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毕业于金华中学。

1915年1月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并在课外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1919年5月回国，在浙江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 

1920年春，应陈独秀之邀，到上海编辑《新青年》，并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建工作。在此期间，他还参加上海工人运动，组织纺织、印刷、邮务等工会，亲自到沪西工厂区开办工人夜校和平民女学。

1923年至1927年间，在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等职。上海大学停办后，改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1931年7月，园受国民党政府迫害，离开复旦大学。

1934年9月，创办《大自》半月刊，并与鲁迅等共同发起大众语运动，对国民党的“文言复兴”运动加以痛击。《大自》被迫停刊后，去广西大学任中文科主任。

1937年6月返回上海，参加党领导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 1936年，在党主办的夜大学“社会科学讲习所”任教，并主编《每日译报》的《译文周刊》，为抗战时期上海语文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

1940年秋，从上海经香港转赴重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42年起任新闻系主任、代教务长。其间曾与几位进步教授一起邀请周恩来、邓颖超于复旦师生见面。1946年6月，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积极配合党组织保护和支持师生的革命斗争。解放前夕，负责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的工作，组织广大进步教授参加反内战、反饥饿等民主运动。

建国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华东高教局局长、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上海市语文、协合会长、一至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等职。1961年以后，任《辞海》修订总主编，1977年3月29日病逝。陈望道是最早在刊物上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学者之一。

从1918年起，他先后发表了《标点之革新》、《新式标点的用法》、《标点论之二·标点之类别》等论文，推动了新式标点的使用和普及。1922年，他出版了《作文法讲义》。这是通俗地指导青年习作的语文书籍，也是中国有系统的讲作文法的第一部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1934年6月，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文言复兴”思潮，他和胡愈之、叶圣陶、陈子展等人发动了“大众语运动”，坚决反对重新提倡文言文，同时对当时白话文存在的问题，如跟群众的活语言有所脱离等，也进行了鲜明的批判，提出白话文必须进一步接近活的语言，主张建立真正以群众语言为基础的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社会上由此引起了一场热烈的语文论战。这场论战进一步促进了文学语言的大众化和大众语文学的发展，同时也为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次论战中，陈望道发表了《大众语论》、《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怎样做到大众语的“普遍”？》、《建立大众语文学》、《这一次文言和白话的论战》、《文学和大众语》等一系列文章，对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的建立提出了许多科学性、建设性的意见。与此同时，他还创办了《太白》半月刊。这是一个实践大众语理论的刊物。它与林语堂所提倡的半文不白的语录体而办的《论语》 、《人世间》等刊物相抗衡。《太白》的出版发行，壮大了大众语运动的声势，传播扩大了大众语运动的影响。从1938年开始，陈望道又积极提倡新文字运动，发起成立了上海语文学会、上海语文教育学会等进步语文团体，并热情支持“上海新文字研究会”这一群众性的文字改革组织，成为上海当时语文运动的一位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他亲自主编地下党组织办的《每日译报》的《语文周刊》，并经常在拉丁化新文字的理论刊物《中国语文》上发表文章，在文字改革团体举办的语文讲座上讲演。1939年11月，他还曾以上海语文教育学会的名义发起举办了为期10天的“中国语文展览会”，对青年和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文字改革。在这一时期，他发表的文章有《中国语文的演讲和新文字》、《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拉丁化北音方案对读小记》，《语文运动的回顾与展望》、《从“词儿连写”说到语文的深入研究》等，他还编制了《拉丁化汉字拼音表》，对语文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建国以后，他同样积极支持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工作，曾多次参加这方面工作的专门会议提出建议和意见。

在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中，他为确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的科学概念，作出了积极贡献。

陈望道还是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他在谈到自己怎样研究起修辞来的时候说，“五四”文学革命提出打倒孔家店，主张用新文学代替旧文学，用新道德代替旧道德。可是许多学生不会写文章，许多翻译文章也翻译得很生硬。自古以来我国许多文人在修辞上花了很大功夫，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但却没有一部系统的修辞著作。于是，他就开始了对修辞学进行科学的、系统的研究。他于1932年出版了《修辞学发凡》。这部书共分12篇，分别讲述修辞学的各个方面。它在大量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对汉语文中种种修辞方式做了系统而详尽的分析

