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0年了。在我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多少欢乐、多少教诲、多少辛酸苦辣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使我终生难以忘怀。他对我的性格、思想素质、工作作风的培养和世界观的形成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深刻的影响。我热爱、崇敬亲爱的父亲，并为有这样一位好父亲而深感骄傲和自豪。
 
(一) 

 
    我出生前几个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母亲由于身怀六甲，事前跟随宋裕和部长先期到达苏北盐城才幸免于难。“皖南事变”后，由于得不到父亲的消息，母亲整日心急如焚，以泪洗面。直到1941年3月，得悉父亲英勇顽强、硬打硬拚巳突出了重围，母亲的心才放下了。终于在4月份，父亲带领突围出来的一批报务员回到了盐城新军部，我们家团圆了。刚从死亡线上脱险出来的父亲，见到我非常欣喜、宽慰。当时，由于我很瘦弱，叔叔阿姨们都说像个“小猫”，父亲就叫我“小毛”。我的大名是父母二人的姓组成的，因为我是女孩子，在 “林”字旁加了个提玉，于是“曹琳”这个名字伴随了我一生。每当父亲回忆起“皖南事变”的艰险经历时，他总要跟母亲开玩笑说：“要不是小毛，你早就被‘皖南事变’给‘变’掉了。”这时，父亲会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而母亲则很庆幸地乐呵呵的点着头。
 
在战争年代，部队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很多孩子都被寄养在老百姓家。因为我曾有过一个姐姐，生下后不久就夭折了，父母生怕我也遭此厄运，所以他们一直将我带在身边。当我四、五岁时，父亲开始教我识字、写字。记得在山东时，我巳会写“生产”、“学习”、“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等词句了。每逢有叔叔阿姨问起我的识字情况，父亲总会高兴地说：“小毛已经能写会认300 多字了。”

进入大城市以后，不管父亲工作有多忙，他从不忘记自己做父亲的责任。他对我和弟妹们的关心多寓教于讲故事、日常谈话、聊天及书信来往中，有很多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在我上中、小学的时候，我们家最轻松、最开心的时刻就是每逢周末我们从学校回来，全家人聚在一起跟父母聊天，听父亲讲惊心动魄的长征故事、皖南事变突围经历及许多趣闻。这时不管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都听得津津有味，时而屏住呼吸、紧张不已；时而哈哈大笑、乐不可支。这些故事激发了我们对党和领袖的崇敬和热爱，使我们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在日常生活中，父亲十分注意规范我们的言行，注重对我们的思想教育。他说这是“防微杜渐”。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 
 
有一次父亲到城里开会，我顺路搭他的车到学校，半路上下起了瓢泼大雨。当车走到木樨地时，我看到交警仍在坚守岗位、冒雨指挥车辆。就随口说了一句：“哎呀，这么大雨他们还不下班，当警察真倒霉！”“这怎么是‘倒霉’！这是为人民服务! ”父亲马上纠正我，“革命工作都要有人去做，不能挑肥拣瘦。你们这些孩子不要养尊处优，要克服骄娇二气，长大以后，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1959年，有一次我跟父亲一起到公主坟商场买东西，快到中午时，父亲带我到附近小餐馆去“打牙祭”。父亲点了二菜一汤，其中有个菜是他最爱吃的“溜肝尖”。菜很快就端上来了。这时,有一个农民模样的老大爷坐在我的对面，他要了一大碗米饭后就一口接一口地吃起来，看样子他是饿极了。我很奇怪：他怎么不点菜呢？这时父亲也发现那位老大爷在吃白饭，马上很和蔼地问：“老同志，怎么不要个菜拌饭啊？”那人摇摇头，没说话。父亲又问：“是来办事的吗？”他点了点头。父亲似乎明白了什么，用筷子指着桌子上的菜说：“吃点菜吧，没有菜不好下饭。”可是老大爷说什么也不肯伸筷子。于是父亲夹了几块肝尖放到了他的饭上，说：“不要紧，你吃吧！”那人连声道谢，并说：“你真是好人哪！我们干活、种地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我们……”他一边吃，一边诉说着农村的情况和他们生活的艰难。父亲耐心地听着，不说话，几乎再没吃什么菜。后来,父亲用汤很快将剩下的饭送下去，把桌上的菜和汤一起推到老大爷的面前，说：“我们已经吃完了，你把这些都吃了吧，吃饱肚子好回家。”然后，他带着我急急地出了小餐馆。我心里犯嘀咕，正想说：“这顿饭真是白要了，还没怎么吃呢，就……”话到嘴边还没出口，突然，我在无意中看到父亲眼里闪动着的泪光，我不敢出声了。父亲一路沉默不语，若有所思。快到家时，他对我说：“现在农村还有许多地方很穷很苦啊，江西老家也是这样。现在，我们进城了，生活好了，比比工人农民，可不要忘本，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在家中，父亲经常要求我们不要有“优越感”，不要“特殊化”。我们家很多事情都是按公家规定办的。比如住房，无论父亲调到哪个单位工作，我们家都是住单元房，连单门独院都没有住过。就是在1949年刚进大上海时，组织上为父亲安排了一栋很漂亮的三层楼花园洋房，父亲也不愿独家居住，而是和一起南下的黄萍、王墨等几位叔叔家同住。 

