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学学生战斗在一二·九运动中

牛宝印 写于1984年10月

　　北洋大学（后改称北洋工学院，文中统称北洋大学）坐落在天津北郊北运河畔，始建于1895年（清光绪21年），是我国最早的一所国立大学。她历史悠久，素以校风淳朴，治学严谨，成绩优异而闻名国内外。她的校训是“实事求是”，学生不仅刻苦读书，而且具有关心国家大事和高度的爱国热忱，在中国青年学生运动史上有着光辉的历程。

　　五四运动的骨干人物、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张太雷（在校名张曾让），就是北洋大学法科学生。北洋大学学生继承了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党在北洋大学一直坚持着革命活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曾在北洋大学师生中掀起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代理院长王季绪进行绝食斗争，并通电全国要求民国党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全体学生怀着强烈的抗日要求，奔赴南京请愿，全国为之震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北洋大学学生是平津学生运动的主要力量之一，校内地下党员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员，在党的指引下坚定地团结校内师生员工的大多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深入农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七·七”事变爆发后，北洋大学许多同学走上抗日战场，投入武装斗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在不同的岗位上，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

　　我们几个人，当时都是北洋大学学生，今天，仅就我们亲身的经历，编写了这份“一二·九”运动前后北洋大学学运资料。时隔四十多年，难免有遗漏和错误之处，欢迎批评、修正、补充。

　　一、“九·一八”事变后北洋大学师生掀引了反日浪潮

　　“九·一八”事变时，北洋大学本科有土木、矿冶、机械等三个系，两个予科班（即高中班），学生共500多人。他们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深受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刻苦读书，努力学习工程技术知识，怀着将来做出一番事业，救国救民的抱负。但在1931年秋，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军大举入侵东北，而我守土有责的国防军却奉命执行所谓的“不抵抗主义”，迅速溃退，一日千里！东北的大好河山沦亡，千百万父老兄弟遭受蹂躏。亡国的危险威胁着每一个中国人。北洋大学的师生们对日军的入侵和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极为愤怒。机械系老教授、教务长兼代理院长王季绪率先行动，通电全国呼吁民国党政府出兵抗日，并毅然绝食。消息传出，天津和全国各大报纸都发表了消息或社论，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函电表示支持、同情和慰问。王教授的义举，轰动了全国。但是，王季绪的爱国行动，政府毫无反响。同学群情激愤，各班纷纷组织抗日救国委员会。学生自治会根据同学要求，召开全体师生大会，通过了赴南京请愿的决议。11月7日晨，同学们集合在操场上准备出发。金仲文教授认为请愿不会有结果，劝同学不要去请愿。但没有说服大家。在这种情况下，金教授决定随同学们共赴南京。请愿的队伍奔赴天津北站，得到了兼任北宁铁路局副局长的张润田教授（当时也是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的热心帮助。后来张润田教授被日寇逮捕，光荣殉国。

　　南下的队伍一路上几度受到民国党地方当局的阻挠，经过许多斗争，终于到达浦口。当时民国党交通部部长曾养甫，以北洋老同学的身份，出面劝说同学返校，“安心读书”。但同学们不为所动，坚持过江去南京，要蒋介石亲自接见，答复抗日救国的要求！到了南京，住在中央大学。蒋介石被迫在南京市民国党部礼堂接见了同学。他在所谓“训话”中说什么“国家大事政府自有办法，不要同学们管”，要大家回校读书。他用“读书救国论”来掩盖投降卖国的可耻行经，引起同学们极大的不满。同学们的请愿活动未得到什么结果，就要求上街旅行示为，以唤起民众，但因为民国党当局的阻挠，学生会的负责人李颂琛也极力劝阻而未果。同学们怀着失望、抑郁和愤慨的心情，被送上火车北返了。回到天津时，正赶上“天津事变”的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者为搞“华北自治”的阴谋制造借口，正在天津组织大批日本浪人，雇佣成千的地痞流氓，手持刀抢棍棒，冲出日本租界，在天津市区闹事。他们阻断交通，强占机关、学校，抢劫商店、民户，弓虽女干妇女，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日本在津驻屯军也出动演习，互相配合，天津市区，一时陷入恐怖世界。各学校被迫停课，北洋大学校当局为了同学们的“安全”，临时租用了法租界的“大陆货栈”作为同学们的临时避难所，同学们从残酷的现实中更加觉醒起来。

　　二、组织进步团体，开展读书和抗日救亡活动

　　大家认识到征服全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妥协退让是蒋介石民国党政府的既定国策，因此抗日救亡，不能指望民国党，只能指望共产党，只能依靠广大群众的觉醒和团结。华北形势在恶化，抗日救亡的要求更加迫切。同学们忧心国家大事、民族利益和前途。不少同学组织进步团体，阅读进步报刊和社会科学书籍，探索挽救国家危亡和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

　　1932年秋季开学后，来了不少新同学，其中有不少思想进步的青年。加上原有的各班的进步同学，反帝爱国主义的力量增强了，进步团体有了发展，如：“荒火社”、“世界语学习班”、“新文字学习班”、“英语会话会”、“演说辩论会”等。这些团体都是以进步同学为骨干，以读书、研究为号召组织起来的，起着自我教育，传播进步思想，联络同学，积蓄和扩大进步力量的作用。从“九一八”事变后，北洋同学还以开展宣传进行募捐和劳军等形式，支持马占山抗日武装斗争，支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支援二十九军的喜峰口抗战，支援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的察北抗战。同时还以各种形式进行宣传活动，抵制日货、开展反对日军武装走私的斗争。