归纳。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理论，进而把积极修辞分为辞格、辞趣两种。辞格归纳为38格，每格又分若干式，对汉语文中的修辞方式作了全面概括。它创立了我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体系，备受当时学术界的称颂。就是今天我们来重新评价这个体系，也仍然认为它既有比较完备的修辞理论，又有概括力极强的修辞规律，有它的重要价值。这本书为什么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最重要的原因是陈望道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来指导修辞学研究。《修辞学发凡》问世30年前后，陈望道曾回忆说：“如果说这本书还有一些可取的地方，则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缘故。”（1962年12月17日在复旦大学纪念《修辞学发凡》出版三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是我国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带进修辞学领域的学者。

（一）在思想内容和语言表达形式的关系问题上，长期以来学者们观点不同。他们或强调修辞学必须研究文章的思想内容，把主题和题材选择都纳入修辞范围，或强调谈修辞要撇开思想内容不管，孤立地讲修辞技巧。《修辞学发凡》问世前，后一种看法尤为突出，认为修辞即修饰。陈望道在书中既以大量篇幅谈了修辞技巧，又强调了它与思想内容的关系，突出了修辞的目的。他认为，语辞的形成有收集材料、剪裁配置、写说发表三个阶段，这整个形成过程始终离不开社会实际生活的需要。这种需要在语辞上常被表现为文章或说话的主旨。修辞本来就是传情达意的手段。一切修辞方式仅仅是为了表达一定的内容——“意和情”才存在；离开了“意和情”，修辞的运用就成了无的放矢，评判修辞方式的好坏也就失去了依据，内容是第一位的。与此同时，他又很强调形式的重要，因为内容总要通过形式表达出来，而内容和形式虽然关系密切，可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是可以单独进行研究的。所以，他在书中又比较全面地探讨了各种具体的修辞技巧，总结了它们的规律。在这里，陈望道非常明确地从内容和形式对立统一的角度全面论述了修辞。不仅如此，他在阐述修辞技巧时，也是从辩证统一的角度把修辞方式一分为二，一面是消极修辞，一面是积极修辞。在分析消极修辞时，他又进一步把它分为偏重于内容和偏重于形式两部分，它们是辩证的，也是统一的。总之，内容和形式辩证统一的观点贯串于全书。

（二）运用辩证法的态度对待前人的遗产。陈望道在谈到写作《修辞学发凡》的目的时说，是要批判当时社会上的复古主义思潮。但是，在进行这种批判时，他不是一味地批判贬斥，而是既批判地继承了古今中外的遗产，又时刻不忘在前人的基础上创新。由于陈望道早年留学日本，学习过日本修辞学和西洋修辞学，他在写作《修辞学发凡》时，吸收了日本和西洋著名学者关于修辞学的一些论述。但是由于它是以汉语修辞现象为研究对象，牢牢地植根于中国修辞现象的实际，所以总结出的规律却完全是中国化的，而没有照抄照搬的任何痕迹。在对待古代修辞理论的态度上，他既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精选出了100多位作家有关修辞理论的论述约170段，对其中有价值部分继承较多，但又不为前人所限，而是站在前人的肩上向前迈进了许多。对待《修辞学发凡》诞生以前，我国现代修辞学的态度，他同样是既肯定取得的成绩，又指出存在的不足。一句话，《修辞学发凡》在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遗产的基础上，着重于建立扎实的理论体系，立志于创新，努力把修辞学大大推向新的境界。解放后，陈先生多次强调要成为“新的‘古今中外派’”，要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

（三）以变化发展的观点进行修辞研究。《修辞学发凡》紧紧抓住对修辞的研究必须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努力贯穿始终。统观全书，作者不仅在“修辞现象的变化和统一”这一篇中比较集中地探讨和论述了修辞现象的生灭、止落，与题旨和情境适应上的形形色色等的演变，而且在对修辞的性质、特点、任务和作用的论述，以及对于修辞系统的分类和概括，乃至全书的结语等各个部分，都无不贯穿了变化和发展这一原则。