“文革”中，父亲受迫害，我们家被“通知”要搬到六院的旧平房去。在搬家时，14岁的弟弟小虎借了一辆三轮车，他和妈妈及几个帮忙的小朋友只搬了两三趟就搬完了。当时父亲在河南驻马店关“牛棚”，我们其他兄弟姐妹都在外地。六院有个女同志看了很惊讶，问小虎：“你们家就这么点东西？”小虎点点头。她感到实在不可思议：那么老的干部，又是个将军，“家”竟然这样简单？！
 
在我们家里，父亲是最受尊敬的人。他对我们很民主，从不搞“一言堂”。我上高中时，父亲根据我的特长曾希望我长大后当“文学家”或“美术家”，但由于我受到苏联“军校文化”的影响,加之自己从小生长在部队，因此十分向往军队生活。当我征求父亲意见时，他很理解我，让我自己选择。

1960年，我参军到“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学习，我的“军人梦”终于实现了，心中非常高兴。父亲说这是“子承父业”，勉励我在部队要好好干。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苦渡难关。而军队受到国家的特别关怀，粮食定量比较高。我们有饭吃，只是油水少。不久，妈妈从北京给我寄来了一包食品，我收到后很快与朋友们分享了。可能当时收到家中包裹的不止我一人，因此，学院“预科”举办了一次艰苦朴素作风教育展览会，我家中寄来食品之事也被画了一张大漫画挂在墙上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我感到又委屈、又气恼，遂给家中写了一封信，发了一通牢骚。父亲很快回信了，他在信中说：“给你寄食品是妈妈的母爱之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因没有注意群众影响，使你受了批评，我已告诉你妈妈以后不要再寄了。你不要怕批评，对待批评应持正确态度，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预科举办这样的展览会是很好的，对于你们年轻人继承我军的优良传统，发扬艰苦朴素作风是很必要的。”

父亲为了提高我的思想水平和党性修养，要求我课余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并把他自己的一本精装《毛泽东选集》赠给了我，扉页上还题了“赠琳儿”三个字。当《毛泽东军事著作选编》发行出版后，父亲又特意给我寄了一本书并在信中写道：“虽然你今后从事的是技术工作，但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掌握一点军事知识也是非常必要的。”父亲的这些要求，对我素质的培养、思想的成熟、政治上的进步都产生了促进作用。当我于1966年4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父亲来信祝贺，他深感欣慰和满意，同时又给我提出了新的要求。

“文革”后期，父亲从“牛棚”出来了。我告诉他，五十年代他从苏联带回来的四套精装中国古典名著被抄家的人抄走后至今未还，看来准是被人给贪了。父亲说：“没有了就算了吧，大浪淘沙，泥沙俱下，运动一来什么人都有啊。其实，这种时候是最考验人的，要经得住这样的考验就要做到‘慎独’。”接着，父亲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那是五十年代初“三反”、“五反”期间，父亲当时在华东邮电管理局工作。有一天。父亲的办公室里人来人往，十分繁忙。这时，他好像感到有个人抱着个什么东西坐在墙边的皮沙发上。父亲以为是要等待谈话的人，所以没有在意。快下班时，来办事的人都走光了，父亲突然想起了此人，但由于人多事忙，那人长得什么模样、什么时候离开的都不清楚。只见沙发上有一个挺大的包，父亲感到蹊挠，立刻到对面办公室询问并让他们一起过来查看包里的东西。打开了一层层的报纸才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原来是一大包钱。父亲明白了那人的用意，但他毫不动心，将这包钱如数上缴了。父亲说：“当时，如果我不作声，把这包钱贪污掉是不会有人知道的，但我决不会这样做，不义之财不可取！”

(二)

父亲是个很有性格的人，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情，他从不盲从，总是在党的方针、政策、原则下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父亲曾告诉我：“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没有错误：一种人是没有出生的小孩，还有就是死人。但有了错误，只要改了就仍然是好同志。”因此，他对人既讲原则又很宽容，即使曾经反对过他的人，他也从不记仇。