　　在这个时期，北洋有了新兴社会主义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的组织和活动，成员赵庭良、赵仲池、郭佩珊、张祖舜等人，成了进步力量活动的核心。在抗日救亡活动的基础上，党在北洋大学发展了党员，1933年被吸收入党的有：赵庭良、郭佩珊、孙亚藩（陈池）、魏海（魏达展）、张祖舜等。北洋大学的学生自治会恢复了活动，领导成员大部分是同学中的积极分子，如刘锡珍、郭佩珊、黄诚、苗天瑞等。1933年秋自治会领导了反对校当局取消贷书制的斗争。

　　1932年6月，蒋介石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卖国政策，发动了第四次“围剿”。为了拼凑内战经费，不惜削减教育经费，院长李书田追随民国党的反动政策，不顾同学们的切身利益，宣布取消贷书制。贷书制就是学生在学习期间使用的课本、仪器都由学校借给，到学生毕业时愿意继续使用者，折价卖下来，否则将所借书籍、仪器归还给学校。这一制度在北洋大学已实行多年。1933年秋季开学以后，26年班派出代表向校当局交涉恢复贷书制，遭到李书田的无理拒绝，而总务长雷宝华竟说什么“愿意念的就念，不愿意念就滚蛋”，激怒了全班同学，整队找到院长李书田，要求雷宝华赔礼道歉，同时恢复贷书制。学生自治会立即组织同学支援这个斗争。李书田不但不接受同学的要求，反而捏造罪名，向天津市公安局诬告学生中有“共产党”。当天夜晚，学校当局作内应，向市里召来保安队和武装军警250人，包围了学生宿舍，宣布解散26年班，强行驱逐离校，听候甄别。并张榜开除赵庭良、杨戊生（魏东明）、周健、陈德昂等19人。事件发生后，学生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动员各班准备采取统一行动，并串联积极分子，酝酿罢课支授26年班同学，进一步开展恢复贷书制的斗争。校当局为了破坏学生运动，由注册课主任崔诵芬用金钱收买、分化学生会领导，遭到当时学生会的负责人郭佩珊公开揭露。校当局采取高压手段，开除了学生会负责人和进步同学郭佩珊、黄诚、刘锡珍等人，全院师生被迫举行罢课，李书田不得不收回了对15个同学的开除令，答应恢复贷书制。但对赵庭良、杨戊生、周健、陈德昂等四个同学仍坚持开除。同学们经过这场斗争，进一步认清了学校当局的反动面目，同时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懂得了斗争中必须采取的策略。

　　1934年，地下党员魏海同学被捕，孙亚藩也不得不离开学校。暑假期间，学校又秘密开除了吴承明、张祖舜、苗天瑞、周永升等同学。学校进步力量遭到打击迫害，自治会活动也受到挫折。可是，由于进步同学与同学们有密切联系，1935年冬在各班选举代表和学生自治会领导成员中，进步同学仍然占着主导地位，在尔后的“一二·九”运动中成为骨干力量。

　　“九·一八”事变，日寇步步进逼，又侵占山海关、承德等地，兵临长城各口，蒋介石政府步步退让，于1933年5月31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使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和热河合法化。1934年，日本务外省公然叫嚣日本是亚洲的“主人”，是中国的“保护者”。1935年6月，蒋介石政府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日军增兵华北，同时收买汉奸、地痞、流氓、策划所谓“华北五省自治”，1935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蒋介石政府竟于12月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的需要。天津是日军侵略华北大本营，日军横行霸道，同时，大量走私。在天津街头经常出现所谓“自治请愿团”，亡国大祸迫在眉睫！

　　值此严重关头，党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团结一致，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号召。11月11日，平津十个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表《为抗日救国争取自由的宣言》，预示着新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

　　三、站在天津“一二·一八”大示为前列的北洋同学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冲破了民国党反动政府的禁令，举行了英勇的“一二·九”抗日救国大示为。消息传到北洋大学，同学们心情极为振奋，学生自治会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响应北平同学的行动，派人到北平和天津各院校联系。正在酝酿组织之际，北平同学又举行了规模更大的“一二·一六”抗日救亡示为旅行。天津法商学院的杨秀峰教授，通过法商学院学生朱光、郝金贵等到各大中学进行联络和组织，共同议定于12月18日，天津各校举行示为大旅行，对天津学生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的示为旅行起了推动作用。旅行的主要口号是“达到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反对华北五省自治”。事先商量好北洋大学和法商学院两校队伍在小王庄汇合。12月18日早晨，北洋同学300多人到小王庄附近，同法商队伍汇合后，一起到黄纬路和河北工学院，接着同河北女师学院、河北第一师范、扶轮中学、觉民中学等校的学生队伍，汇成了河北区的旅行大军，沿大经路向金钢桥进发，准备通过金钢桥和南路由南开大学、南开中学、中西女中、三八女中、汇文中学等组成的旅行队伍汇合，进入市中心进行旅行示为。

　　南北两路旅行队伍到了金钢桥，受到了军警的阻拦。为了突破封锁，桥南桥北的旅行队伍奋力冲击。北洋同学在北路队伍的前面，一方面奋不顾身地向守军冲击，一方面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宣传抗日救亡道理，终于感染了守桥部队，他们把抢竖起来紧紧的抱在怀里，让出了一条通道，南北两路旅行大军在桥上汇合后一齐奔向市区。旅行队伍吸引了很多市民和店员，在官银号、大胡同的街道两旁，楼上楼下站满了人。有时旅行队伍停下来，向群众作宣传。队伍经北马路，穿旧城，转向西马路，沿途很多市民、店员、工人在两旁随着旅行队伍前进。队伍最后在南开中学集合，开了大会，决定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简称天津学联）。选出法商学院、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的代表为“学联”常委。