此外，《修辞学发凡》在运用辩证逻辑方法来进行研究方面，也表现得很为突出。书中很好地做到了归纳法和演绎法的统一、分析法和综合法的统一、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统一。

陈望道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和语文研究工作，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所著《修辞学发凡》出版于1932年,全书共分12篇,分别讲述修辞学的各个方面。其特色之一是引例丰富。所引用的书约250部,单篇论文约 170篇，方言、白话各种文体兼收并蓄。二是归纳系统，阐释详明。该书在大量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对汉语文中种种修辞方式作了系统而详尽的分析归纳。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理论，进而把积极修辞分为辞格、辞趣两种。辞格归纳为38格,每格又分若干式,对汉语文中的修辞格式作了全面的概括。

陈望道是中国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带进汉语修辞领域的学者。

他在谈到写作的目的时说，该书“是想将修辞学的经界略略画清,又将若干不切合实际的古来定见带便指破。除了想说述当时所有的修辞现象之外，还想对于当时正在社会的保守落后方面流行的一些偏见，如复古存文，机械模仿,以及以为文言文可以修辞,白话文不能修辞，等等，进行论争，运用修辞理论为当时的文艺运动尽一臂之力”。《修辞学发凡》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开拓了修辞研究的新境界。刘大白在序言中指出，正如《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一样，《修辞学发凡》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著作，“书中既引古人文章为证,并及今时通用语言,不但可以为通文者之参考印证，而且可以为初学者之津梁。”（《修辞学发凡》初版刘序）30年代，陈望道在上海发动了中国文法革新问题的讨论。在讨论中，他先后发表了《谈动词和形容词的分别》、《“一提议”和“炒冷饭”读后感》、《文法革新的一般问题》、《从分歧到统一》、《回东华先生的公开信》、《漫谈文法学的对象以及标记能记所记意义之类》、《文法革新问题答客问》、《答复对于中国文法革新讨论的批评》、《文法的研究》等10余篇论文。这些论文从方法论上批判了机械模仿、生搬硬套的错误，明确地提出了用功能观点来研究汉语语法的见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他仍继续研究语法。1955年12月，他在复旦大学设立了“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并主持研究室的工作。在此期间,撰写了《漫谈“马氏文通”》、《对于主语宾语问题讨论的两点意见》等论文。1977年,他在病榻上完成了他最后一部著作《文法简论》的定稿工作。这本书是他继《修辞学发凡》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

陈望道是语文改革的积极主张者和实践者。

早在30年代，他就积极提倡新文字运动，并组织和领导当时上海的语文运动。他主编《每日译报》的《语文周刊》，经常在拉丁化新文字的理论刊物《中国语文》上发表文章，有《中国语文的演进和新文字》、《拉丁化北音方案对读小记》、《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语文运动的回顾与展望》、《从“词儿连写”说到语文深入研究》等，并编制了《拉丁化汉字拼音表》，对语文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49年以后,他积极支持文字改革和普通话推广工作,曾多次参加有关这些工作的专门会议。在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中，他为确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的科学概念，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陈望道还发动了“大众语运动”，于1934年先后发表了《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建立大众语文学》、《这一次文言和白话的论战》、《大众语论》、《怎样做到大众语的“普遍”？》、《文学和大众语》等文章，对大众语的建立提出许多科学性、建设性的意见,促进了文学语言的大众化和大众语文学的发展，同时也为拉丁 化新文字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实践“大众语”，他于1934年 9月创办并主编《太白》半月刊，首创“科学小品”新文体，开辟“掂斤簸两”新栏目，专登匕首式的杂感，并首倡采用民间的“手头字”。此外，陈望道所著的《作文法讲义》，是中国有系统的讲作文法的第一部书。他还是最早在刊物上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学者之一。陈望道从事文化学术活动和教育工作达60年，几乎涉猎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撰写和翻译了许多论文和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