有一个叔叔，过去父亲很信任他，但在父亲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他却落井下石。后来，他夫人去世后又重新结婚时，他给父亲写来了一封信并寄了张“夫妻合影”照片，我看到后，很不以为然地问父亲：“他怎么还给你寄照片？”父亲说：“他已认识错误了，还计较人家干什么？要允许别人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

在“文革”中，六院有一个人表现得特别“左”，整我父亲也很起劲，但当父亲被“解放”出牛棚后，看到他家中生活困难（当时，我们住在同一栋平房），就主动帮助他。我回北京时妹妹告诉我这事，我很生气地说：“爸爸，你不计较他就算了，但也没必要帮助这种人啊！”父亲说：“不能这样对待群众，运动来了，很多人也是身不由己嘛！” 
 
过去，父亲给我讲“海瑞罢官”的故事，他最欣赏的一句话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说：“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坚持真理，就要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共产党员要襟怀坦白，要对人民负责，就要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要讲真话，要实实在在干工作。”“无私才能无畏”。父亲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战争年代到建国以后，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一贯如此。所以，父亲的直率、敢说敢为、敢负责任，是很多叔叔阿姨都了解的。

1965年在“部院合并”问题上，虽然中央已做了决定，但父亲“为了党的利益”仍然直言不讳，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力陈利弊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在信中，他一方面为“党苦心经营，花了几年心血才组建起来的科研队伍，被一下子拆散了”而痛心，另一方面希望引起对科研队伍的重视，加强科研设计与试制力量，他说：“几个研究院（五、六、七、十院）不仅不应拆散，而且必须力求设法加强……，形成强大的拳头……，去打几个硬仗、歼灭战，才谈得上十年赶上、二十年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虽然这封信得罪了ⅩⅩⅩ而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但他从不后悔。他说：“如果不讲真话，将成为人民的罪人！”
 
父亲对待干部在政治上是非常爱护、非常负责的。凡是涉及到对人的处理，他总是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慎重对待。在1957年“反右”时，有一次我跟父亲聊天，他对我说起过：对待人的处理有一个“推一推”或“拉一拉”的问题。当时，我不太明白这“推”和“拉”指的是什么事情。父亲解释说：“有一些青年学生平时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或者运动来了说了一些过头话，他们大都很年轻，政治上很幼稚无知。对这些人，如果‘推一推’，就推到‘右派’那边去了；‘拉一拉’，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一 ‘推’一‘拉’，就关系到一个人的一辈子啊！所以，要非常慎重，能不划过去的尽量不划。”20多年后，我在总参合肥电子工程学院遇到一位教员，是当年张家口通信学院56班的学员，他主动跟我们谈起了1957年“反右”的事情。他说：“当时学院里人心惶惶，大家非常紧张。曹副主任来学院后开了大会，交待了政策，这才把我们解脱出来，要不然，我们早就被打成‘右派’了。多亏了你父亲啊！”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因为类似这样的话我已不是第一次听到了。1967年，我到沈阳遇见陈问心（陈赓胞弟）叔叔，他告诉我1943年新四军整风队的事情。他也说了这么一句话：“要不是你爸爸，当时我们这些有点文化的小知识分子，早就被当成反革命分子处理掉了。”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说着相同的话，我想这是人们对父亲的共识。
(三)  
 
父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辈子积极进取，对党忠诚，对事业执著。不管什么工作，喜欢干的或是不喜欢干的，当第一把手还是副手，他都是“在其位，谋其政” ，“要干就一定要干好”。他不愿意碌碌无为、墨守陈规。当事业有成就时，他会感到欣慰、自豪；当事业遇到挫折时，他不服输、不气馁，重新开创新局面。他总要使自己的工作有成效、有创造。我在跟父亲的接触中对此深有感受，不少与父亲一起共事过的叔叔阿姨们也是这样说的。有几个小例子很能说明父亲的这个特点：

1945年新四军奉命北上与山东军区留守部队合并一事，是最受叔叔阿姨们称道的。由于父亲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不拉山头、不搞宗派，因而华东通信局里两大部队的干部一直团结得很好。大家心情舒畅，工作积极努力，使华东的通信工作搞得生气勃勃，发展很快，确保了华东战场历次重大战役的胜利。在这期间还培养了大批通信干部，不仅满足了自己的需要，而且还支援了东北、华北、西北和军委。通信部崔伦部长说：“我老伴就是支援我们军委的华东通信干部，他们那批有四、五十人呢。过去一直是三局往下派干部，而从下面派干部支援军委三局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是第一次。”

