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冯汉骥来到成都，任教于四川大学。从这年开始，这位考古学者就在授课和外出考察中，度过了漫长的四十个春秋。而成都著名的王建墓，就是在冯汉骥的主持发掘下，呈现在世人眼前的。

    1899年11月21日，冯汉骥出生在湖北宜昌小溪塔冯家湾一户普通人家，其父是当地一所中学的老师，这位父亲绞尽脑汁为儿子取名为汉骥，字伯良，意思是希望儿子将来成为名马良驹，有所作为。而以冯汉骥日后的成就来看，他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与鲁迅相识相知

    冯汉骥从小聪慧过人，年仅5岁就入私塾读书，10岁考入宜昌美华书院。宜昌美华书院是所美国教会办的学校，教授的西方知识与私塾的“之乎者也”截然不同，冯汉骥很感兴趣，每日刻苦研读，成绩很是优异。但是，学校的外国人常有轻视中国人的行为，1914年，书院里的美籍校长出言侮辱中国教师，冯汉骥闻讯很是愤懑，他号召学生们团结起来，和这个傲慢的校长斗一斗，结果被停学了半年之久。1916年，冯汉骥到安庆圣保罗高等中学读书，毕业时以第一名的成绩保送入武昌文华大学。

    武昌文华大学也是所教会学校，原本应该是免费入学的冯汉骥，因为不信教而被取消了免费的资格，但冯汉骥对此并不介意，他在校攻读文科，兼修图书馆科，把所有的心思放在学业上，因家境不好，他向学校申请暂时欠着学费，日后偿还。1923年，完成学业后的冯汉骥被老师介绍到厦门大学图书馆任襄理，次年升任主任，他平日里节衣缩食，省下钱，偿还了欠学校的学费。

    当时鲁迅也在厦门大学任教，两人十分投契，成为了知心朋友。冯汉骥专门在图书馆给鲁迅安置了一间清净的小寝室，让鲁迅在这里专心考订中国典籍，冯汉骥也常常去帮忙，顺便听鲁迅讲一讲他的考订心得。就是在这间小寝室里，冯汉骥在和鲁迅的促膝之谈中渐渐感受到了文物考古的妙处，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闲暇时，冯汉骥又常和生物学教授秉志一起，到野外采集标本，协助秉志教授的研究，生性好奇的他由此萌发了研究人类学的念头。

    留学美国声名渐起

    1931年，冯汉骥索性远渡重洋，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学习，孤身一人远在异乡，并无依靠，冯汉骥只得在汉和图书馆打些散工维持生活。这样的艰苦日子持续了两年，他又转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

    在这段漂流异乡的日子里，冯汉骥仔细研读学者摩尔根、锹克逊、哈罗威尔等人的著作，并拜著名教授斯派赛、布朗为师，学习亚洲考古。课程不紧的时候，他就跑到印第安人的村子里进行调查，研究原始民族社会。他下足了功夫后，便开始著述，写出《中国亲属制》、《玉皇的起源》、《彝族的历史起源》、《以蛊著称之中国巫术》等文章，这些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尤其是《中国亲属制》一文，探索中国古代亲属制名称的由来，使千百年来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科学而合理的解释。冯汉骥的这篇文章一问世，便震动学术界，他也由此获得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这篇文章的中文版本后来发表在《齐鲁学报》第一期上，影响颇大，冯汉骥的名字渐渐为人们所熟悉。

    1937年春，已颇有名望的冯汉骥接到著名考古学家李济的邀请，毅然从欧洲绕道回国。当时日军正加紧入侵中国，国内一片兵荒马乱，冯汉骥被迫中途在香港上岸，几经辗转经广州到达武汉，谁知中央博物院已内迁。一心回国报效的冯汉骥此时郁闷不已，更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

    执教川大四十年

    正在冯汉骥苦闷不已的时候，四川大学却很突然地发来聘书，请他远赴成都任教，冯汉骥非常高兴，欣然前往。1937年11月，他来到成都任四川大学史学系教授，后来又应邀到华西大学社会系兼课。

    此后，冯汉骥一直在这两所大学任教近四十年，直至去世。在平日的教学中，冯汉骥对学生说，“不要做沙发椅上的考古学家”，应该博览群书，“要博才能精，先要做通才”，与考古学有关的地质学、生物学、民族学、民俗学、地理学等乃至稗官野史、笔记小说，都要有所了解，为我所用。

    但他最喜欢的，还是自己带着学生们一起四处考察。1938年暑假，他到岷江上游羌族地区考察，这一次去了近三个月，冯汉骥吃尽了苦头，道路难行，有时连饭也吃不上，但他回来时，手里却已有了大量的民族学资料。他还在汶川雁门乡萝卜寨清理一座石棺葬。

    他后来发表的《岷江上游的石棺葬》，可谓西南民族考古的里程碑式成果，开创了川西高原考古发掘研究的先声。同年，他还调查了成都平原上的“大石遗迹”。

    此外，长江三峡、邛崃、广汉等地，都留下了冯汉骥和他的学生的足迹，“资阳人”头骨化石、船棺葬、羊子山土台遗址的发现，都有冯汉骥师生的一份功劳，他们甚至在河中也捞出过唐代龙兴寺石刻。最称奇的是1944年，冯汉骥在川大校园内清理一座唐墓，这个小型的墓地，发现珍贵文物的机会并不大，但冯汉骥仔细地观察研究，从一堆腐朽的物什中，竟然取出了成都“龙池坊”唐代纸本雕版印刷品，这可是国内迄今为止保存最早的印刷品标本。此事一时在川大校园传为美谈。