　　天津学联成立不久，又成立了平津学生联合会（简称平津学联）。从此，北平、天津两地的学生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声威益振，在全国有很大影响。

    四、踊跃参加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

　　平津学生反日旅行大示为，震惊中外。民国党反动政府对学生运动除实行镇压外，还采用了提前放假的办法，涣散学生队伍。党的对策是组织平津学生深入农村，扩大宣传。由北平同学们组成三个团，即第一、第二、第三团，天津同学组成第四团。约定1月初分别从北平和天津出发，最后在河北省固安县汇合。天津学联将决定传达给各学校后，北洋学生会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进行动员，得到同学们的热烈拥护，决定除留守人员和应届毕业的同学外，在校同学一律参加，人数约250人左右，按年级编队组成四个大队，大队下设小队，于1月1日早晨出发。由于这一行动被天津当局得知，派了大批军警封锁了市区内的学校，致使绝大多数学校的同学未能出来。北洋离市区中心较远，当时来的军警只把住学校大门和北运河大桥，同学们机智地从宿舍后门走出，越过结了冰的北运河，向西北方向进发。加入北洋大学南下宣传队伍一起行进的天津同学，只有法商学院四位同学（其中有朱光、庄金林、王民生等），和汇文中学的两个同学（其中有姚大衡），组成了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的第四团。行进的路线是武清县、安次县、永清县和固安县。在行进中对沿途村庄的农民进行宣传。一进村庄就给群众唱抗日救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以及“中华民国二十年哪，九月十八那一天哪，关东起狼烟”，“二月里来龙抬头，宋哲元坐了外交楼，几千里地都归洋人管”等歌曲，深受农民的欢迎。结合农民遭受的压迫剥削，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中国人民当亡国奴的大祸就要临头，揭露蒋介石政府实行投降卖国政策，号召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救亡图存，收到较好的效果。

　　大队到了皇后店，受到当地农民和小学教师的热烈欢迎。次日召开了群众大会，群众情绪激昂，连警察都表示同情。接着，向安次进发，安次县长开始拒绝大队入城，经据理力争，始允进城，在西关小学住宿。第二天在安次城郊作了抗日宣传。以后，大队过永清县境，于七日到达固安县，和从北平来的同学们汇合在一起。

　　这一星期的农村宣传旅行，是对全体同学一个极为严峻的考验。时当数九寒天，千里冰封，狂风怒吼，同学们步行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没有后勤支援，不仅百天吃不到饭，连热水也喝不上。晚上挤着睡在破庙里或学校教室里的干草铺上，大家硬是挺了下来。

　　平、津同学同时来到了固安，把固安县长吓坏了，他紧紧地关上城门，如临大敌。大家只好在城关活动。北洋同学住在南关外，他们在那里遇上了原来北洋老同学吴承明和杨戊生等。他们是在1933年和1934年同校当局的反动措施进行斗争时被开除的。这次又在抗日救亡的革命活动中汇合在一起了，大家格外亲热兴奋。还在燕京大学的队伍中见到一个穿兰色长袍、留着小胡子的外国人。

　　第二天上午，平津各团的同学在北关召开大会，讨论通过宣言时，对“达到日本帝国主义”还是“达到一切帝国主义”两个口号，发生了争论，最后还是统一采用前者，而否定了后者。大会还响应党的“团结一致，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号召，通过了一个号召团结抗日的宣言。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在固安停留三天之后，决定继续南下。在北洋的同学开会讨论时得到消息，院长李书田竟乘同学们南下宣传之机，指派26班学生孙伟东冒充北洋同学的代表，跟李书田到南京去“晋见”蒋介石。同时，北洋学生南下宣传原计划到固安县为止，现在大队人马继续南下有许多实际困难，经过讨论，最后决定派张多疆（丁仲文）、陈？德（陈志远）、林心贤、孙景芳、刘讷、冯有申、于奇（于大章）、马克昌、高不危等十人随北平同学继续南下，其余的同学由固安经廊坊返校。回到学校的时间是1月12日。南下的同学除北洋大学的外，还有法商的朱光、庄金林，汇文中学的姚大衡等，共十几个人，编成一个小队，由孙景芳任小队长，合并在北洋第三团（主要是北大、师大、东北大学）。大队到达霸县后，得知第二团被特务包围，即停止前进，决定回师支援。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到达大兴镇附近时，二团的同学已经突破包围，分散到了一团或三团。三团就地修整一天之后，翌日和二团的部分同学一起继续南下，两天之后到达保定，顺利地进了城，整队沿街旅行，走遍了大街小巷，最后集中在河北省政府前，高呼“达到日本帝国主义”、“反动冀察政委会”等口号，开展了宣传活动。

　　1月22日，军警包围了住在保定同仁中学的同学，声称奉令要在次日拂晓押解全体同学回北平。同学们连夜开会商讨对策，同学们认为，先进青年应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得到大家的拥护。北洋学生张多疆提议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光”），当场一致同意。次日拂晓，同学们被军警押上铁闷上车（货运车），大家席地而坐，无水无饭，既冻且饿，苦不堪言！只在中途停车时开过一次车门，让大家上厕所，完全形同囚犯。车运行了十一个小时，早晨五点上车，下午四点才到西便门。

　　同学们一出闷子车，立即被武装人员层层包围，分别按学校一一点交验收，用车子拉走。天津的同学们由北大同学接到马神庙北大三院的新红楼住下后，平津南下宣传团召开了各团代表会议，通过了在保定的创议。“民先”正式诞生了。