父亲在通信部工作时，有一天晚饭后，我随父亲在兵部大院内散步。当走到部办公楼旁时，父亲很高兴地对我说：“这个大楼是我找黄（克诚）总长批了后才盖起来的，现在新北京各个（部队）大院还没有这么大、这么高的楼呢！”言语间透出了他的欢欣和自豪。直到上世纪90 年代这座楼仍然是总参通信部的办公楼。五十年过去了，尽管它早已不是那一带的“第一楼”了。但在当时，通信部能盖起这样一座办公大楼也是很不容易的事。
 
1995年底黄萍叔叔还告诉我，1956年通信部改"兵种"之事,也是父亲积极主动给总参首长写信,尽力促使其加快实现的。他说“这对通信兵的建设是办了一件大好事!”虽然他年事已高,但此事却记得非常清楚。

1959年,父亲在政治学院学习时,正赶上全国宣传革命传统的热潮,总政要求老同志们写回忆文章。父亲积极响应,写了多篇文章和诗歌,有一些已在《星火燎原》、《红旗飘飘》、《解放军报》、《空军报》、《通信战士》等多种书报刊物上登载。他还参加了学院组织的话剧演出,参加了将军合唱团,还曾被多所高等院校邀请去做革命传统报告。

记得有一次,天已黑了,父亲才回家。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 今天北京农业大学请他去做革命传统报告。他一连讲了4个多小时,会场很安静,学生们都聚精会神地在听,还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笑声。已经到下午6点多钟了,还有学生不断递条子上台,要求继续讲下去。父亲说“这些年青人真热情啊!已经散会了,他们还不愿意离开会场。”我想,当时这种热烈场面,一方面说明了那个时代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另一方面也可看出父亲报告内容的精彩和生动感人。 

1963年,经唐延杰院长的要求,父亲改行调到国防部第六研究院工作（任常务副院长）。这是一个新建院,很多事情都要从头做起。从专业上说,对父亲也是一个全新的、陌生的领域,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当我暑假回家时,曾问过父亲：“爸爸,你也没搞过飞机,到六院怎么工作啊？”父亲坦然地说：“活到老,学到老嘛!不懂就要礼贤下士、不耻下问。我们那里有一些以前到英、美留过学的老知识分子, 他们可不简单呐!都是专家。还有不少北航毕业的大学生。我们这些外行就是要向他们学习嘛！”当我1966年再次回家时,问起父亲工作是否顺利。父亲告诉我,他到沈阳蹲点时,如何采用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三结合"的方法抓了ⅩⅩⅩ的样机试制等工作。从父亲那自信的神情中,我看出父亲的工作已见成效。这时他的言谈话语中自然而熟练地使用了一些航空术语。我虽然不懂航空,但父亲对新事物孜孜以求的学习精神令我十分钦佩。那时,他对我国年轻的航空科研事业充满了信心,正满腔热情地努力把自己从“外行”变为“内行”,希望通过自己勤奋的工作在这一方天地中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四)
 
在父亲对我的诸多教育中,特别重视“挫折和磨难教育”。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父亲就曾教导我：“人这一辈子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要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当我参军时,父亲说：“你离开家走上社会,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甚至严重挫折。但你不要怯懦,要勇敢地去斗争,要有坚强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我的成长过程正验证了父亲的话,而父亲的谆谆教诲恰似我人生道路上的指路牌。 
 
1962年2月部队在重庆成立了“雷达学院”。我们“雷达”和“雷达对抗”两个系搬到了重庆。我到学院后所经受的第一个挫折是在1963年,我亲爱的大妹妹小莲不幸病逝,令我十分伤心。那一年,恰遇院校调整,学院有意把考题出难,因此我期终考试有一门课没考好,心中很难受,情绪沮丧。当我把情况如实写信告诉家中后,父亲在来信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孙子膑足兵法修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这些历史人物都是在遭受厄运时发愤图强作出了成就。你应学习他们的精神,不要灰心。胜败乃兵家常事,要能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学习就跟打仗一样,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你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振作起来,经过努力一定会取得新的胜利。”父亲的话成为我的座右铭,我把它写在铅笔盒盖上,每天看到它都给我增添信心和力量,使我最终在补考中取得了好成绩。我感谢父亲, 他不仅教会我如何对待困难、克服困难!更重要的是培养、增强了我面对挫折和磨难的承受能力,为以后我能经受住更大的痛苦和不幸奠定了基础.

