建章立制的工作中。

    为解决经费问题，赖琏多次拜会陇海铁路办事处负责人钱宗泽、两淮盐运史缪秋杰以及当地的一些绅士，宣传连云设市的重要意义，并请求他们在经费方面的支持。其中，缪秋杰表示大力支持，他认为连云市建立后，国家的盐税收入便可增加好几倍。

    赖琏多次考察东西连岛、港口码头、大桅尖、铁路沿线、盐场滩涂、临洪河口，为连云市的城市规划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筹备组在最初的一两个月，就在民政上创制了重要的法规，训练了警卫队，建立了预算系统和会计制度，预计一年的土地测量工作，不到六个月即告竣。经过艰苦的工作，形成了一个完备的建市规划。

    赖琏在建市工作报告中有两件事值得称道：一是连云市的规划设想，提出老窑为港区，墟沟为住宅风景区，大浦为工业区，黄九埝一带为市政中心和商业区。这个规划，七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仍不失为远见。二就是土地法规的制定。当时，连云港口尚未建成，地域经济很不发达，上海和香港的资本家也因时局不稳不敢来连云港买地皮，根据这种情况，筹备处制定了符合连云港实际的土地行政法规。大概内容是：市区内土地经地主报价后，政府发行同额的地价券，将全市土地收买过来。这些土地待建港完成、商贸发展后，地价必然上涨，然后再由政府卖出。这样，除可还清地价券外，增盈部分用来成立市政府和市政建设经费。这正是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思想的一种体现。

    可惜，最终连云建市的计划没有实际执行，被封存入档案，用赖琏的话说便是“做了一场美梦”。究其原因，一是资金不到位，虽然缪秋杰表示愿意将部分盐税收入投入连云市的建设当中，但国民政府并不批准，国家盐税除了上缴国库的那一部分之外，还要供养财政部长宋子文在徐海地区的上万名税警；二是时局动荡，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国民政府没有精力来建设这么一个大城市，军事部门也认为在是国防要地的连云港建起一个新城市，恐怕对国防无补，示意陈果夫停止连云市的建市计划。由此，连云市建市计划夭折。

    连云市虽然没有建成，但那一段时间，却是赖琏在精神上非常愉快的两年，他常常在下班后和同事一起在海边流连，不是下海游泳，便是在海边捡小石头和贝壳。有时他在办公楼上远眺远山，心驰神往，并多次攀爬那里的云台山。连云这个名字，就是从东西连岛和云台山而得来的。在政治上，赖琏有另外一个收获，从此他密切了和陈果夫的关系，在前文提过的赖琏1936年竞选中央委员的这件事情上，陈果夫就出力颇多。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连云市正式建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属山东鲁中南行署，先称新海连特区后称新海连市。1953年1月1日起划入江苏省，归徐州专署管辖，1961年新海连市更名为连云港市，1962年为江苏省直辖市。1983年，江苏省将原徐州地区的赣榆、东海、灌云3县划归连云港市；1996年江苏省又将灌南县划归连云港市，辖四县四区。2001年行政区划调整撤销云台区，现辖东海县、赣榆县、灌云县、灌南县、新浦区、海州区、连云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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