　　天津的同学在北平受到北大学生自治会和同学们的欢迎，举行了座谈会，还在东来顺请吃饭。战斗的友谊鼓励着大家前进。杨秀峰教授在他北平寓所接见并设宴招待了天津同学们，鼓励大家“坚持统一战线方针，团结抗日”，大家受到一次统一战线方针的教育，陈？德同学即席用在南下宣传团所见到农民受压迫和剥削的残酷事实，说明对外抗日和对内实行民主必须相辅相成，得到杨秀峰教授的鼓励，约定以后大家在天津密切联系。

　　五、反对院长李书田破坏学生运动

　　“一二·九”运动的发展使蒋介石坐立不安，于1935年寒假，命令各校当局分别率领学生代表进京“聆训”。平津学联决定抵制蒋介石的命令。北洋学生会也决定不派代表去“聆训”，并通知了校当局，也得到了许诺。可是李书田竟乘同学们南下宣传之机，收买、指派26年班土木工程系学生孙伟东冒充北洋同学的代表，跟着他进京“聆训”。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的北洋同学听到后，一致要求给李、孙二人以严厉的教训。到了固安县后，就决定抽一部分骨干分子随大部分同学返校，弄清情况，提出对策。1月30日，随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到保定的十位同学也返校了。第二天，学生会召集全体在校同学开会，欢迎慰问南下宣传胜利回来的十位同学，同时讨论对李书田破坏学生运动的对策。大会决定对李书田破坏学运提出坑议，不承认孙伟东是学生代表，并要求开除其学籍。孙伟东畏惧同学们的谴责，从南京回津后，未敢返校。同学们在情绪高度激昂之际，涌到孙的宿舍，将其所有什物抛至校体育馆外的旱冰场上，浇上煤油付之一炬。李书田看到烧毁孙伟东的衣物书籍，即以此为借口，向天津市公安局诬告北洋大学里有共产党进行纵火破坏，还向公安局提供了黑名单。当天午夜，几百保安队和侦缉队队员将学生宿舍团团围住，由校注册课主任兼斋务课主任崔诵芬带领，按名单逐屋搜捕。被惊醒的在校同学，纷纷起床，质问军警为什么捕人，正好碰上崔诵芬。林心贤同学质问她，她无言可对。同学们就把她打了一顿，使军警的搜捕未能进行到底，就勿勿收场，慌慌张张地把被捕的同学押上卡车开走了。同学们到校办公楼找李书田，他早已溜走。在另一间屋子里的桌子底下找到秘书长兼训导长徐泽昆，把他也痛打一顿。

　　这次被捕的同学，绝大部分是学运骨十，有徐瑞恩（徐达本）、陈？德、刘莹、刘天民、张善臻、冯有申、王从善、历润生、王拭、吴炳？、孙秉渊等十几人。由于发生在2月1日，我们就叫它为“二·一”事件。被捕的同学先是押在东马路的一个拘留所里。狱卒以同情的口吻问：你们是爱国犯吧”！被捕的同学抓住这个机会向他们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拂晓又被押送到公安局院内的牢房里。

　　为了将校内英勇斗争的真实情况告诉被捕同学，学生会决定派林心贤等同学为代表到公安局探视被捕同学。此举得到教务长方遐周教授的支持，他陪同学生代表前往公安局，并表示和同学共安危。“二·一”事件发生后，学生会派马龙翔、吴威荪到北平学联联系，得到北平学联热情支持。当时接头的是姚依林同志，他听了马、吴两同学的情况报告后，立即起草声援北洋学生的生明，很快就登了报。学生会还派人同天津各大报社联系，也得到报刊舆论的支持。

　　逮捕事件发生后，学生会立即找26年班同学马士杰，通过他找他正在天津市公安局任审讯科长的父亲，请求帮助。这位马科长是一位爱国和富有正义感的人，表示同情被捕同学，立即把他们从牢房里请出来，到他审讯科办公室休息、吃早点和看报。

　　下午，在经过逐个简单的讯问后，马科长即正式宣布所有被捕的同学无罪，并认定是李书田为诬告。他和同学们谈话时，在谈到日军的步步进逼和国事日非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在谈到李书田竟以院长身份诬陷自己的学生时，表示骇怪。当天傍晚，李书田被召到公安局，当面宣布学生无罪释放。同学们回到学校时，李书田派人在大门口等候，说是“李院长在办公楼会客室设茶点招待你们”，遭到同学们的断然拒绝！

　　“二·一”事件后，被捕同学胜利返校，学生会决定开展驱逐李书田的斗争。李书田得到民国党教育部的支持，他不敢来院，在校外指挥镇压学运。学生会为了保护学校秩序，建立了纠察队，日夜进行守护和巡逻。1936年2月中旬，民国党政府教育部派孙国封来津处理，孙到津之初，气势汹汹，声言要将北洋大学停办。北洋大学在津校友和在校教授关心母校的前途，积极协助调处。不少校友和教授同情学生的正义要求，如教务长方遐周教授就支持学生的意见，迫使教育部孙国封和李书田终于答应了：1．不开除学生；2．教育部于1936年暑期将李书田调离北洋大学！3．孙伟东不再回校。经学生召开大会讨论，决定在上述条件得到孙国封和天津校友保证的情况下，同意李书田返校办公，正式复课。这场斗争经历了五十多天，到3月下旬胜利地告一段落。