1968年秋的一个星期天,妹妹小琴来部队让我请假回家一趟。当时,我正在北京军区空军103部队下放当兵锻炼。我回到北苑后,妈妈将我带到一位叔叔家中,在那里我见到了久未见面的父亲。当我问候他的身体情况时,父亲微笑着一边点点头,一边招呼我坐下。然后,他严肃而郑重地对我说：“这次叫你回来是要告诉你一些事情。根据目前六院形势的发展,我可能要遭受冤枉。因此,你要有思想准备,心中要有个数:我没有任何历史问题！在‘皖南事变'中我是硬打硬拚突围出来的,不到一个月就找到了部队,如果被敌人俘虏去,这么短的时间是回不来的。我从来没有被俘、被捕过，从来没有叛变过,根本不可能叛变。当然,我工作上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我可以检讨。但是,我决没有任何历史问题！”我听着父亲的嘱咐,信任地点着头。父亲接着说“你是家里的老大,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坚强,不要懦弱。在处理问题时要注意策略,要有理、有利、有节。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最后(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后来,果然不出父亲所料,他被吴法宪之流诬陷、迫害,时间长达8年之久。在这期间,父亲对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罪名",始终是坚持原则、据理斗争。虽然专案组人员按父亲皖南突围路线多次进行外调,但历史事实清楚,他们一无所获。事实证明父亲 是清白的,是忠诚的革命战士。而父亲的话也一直激励着我,不管什么人给父亲戴多少顶“帽子”或因父亲之事株连我和爱人被部队复员处理,都不能动摇我对父亲的信任。当父亲在北苑"隔离审查"时,我们千方百计与父亲取得联系,向他通报外面的形势和新近的中央文件精神。当父亲在河南驻马店关"牛棚"时,我们给他邮寄食品并主动找军管会主任交涉让父亲留京看病。特别是 1970年底母亲不幸被迫害致死,他们不让父亲回京料理丧事, 我和爱人带着弟妹们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1976年秋,父亲被确诊为肺癌。这个消息对我犹如晴天霹雳,悲痛万分。失去母亲的悲哀还没有平静,现在又将失去父亲,怎不叫人肝肠欲断!我急忙赶回北京,强忍住内心的悲苦,四处奔波,为父亲寻医找药,得到很多好心人的支持和帮助。 
父亲住进了解放军301总院,医生的意见是要将病情告诉父亲。他们认为父亲是个老同志,会正确对待以配合治疗。当父亲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已经扩散且无法做手术时,他很平静, 很坦然地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父亲忍受着病痛和化、放疗副作用给他带来的极大痛苦,积极配合治疗,他在为争取自己最后的"生存权"而顽强地拚搏着。
有一天,我到医院值班,看到父亲虚弱的身体痛苦地斜靠在沙发上,病情在日益恶化。我心中非常难受,背过身去禁不住低声哭泣起来。父亲马上制止我说：“不要哭,哭有什么用。要坚强一些,不要懦弱。死我是不怕的。在战争年代,我们随时准备牺牲,从来没有怕死过。我能活到今天,比那些早年死去的战友已经幸运得多了。”父亲休息了一会,接着说：“只是我才62岁,还能为党做些工作。现在‘四人帮'刚被打倒,我却得了这个病……。”父亲没有再说下去,他的遗憾、他的无奈尽在不言中。我想,父亲病成这样还念念不忘为党工作,这是怎样的情怀啊!我为父亲深深地惋惜,也为他的精神深深地感动!
 
父亲终于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坚强的意志,他对革命事业的赤诚,却作为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留给了我。他的话“要坚强, 不要懦弱”永远铭记在我心里,指导着我勇敢地面对现实,面对人生的一切坎坷。
 
当1991年底我被确诊为"膀胱癌"时,我没有惊恐哭泣,更没有腿软手凉,我像父亲一样冷静镇定地对待。以后,我住院做手术,按医嘱积极进行医治。1992年春节后不久,我就开始上班, 直至现在已近17年了。我的这种坚强和乐观精神,正是来自父亲的培养和鼓舞。
 
1994年底,又一个打击来到我面前:我爱人被确诊为“肝癌”。当时,我脑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了解情况,确定治疗方案,控制病情。我们遵照父亲常说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在极短时间内多方调研分析了目前国内对肝癌的几种治疗方法,结合我爱人的实际情况,确定了最佳的治疗方案。通过实践,取得了良好的医疗效果。而我坚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冷静、自信的态度,也感染了我爱人,他同样以顽强、 乐观的精神与疾病作斗争，带瘤生存了近九年。

往事如烟,在我坎坷的人生中,在一连串突发事件打击下, 我仍能保持着坚强无畏、奋争向上的精神,全得益于父亲的一贯教诲和培育。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他给我勇气,给我力量。父亲是我的良师、楷模,是我心中永存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