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奕欢还在，该是我们庆祝五十年友谊银禧纪念的时候了！。

一九三五年，李亮祺先生介绍我认识奕欢，李先生是亚洲保险公司的创办人。 

当时奕欢先生由先父陈嘉庚推荐，任亚洲副经理侯西反的助手。 

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後，我们两人经常在怡和轩，也就是先父主持的筹赈委员会的大本营中工作。 

由于目标一致，朝夕相处，逐渐成为亲密朋友。 

当时奕欢是个活跃的演说家，他和侯西反一起，经常在街头巷尾宣传抗日，积极参加各种杯葛日人的活动。 

他那热诚的演词，唤醒了许多民众，纷纷捐款给筹赈会，做为救济伤兵难民之费用。 

一九四一年尾，新加坡频临沦陷之际，英军防卫无力，转向华人求助，当时的总督珊顿（Shenton Thomas）邀请先父出面组织华侨抗敌後援，并由奕欢及郑古悦（即前郑古悦巴士公司主人）负责保安工作，广徵会员，在各街道廿四小时戒备巡逻。 

一九四二年初，新加坡沦陷已成定局，奕欢与周献瑞等人，于二月二日凌晨，来坐一大?，逃难到苏门达腊，在淡美兰上岸。 

有一天，他们忽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有个富豪朋友，这时摇身一变，变成日本人的走狗，正率领一队日军，在苏岛搜寻他们的踪迹。 

这样他们就不得不深入荒山野林，在那里以最原始的工具来种植、打猎，苟且偷生。 

三年多以来，战争结束，他们才得走出森林，重见天日。 

可是他们都已骨瘦如柴，由于长期严重缺乏营养，奕欢几乎双目失明。 

幸亏有位胡添福医生，救治了他的右眼，以後的几十年，他只得独目终生了。 

奕欢于一八九八年生於福建南安，十五岁南来，由于家境贫困，没有机会上学。不过他聪明，勤学自修，不久他就能阅读和书写。再过些时，还会吟句作诗。 

他有两个嗜好，就是吟古人诗句和听歌。 

他喜欢听抗战歌曲，就是当年武汉合唱团南来演唱的歌曲。每次上下班途中，他总爱坐在车里播放聆听这些歌曲。 

他常常坦诚自嘲地说：“满清时期，我没成为举人。民国时期，又没有一张大学文凭。” 

他白手起家，十五岁的时候，赶著牛车做生意，後来在店里当伙计，一个月才赚六块钱。 

可是他刻苦奋斗，在六十年代，达到事业的颠峰。 

在他谢世之前，他在“亚洲”集团，高居三个重要职位：一、亚洲控股主席。二、亚洲保险有限公司董事经理。三、亚洲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经理。 

在掌舵五十年期问，他对“亚洲”集团的成长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尤其在创办人李亮棋先生逝世之后。 

一九六三年由中华总商会发动在新加坡全岛两百多处，挖掘并安葬被日军暴行所残害人士的骨骸。这项庞大艰巨的工作，是由奕欢担任监督与策划。当时为了协助奕欢，我也参加了工作。那些挖出来的骨骸，经过细心的清理，再安葬在尼诰大道与史丹福路交界处的烈士陵碑下。 

一九六四年新加坡发现严重种族冲突后，有一位马来西亚的部长曾对我说，奕欢大力协助他们处理当时混敌的局面。 

奕欢曾任商会多届董事，福建会馆理事，南安会作名誉主席，南洋孔教会主席。 

在华文教育方面，他更是不遗余力，身任多间华校董事，对于南洋大学的创办，他也多方奔走，出钱出力。 

他是个佛教徒，但他对所有宗教，都很专重。 

他是个孝子，当年对他九三岁高龄的父亲黄则汀老先生，侍奉备至。 

对他十个子女，也爱护有加。 

奕欢为人忠厚，诚实，谦虚，和蔼。在新加坡，中国以及东南亚，建有广泛之人际关系网。 

他主持过无数的婚礼，也替朋友解决争端。朋友有难，他总是慷慨解囊，也做过许多家庭纠纷的和事佬。 

诚如李（光耀）总理所说，他真是华人社会的出色领袖。 

一九八四年十年廿一日，受中国政府之邀请，奕欢、潘受和我，同赴北京参加先父一一○冥寿纪念。 

事後又同赴厦门集美，在先父陵墓前致哀。归途中，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十一月七日进入中央医院治疗，医生发现他患了肺癌。 

在最後的日子里，我们更加接近，他常对我说：“我们交往几乎半个世纪，现在你我都是风烛残年，要彼此多看几眼啊！”他于六月廿一日下午四时去世，当时我也在场送终。 

奕欢的逝世，无疑是华人社会巨大的损失。 

他毕生为华人社会的切身利益、教育福利而献身。他的传奇性的一生，值得後世敬仰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