　　六、“民先”在北洋大学诞生

　　1936年2月上旬，有二十多个青年学生，在北洋大学的一间屋子里开会，宣告了北洋大学民族革命先锋队的诞生。这次会议即成立大会。大家充满豪情斗志，唱国际歌，在共同的政治目标下团结的更加紧密。“民先”设队长、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下设小队和小队长。当时除了南下宣传去过保定的同学张多疆、陈？德、林心贤、孙景芳、刘讷、冯有申、于奇、马克昌以外，还有徐瑞恩、付景洪、朱树荣、刘莹、王从善、曲圭善（曲介甫）、张沛（童铣）、邹高清（袁心湖）、钱万生（宗群）、牛宝印、孙洞等近二十多人。正副队长为冯有申、马克昌，马克昌兼组织委员，宣传委员邹高清。负责北洋“民先”队参加天津“民先”和天津学联工作的为徐瑞恩、张多疆、刘讷。“民先”建立后，很注意政治思想工作，除领导学生会出版《北洋学生》外，“民先”队部还出版了《民众周报》。

　　北洋同学驱李运动结束后，迎来了1936年的春假。市内各校很多同学借春假到西沽看桃花的机会，到北洋团聚，互相激励奋勉，坚持抗日。“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声，在校园内此起彼伏。天津学联号召各校同学在5月中旬到市区和郊区宣传抗日。恰在这时，海河里天天发现浮尸，都是被日本人拉去修建军事工程的壮工。为了坑议日军暴行，同学们纷纷组成宣传小组，走上街头，散传单、作演说，但民国党当局却命军警围困各学校，不让学生外出，还派遣特务在街上搜捕做宣传的同学。牛宝印的宣传小组被拘留了半天；林心贤在大经路散发宣传品，也遭逮捕。徐瑞恩到学联去汇报这一情况时，发现各学校都有同学被捕。学联立即布置展开积极的活动，口号是“为海河浮尸复仇”、“立即释放被捕的同学”。天津孕育着抗日救亡运动新的高潮。

    七、“五·二八”抗日示为大旅行

　　针对日军暴行，天津学联在扶轮中学召开各院校学生代表会议，讨论组织天津学生和爱国群众举行大规模旅行示为问题。北洋大学有徐瑞恩参加。会上天津学联朱光分析了形势，认为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和党的统一战线影响下，旅行示为可以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甘九军官兵也有可能保持中立，旅行示为可以起到打击日军侵略气焰，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促进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会议决定成立“天津学生纪念五卅运动筹备会”，于5月30日举行抗日旅行示为。口号是“达到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彻查海河浮尸案”、“立即释放被捕同学”、“拥护廿九军和爱国军警抗日”等。旅行示为行动分南北两路，在金钢桥汇合，对待守桥军警应争取他们同情。两路旅行示为队伍在金钢桥会师，组成统一的队伍进入市区旅行。

　　会后，为了防止汉奸、亲日派和反动军警的破坏，又在法商学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旅行示为提前于5月28日举行。

　　5月28日，北洋大学以“民先”队员组成了纠察队和先锋队。参加旅行示为的队伍，以打铃为号，铃声一响，立即集合，冲出校门和北运河桥。到达公路时，遇到一个班的军警拦住了去路，那个班长说：“我奉命把守这段公路，只要你们绕开走，我就不管”。同学们立即从旁边庄稼地里绕了过去，然后再上公路向市区前进。途中，联络员送信说：“北路队伍已经到金钢桥，桥上站满了军警，过不去。”要求北洋同学去支援。北洋同学闻讯，即跑步前进。

　　这时，北洋的三位老教授冯叔捷、邓日谟和巩艺圃，分坐三部黄包车赶了上来，他们含着眼泪劝阻大家回校。同学们听不进去，对老师们的关怀表示谢意后继续跑步前进。一口气冲到了大经路，桥北的队伍见到北洋同学来了，大家齐声欢呼。大家立即向守桥的保安队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不痛恨日本鬼子吗？”“你们为什么不打日本，专跟自己人过不去？”“别忘了军民是一家人！”守桥的是张自忠的部队，同学们称赞他们喜峰口抗战的战功。保安队战士的爱国心和同学们共鸣了，不少的人眼里含着泪，低头不语。这时南路旅行队伍到了金钢桥南，封锁线遂告瓦解。南北两路旅行大军在桥上汇合起来，向东马路奋进。在官银号，举行了市民大会。朱光、阮务德，还有北洋一个同学登上世界书局的二楼发表演说，接着旅行队伍继续前进，进到东马路东口时，可以清楚地看到日租界的日军荷抢实弹，警戒森严。为了显示群众力量，北洋的同学登上电车顶，向涌上街头的群众做慷慨激昂的演讲。旅行队伍为了避免无谓的损失，进入旧城东门通过城里，最后到达南开中学操场集合。通过团结抗日的宣言后，宣布旅行示为胜利结束。整个旅行示为中，军警采取两侧随行，未加阻挠。

　　八、积极参加暑假期农村教育活动

　　1936年暑假到来前，在天津学联主持下，6月间开会，商定成立各大中学校代表参加的暑期义教促进会。北洋大学的代表是徐瑞恩。根据分工，天津南郊王兰庄的义教，主要由北洋大学和三八女中负责。北洋“民先”队员踊跃参加，他们是张多疆、于奇、刘讷、傅景洪、林心贤、王从喜、陈？德、张沛、曲圭田、孙景芳、黄习知（黄沙）和徐瑞恩等人；三八女中有徐克壮（徐克立）和刘岫珊（田冀）。负责人是张多疆、常住王兰庄主持工作的是徐瑞恩。法商学院的郝金贵也常来参加活动，他主要的是受党的委托联系这个义教点。地下党员在参加“义教”活动的同学中起核心作用，他们积极热情地关心同学，带头过农村的艰苦生活，以“红军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相互激励，在困难中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办校的经费是募捐来的，刘岫珊同学做了大量工作，主要用于买书、纸张、粉笔、教材等。教育对象包括成年、青年和儿童，内容是识字、唱歌、灌输抗日救亡的道理。