    1949年后，冯汉骥已是考古界的大师级人物，他与徐中舒、蒙文通、闻宥、杨啸谷、张秀熟等人一起继续从事考古工作。1963年，冯汉骥亲率学生去三星堆月亮湾进行考察和发掘工作，从民间收集了不少文物。那一次，他站在月亮湾的高地上，望着马牧河对岸的三个土堆，沉思良久，对学生们说：“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他如此大胆的推论，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少人的注意。1986年，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相继被发现，出土了大量珍奇的文物，学者们研究发现，广汉三星堆遗址群的确是商代古蜀的都城，证实了冯汉骥早已说出的预言。

    冯汉骥一生发掘的遗址非常之多，他的考古事迹也常为人们所乐道，但最轰动的一件事，莫过于他主持发掘王建墓一事。

    主持发掘王建墓

    1940年秋季的一天，冯汉骥正在为筹建四川博物馆的事务奔走，忽然有人前来报告“抚琴台”挖出巨石的消息，他一听，连忙赶了过去。当时的“抚琴台”一带，正在开挖防空洞，几十个民工光着膀子干了几天，被几块巨石所阻。工人们怕是有价值的古墓，所以停工上报。冯汉骥到达工地后，仔细看了看石头的形状，研究四周地貌，凭经验判断，是大型古墓葬的可能非常大。

    这个判断让他又喜又忧。喜的是四川博物馆建立在即，有此重大发现实是好事，但要发掘一个大型古墓葬，经费很成问题，这难免让人忧心。冯汉骥想来想去，还是硬着头皮去找当时的省教育厅长郭有守求助。幸运的是，郭有守也是个文物考古爱好者，他爽快地答应冯汉骥用教育经费来资助发掘工作。冯汉骥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他很快组织了一批人手，亲自主持挖掘。华西大学博物馆的郑伯昆、林默均、四川博物馆筹备处的刘绍和都参与了挖掘。

    1941年11月，挖掘工作正式开始，但没过多久，就出了大麻烦。这里是古墓葬的消息一传开，当地的一群流氓就起了坏心眼，想前来滋事，勒索点古董宝贝发点横财。一天，冯汉骥离开工地去办事，那群流氓忽然拿着枪闯进挖掘现场，借口挖墓没有施工执照，百般刁难刘绍和等人。性情爽直的刘绍和更是遭到辱骂殴打，被扭着胳膊拉到乡公所，当时在场的郑伯昆和林默均见势不妙，赶忙逃走，并让人马上通知冯汉骥。并没有捞到实际好处的那群流氓，四处散布流言，污蔑说这些考古者在“抚琴台”偷盗宝贝，还带着高鼻子蓝眼睛外国人一起盗宝。一时间谣言四起，当局甚至兴师动众地出动了警察，在“抚琴台”一带监察。其实，所谓的老外盗宝，只不过是冯汉骥曾请华西大学的英国人苏立文前来搞测绘。

    得知刘绍和被流氓送到乡公所的事情后，一向脾气很好的冯汉骥顿时大怒，他马上跑去见郭有守，请他出面干预此事，一定要把无辜关押的刘绍和救出来，还要重申并给予发掘的权力，免得有人来滋事。此后的一年时间，发掘工作被迫中断。冯汉骥为刘绍和的事四处奔走，联络文化界的朋友，请他们声援，郭有守也尽力帮助，最后通过省高等法院和警察局出面，刘绍和才被释放出来。

    1942年9月，冯汉骥邀请当时著名的考古学者吴金鼎、王振铎、王文林、莫宗江、卢淳等人，再次在“抚琴台”进行发掘。冯汉骥也放下一切事务，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考古发掘中。一年后，发掘工作终于完成，一个惊人的真相被揭示出来。“抚琴台”那里的小山包，出土了玉大带、谥宝等国宝级文物，一直被老百姓称为 “抚琴台”的此处，和司马相如或诸葛亮毫无关系，而是五代前蜀皇帝王建的陵墓。这个发现轰动了整个成都平原。

    发掘成功后，张群、郭有守、梁思成、陈寅恪等政界要人和著名学者都到场观看研究，而出土文物后来又在成都皇城坝的明远楼和少城公园展出，观者如潮。这事甚至引起了郭沫若的关注，他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的确，抚琴台的发掘是值得注意的事，这件事体，若发生是在和平时代，或是欧美学界，想必已经轰动全世界了……”。“听说冯先生是人类学者，在发掘工作上极为严勤，是值得庆幸的……”

    1975年11月的一天，冯汉骥正在为从湖南、贵州等地来四川参观的文物考古学者作有关夜郎研究的学术报告，会后他忽然觉得身体不适，随后住进医院。此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他再也没有精力从事他喜爱的考古工作了，1977年3月7日，冯汉骥与世长辞，他关于长江流域的考古研究计划，还未得以实现。1995年，凝聚着冯汉骥毕生心血的文章，被收录在《冯汉骥考古论文集》中得以面世，成为今天的考古学者们的必读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