　　孙景芳、于奇、黄习知等同学是北洋歌咏团、剧团的骨干，他们经常组织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一颗杂蛋”等节目，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还请市里的青玲剧团、八一救亡剧社到王兰庄附近各村进行联合演出。

　　在教学和宣传活动开始时，农民对“洋学生”不了解，互相有隔阂。同学们从关心农民的疾苦下功夫，联系农民生活进行宣传教育，农民及其子女逐渐愿意和同学接触了。特别是在青年农民中涌现出一些积极分子。有一次我们的话剧团在王兰庄附近的另一个村演出，遇到军警的阻挠。王兰庄的农民积极分子，联系当地的群众和我们演出队的同志一起进行斗争，取得了演出的胜利。

　　王兰庄的农民绝大部分是佃户，地瘠租重，生活困难。为了维持生活，大部熬硝盐卖，但一经盐警队查获，就要遭受毒打和罚款。民国党保安队也同盐警队勾结，经常到村里敲诈勒索。再加上日寇驻军经常到天津市郊区进行军事演习，以及日本浪人的捣乱，对王兰庄农民是很大威胁。同学们通过与农民中的积极分子谈话，启发他们组织起来，以保卫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和防范日寇的蹂躏。暑假快结束时，同学们把工作交给学联派来的慕湘等同志。后来知道，“七七”事变爆发前，王兰庄建立了农民救国会，建立了党支部；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期间，都是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坚强堡垒。

　　九、北洋大学中公支部创建，领导学运深入发展

　　1936年8月在暑假将结束前，李书田宣布开除林心贤、曲圭田、陈？德、徐瑞恩等四位同学，刘莹、刘天民强迫休学，牛宝印留校查看，冯有申、刘讷、王从善、于奇、马克昌等分别受记大过和严重警告处分。任命张苏为训导长和曾经在遵化县做过民国党县党部书记长的人当总务长。学校院内还设立了派出所，军事教官宾世林也在监视进步学生的活动。体育教员王健吾主编的《北洋校刊》极力散布“读书救国”的谬论，同时还在同学中间发展CC、复兴社等反动组织。就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北洋大学地下支部成立了。张多疆、张沛、傅景洪、陈？德、徐瑞恩、王从善、朱树荣（于奇）等同学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张多疆任支部书记、傅景洪、张沛分别担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傅景洪还参加中公天津地下市委学生区委的领导，任组织委员。

　　“民先”也有发展，在斗争中又有刘天民、李恒林、张蔚（张子林）、高景煦、田庚锡、张文彬、张令？、杜鸿芳、马宝璞、张子钦、武元昌、张彦卿、黄习知、任学敏（任涛）、龙英琪、郭起光等参加。钱万生继冯有申任队长。北洋“民先”到“七七”事变前，已发展到近六十人，占在校学生约六分之一。

　　党支部对学校当局开除学生和其他反动措施，经过认真考虑，认为北洋学运的部分骨干分子被开除是对北洋学运的一个打击。从主观上检查，经验不足，对反对势力缺乏戒备，而李书田在民国党CC头子陈立夫支持下干的，要迫使他收回成命不是轻易的事。被开除的同学陈？德、徐瑞恩经中公天津地下市委同意，分别转到太原和四川。林心贤、曲圭田也到了太原。在这种情况下党支部没再发动对李书田面对面的群众斗争，而是将主要力量放在团结同学，把北洋的学运引向深入。

　　（1）加强学习，进行自我教育

　　当时，大家喜欢的读物有《大众哲学》、《逻辑学与逻辑术》、《社会学大纲》、《新哲学大纲》、《新教育大纲》、苏联小说《母亲》、《铁流》、《毁灭》、邹韬奋的《萍踪寄语》以及鲁迅、茅盾、郭沫若等的著作。刊物有《大众生活》、《世界知识》、《全民抗战》、《读书生活》等。除了读进步书刊外，还接受党和“民先”领导的帮助教育。1936年下半年南开大学李明义同志（李哲人）曾来校讲抗日救亡工作，中国大学董毓华同志来校讲“目前学生运动的形势和我们的救亡工作”。为了进行自我教育，1936年下半年加强了办《民众周报》的力量。由冯友申、朱树荣负责，于奇、邹高清组稿、联系印刷，由刘廷英同学带到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到1937年上半年共办十多期。在这个时期天津“民先”队部和学联还组识各校进步同学学习新文字，比较活跃的有北洋大学、河北工学院、南开中学和江文中学等，天津学联负责和上海天马书店联系，供应学习材料。

　　（2）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

　　在日寇进一步侵入华北后，天津学联和“民先”组织了规模较大的深入农村的反日宣传活动。有一次到杨村去宣传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得寸进尺地侵入华北，农民兄弟们要注意应变。在市区的宣传，采取小型分散的形式，如到劝业场、电影院、体育场、公园，散发抗日宣传品、张贴传单等。同时，进一步加强了“新声”歌咏的活动，1936年下半年曾请吕骥同志在英租界教唱进步歌曲。通俗剧团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经常到近郊对农民演出街头剧。

　　（3）支援绥远的抗战

　　1936年秋，日军和伪军侵犯绥远，傅作义将军所部奋起抵抗，取得百灵庙大捷。这一胜利震动了国内外，鼓舞了抗日救国人士的斗志。全国人民展开了支援绥远军队抗日运动，当时天津学联发动了慰问绥远抗日将士募捐活动，还举办了慰劳抗日将士文艺演出。节目均由各院校学生负责。北洋的同学在这次活动中积极进行募捐和演出，曲圭田同学还参加了天津学联组织的赴绥远的慰问团。

　　（4）西安事变掀起的波澜

　　1936年12月13日，“民先”队部决定举行全市“民先”野外游击战争训练活动，地点在西北郊。当天，日军密派的特务、浪人带着照相机前来拍照，由于同学们严密戒备，未能得逞。在演习中，看到当天的报纸，了解到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将住在临潼指挥打内战的蒋介石扣了起来。正在演习的同学们群情振奋，欢欣若狂。演习结束之后，全校同学在议论西安事变，同学奔走相告，兴高彩烈。少数民国党党员和“诚社”成员垂头丧气，后来，发表了释放蒋介石的消息。进步同学因为不了解党的政策，表现沉闷，而民国党员则狂妄叫嚣，燃放鞭炮。随后传达了党的方针政策，以党员和“民先”为核心的广大同学的情绪就逐渐平静下来，才认识到党的释放蒋介石、争取蒋介石共同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西安事变后，为了促进国内和平统一，扩大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北平地下党领导的学联，决定利用合法形式，发起组织向民国党三中全会献旗请愿团，参加的有北平、天津、济南、青岛、石家庄、张家口、西安等城市的学生代表，组成了华北学生献旗请愿团，北洋大学学生会派王从善、钱万生参加。但“献旗团”受到民国党当局冷遇，连献旗的仪式也未让举行！“献旗团”返回北平后，在东北大学召开了华北学生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华北学生联合会。钱万生被选为常委。

　　（5）参加军事演习和继续办农村民校

　　1937年上半年，北洋同学参加了廿九军天津驻军的军事演习，自己得到了锻炼，也取得了向官兵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效果。

　　1937年暑假，北洋大学“民先”队员马克昌、于奇、孙洞、任学敏等在学校附近的柳滩办农民夜校。除了向当地工农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外，还对当地驻军廿九军的一个团官兵进行工作。在“七七”事变后，这个团在保卫天津东局子飞机场，抗击日军进攻的战斗中非常英勇。在农村参加办民校的北洋同学一直坚持到1937年7月底天津失守后，才撤离天津。

　　十、“七七”事变后北洋同学活跃在抗战岗位上

　　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军队向我芦沟桥驻军进攻。甘九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开始。7月底日寇侵占我北平、天津。8月13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守军奋起抗击，抗日战争全面展开。

　　时值暑假，北洋大学26年班已毕业，27年班的同学有实习任务，其他班次也大都放假回家，留校的只是一小部分和“民先”队员，他们和其他大中学校留津的同学一起坚持抗日救亡活动。北平、天津沦陷后，留津同学撤离天津，以流亡学生的名义，在所到的地方，展开抗日救亡活动。徐瑞恩、刘天民（刘邦辛）、刘岫珊等同学从北仓徒步沿津捕路南下到沧州，乘火车经徐州转郑州、石家庄，于8月中旬到达太原，和陈？德、曲圭田汇合，以陈？德的家为基地建立了天津流亡同学会，接待天津流亡同学。刘天民参加筹组平津流亡同学会。当时太原革命形势很好，日军进逼山西，党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成效显著，八路军源源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党的北方局和全国“民先”总部都移到太原。薄一波同志领导的山西“牺盟会”抗日救亡活动很活跃。太原成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基地，平津流亡学生逐步向太原集中。北洋同学林心贤辞去山西白晋铁路的职务，也到太原加入抗日救亡行列，王从善、李尚平〈曲圭田夫人〉、孙景芳等同学也到太原，参加平津流亡同学会抗日活动，徐瑞恩和刘岫珊还参加全国“民先”总部组织部的工作，派到绥远与抗日救亡的群众组织进行联络。

　　日军节节进逼，太原危急，在太原的北洋同学，经与八路军办事处、山西“牺盟会”联系，于9月份分别走上抗战前线。王从善分配到晋绥抗日根据地，林心贤到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孙景芳随八路军一二○师转战晋西北，曲圭田、李尚平去山西太岳区抗日根据地，徐瑞恩、刘岫珊到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陈？德走的最晚，在太原失陷前夕，参加了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

　　邹高清、黄习知在天津沦陷后和天津同学三十余人沿津浦线南下到南京，他们建立了“天津流亡同学抗敌后援会”，由邹高清、刘济光（刘瑞方）、孙鸿志，黄习知、王爱珍（薛明）五位同学组成执委会，邹高清任主任。大约一周后，北平的大批同学到了南京，建立了“平津同学会”。

　　民国党当局为了阻止学生参加抗战，对到南京的流亡学生提出两条办法：一是问各地读书或回原校。二是如参加抗战工作，就要到民国党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里受训。在此情况下，部分同学奔赴各个抗日前线，一部分同学回到学校，一部分同学参加了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当他们知道训练班是专为民国党服务时，不少人立即离开它，走上我党领导的抗日战场，如北洋同学黄习知、李恒林，分别参加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太行区党领导的干部学院。

　　于奇、任学敏、郝庆礼（郝执斋）马振欧（马奔）、孟庆沆（王自新）到冀中参加了八路军吕正操部队，张培疆参加了太行区抗日根据地工作。牛宝印也回到了山东家乡与北平学生宋心田、芦之谓建立“民先”，组织武装抗日。西安“临大”成立后，牛宝印义回到学校。

　　张蔚、贾克昌、张佩怀等同学先后到达陕西。在西北青训班学习后，分配到山西抗日前线续范亭领导的暂编一师。朱树荣、张沛在“七七”事变后到太原，参加新军暂一师二队，从事抗日游击战争，1939年去延安先期到达延安工作的，还有张多疆和付景洪。刘讷原在北平西山疗养院养病，北平失陷后，就转移到武汉，和在武汉大学任教的冯有中汇合在一起，投入抗日救亡活动。

　　已经在民国党统治区任职的同学，弃职奔赴抗日根据地的有孙艳清、何英芹（何振）等。

   十一、北洋同学在西安临时大学和平津同学会工作

　　1937年8月份。民国党当局决定北洋大学、北平大学和师范大学合并为西安临时大学。从8月份到10月份。北洋同学来到西安的约有应到数的百分之七十，“民先”队员到校的有钱万生、刘天民、牛宝印、邹高清等。

　　为了进一步更好地推动和发展“临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必须把三校的进步力量集聚起来。需要建立西安临大学生的统一组织。临大的党员和“民先”骨干酝酿研究，决定先在各校成立在校同学会，在此基础上，推选代表商讨成立临大学生的统一组织。最后商定成立西安临大学生抗敌后授会。

　　选举结果，其领导成员中，党员和“民先”骨干占大多数，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郑代巩同学被选为该会的负责人，北洋同学参加该会工作的有钱万生、刘天民、邹高清、黄蔚光和左恺五人。西安临大迁陕南后改称西北联大，“民先”做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钱万生、刘天民、牛宝印、邹高清和黄蔚光，在临大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秋季后，平津各校的“民先”队员组成了平津“民先”区队，钱万生同志任区队长。平津同学会是以“民先”为骨干建立起来的，第一届负责人中钱万生任交际部副部长。第二届代表会上钱万生被选为总务部长，一直到1938年底。牛宝印同学任宣传部长。后来刘天民也参加了总务部领导工作。该会成立后，向地方当局交涉，解决各地流亡同学住宿和交通问题；配合当地学联和其他救亡团体开展救亡工作。为纪会“九一八”六周年，在西安市组成八个街头宣传队，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和“流亡三部曲”等。平津同学还组成一个剧团，聘请周伯勋先生为导演，多次在西安公演“芦沟桥”等话剧。

　　1937年10月19日，西安各界救亡团体举行纪念鲁讯逝世一周年大会，会后大旅行，有大批的北洋同学参加。

　　1938年春，西安各界救亡团体发起组织前方抗战将士慰劳团，公推钱万生为团长、妇女慰劳会彭毓泰为副团长。慰劳团还带了一个演剧队，一行赴华阴、潼关、大荔、平民、朝邑和？阳等地前线劳军。

　　从1938年1月起，西安几个进步团体的负责人，“西青救”冯文彬、“民先”总队李昌、“妇慰会”曹冠群、西安学联杨克和平津同学会钱万生等，每周开一次会，研讨推动西安救亡运动，一直坚持到同年6、7月间。地点在西安平民坊五号“西青救”西安办事处。

　　平津同学会学术部办了一个刊物《平津学生》，宣传抗日救亡道路；组织部为西北青年训练班和抗大输送了大批的同学，为山西和绥远抗日部队也输送了不少同学。西安平津同学会和西安临大还先后组织三个战地服务团到民国党部队做政治工作。1938年1月邹高消、左恺参加战地服务团，邹高清是党支部领导成员，原想到风陵渡作战地服务工作，到华阴县受到民国党县党部阻挠末果。在当地进行了一些宣传活动，于5月回西安。由牛宝印带领天津和各地同学廿余人，其中几个党员，十几个民先队员，于1938年5月1日前往徐州，参加徐州会战。

　　邹高清等后来又与长沙临大战地服团一起到胡宗南第一军进行政治工作，民国党要他们到战干第四团受训，邹和同伴四十余人才离开，经陕西省委批准，派往傅作义的三十五军工作。由邹高清和另外两名党员组成支部，路经延安时，毛泽东主席对他们讲了话。

　　1938年夏，蒋介石的国防军节节败退，日军步步进逼，抗战局势更加严峻，平津学生不断离开西安，平津同学会也在1938年冬结束。北洋大多数同学根据组织上的安排离开西安，走上新的战斗岗位。

　　我们的回忆，就写到这里，谨以悲痛的心情，向我们的亲密战友、革命先烈致敬，来结束这个回忆录。他们是：冀中光荣牺牲的于奇烈上，在晋西北抗日战场上牺牲的张佩怀烈士，在冀南牺牲的马克昌烈士，在太行区牺牲的李恒林烈士，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病逝的刘讷同志，在解放战争东北战场牺牲的王从善烈士和因公献出生命的孙景芳烈士；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泛格明集团迫害致死的林心贤同志和张沛同志。在建设社会主义做出贡献逝世的赵庭良、郝庆礼、付景洪、曲圭田、黄习知、孙艳清、何英芹等同志。安息吧！你们的革命精神永远鼓励着人们在祖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事业中奋勇前进。

　　1984年10月

　　（牛宝印：“一二·九”时期北洋大学学生，党员。刘天民：“一二·九”时期北洋大学学生，党员，建国后在邮电部标准研究所任职。张善臻：“一二·九”时期北洋大学学生，党员。冯有申：“一二·九”时期北洋大学学生，党员，建国后任西北邮电管理局总工程师，现离休。朱光天：“一二·九”时期北洋大学学生，党员，建国后任河南省煤炭厅副厅长，顾问。任涛：“一二·九”时期北洋大学学生，党员，建国后在化工部情报研究所任职。陈志远：“一二·九”时期北洋大学学生，党员，建国后任北京电力科学院党委书记。宋群：“一二·九”时期学生党员，建国后任中央民族学院党委副书记。袁心湖：“一二·九”时期北洋大学学生，建国后在中公中央调查部工作，现离休。徐达本：“一二·九”时期北洋大学学生，党员，建国后曾任铁道部郑州铁路管理局局长，现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