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气长存

纪念寻淮洲诞辰百年

jocole

       我第一次对寻淮洲产生兴趣，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当时虽然多少知道些有关寻淮洲的事，但也未觉得寻淮洲有什么奇特之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一本台湾出的有关中共历史的书籍中，发现当年的国民党政府对寻淮洲的战死极其重视，视其为红军中仅次于林彪的青年将领。当我好奇的查阅有关资料才发现，寻淮洲短短二十二年的人生经历，的确是很有些不平凡：1927年15岁加入中国共青团，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并随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16岁入党，18岁当团长，不满19岁就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45师师长，不满20岁又被提拔为21军军长。1933年10月刚满21岁，由于在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杰出表现，被正式任命为红七军团军团长，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高级将领。随着此后进一步有所了解，寻淮洲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逐渐丰满起来。
      2010年的7月的一天，为了撰写一篇有关“陆房战斗”的文章，我向红军老战士陈目海询问有关情况。我们当日的交谈基本结束时，不知何故老人突然提起寻淮洲，并感慨地说当年若不是受伤过重，就会跟随寻淮洲一起参加北上抗日先遣队，也许早就牺牲了！老人说完这段话后，似乎意犹未尽，但也未继续谈下去。可惜的是，老人在这次谈话不久的8月2日，突发脑梗再也没能恢复健康——于7个月后的2011年2月去世。
      有关寻淮洲最后一战——谭家桥战斗，我方的记载可谓汗牛充栋，但大都认为此战的失利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刘畴西指挥失误，二是寻淮洲不听指挥。而且大部分记载甚至认为，如果寻淮洲听从指挥，战斗不至于失利。坦白地说，笔者起初也受这些资料的影响，对这个论点也是相信的。但笔者心中始终有个疑问，这似乎与寻淮洲此前的经历大相径庭，况且他一生身经百战，鲜有败绩，怎么到谭家桥一战却突然变成桀骜不驯之辈？是以笔者决定进行一番认真地探讨和研究。经过认真比对国共双方的有关记载，发现这与真实的历史事实有较大的出入！
      本文通过记叙陈老的回忆，以及对“北上先遣队”有关历程的回顾与探讨，寄托对革命先烈寻淮洲的哀思与纪念，同时也算是了却红军老战士陈目海的一桩心愿。

深情的怀念

        我（指陈目海老人，注）第一次见到寻淮洲，是在一九三零年的十月，当时他刚刚从营长，提升为第一百团的团长，组织上安排我给他当勤务兵。在这之前，我给红军原三纵七支队的支队长周昆，当了一年的勤务兵。这个周昆，就是后来115师的第一任参谋长，三八年的时候卷款跑了。当时红军整编，他改任由原七支队改编的红34师师长。寻淮洲的这个一百团，就是这个红三十四师的。
      我当时虽然已经十五岁了，但是因为从小营养不良，长得十分瘦小，看起来只有十二、三岁的样子。见到寻淮洲时才发现，他并不比我高很多，从身高上来讲，我给他当勤务兵正合适。后来想起来，上级可能就是因为我比他矮，所以安排我给他当勤务兵。寻淮洲虽然只比我大三岁，但人很成熟，脑子非常聪明。我们一见如故很投缘，他对我就像亲兄弟一样，尤其后来知道我的身世和经历后，对我就更是爱护有加！每次他外出，我跟在他后面，远远看去就像两个小孩。我给他当勤务兵没几天，就传来我们十二军首任军长伍中豪牺牲的消息。当时伍中豪在东固某地养病，没有随部队去打“长沙”。在返回部队的途中，经过“安福县”的时候，突然遭到当地民团的袭击，最后寡不敌众牺牲了！红军知道后就去报复。伍中豪是寻淮洲在红三十一团时的老领导，他带着我们一百团冲在最前面。后来抓到了那个民团头子，给我们军长报了仇。
      部队从安福返回后，好像是驻扎在黄陂、小布一带。这期间发生了两件事，使我终身难忘。一是亲身经历了“打AB团”。二是参加第一次反围剿，第一次负伤。
      十二月的一天，我们一百团团部突然来了几个人，说是上面派下来打“AB团”的。他们开会，连寻淮洲等团领导也不让参加，只是让我和政委的勤务兵，负责伺候这几个人的生活。后来到红二十军抓人，也是我们一百团派出一个连。大约就在这时候，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围剿”。临近年底的一个夜晚，我们去打张辉瓒的十八师。我们这个一百团的前身，是秋收起义上井冈的第三十一团，是红十二军的主力。寻淮洲带领我们团守在龙岗南面的一座山上，天亮以后张辉瓒的兵前来攻打，战斗打的十分激烈。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通讯工具，下达命令都是靠通讯员去传达。结果在战斗中间，团里的两个通讯员都牺牲在路上，急的寻淮洲直跳脚。我一看，就说我去！本来勤务兵是可以不参加战斗的，以前给周昆等当勤务兵，每次打仗也都是跟在他们后面。可能是因为我很瘦弱、个子又小，寻淮洲本来没打算派我去，可此时没有办法了，只好让我去了。尽管我在半路上中了枪，但还好没伤到骨头，我咬着牙把命令送到了。到了下午的时时，红军从四面包围上来，张辉瓒的这个第十八师终于顶不住了，被我们彻底打垮了，溃兵漫山遍野地到处乱跑。张辉瓒是个大胖子，打扫战场的时候，被我们一百团俘虏了。我在这次战斗中负了伤，就没参加后面打谭道源。
      战斗结束后，寻淮洲专门过来查看我的伤势，见伤的不算太重就对我说，“你不要当勤务兵了，还是去学吹号吧！”这样，他就把我送到十二军的青年学校去学习。当时十二军的青年学校校长，是由军长罗炳辉亲自兼着。罗炳辉原来是十二军副军长，伍中豪牺牲后他接任的军长。报到后，我被分到一区队。可能是因为打张辉瓒我表现的不错，到学校没几天，区队指导员就发展我入了青年团——我后来想可能是寻淮洲向上反映的。我就是从那时起，坚定永远跟党走，永远当红军的决心和意志！
      1931年五月，从红十二军青年学校毕业后，军里根据我的要求，被分配到红35师104团二连当司号员。我之所以要到红35师而不是回到老部队第34师，就是因为当时红三十五师的师长是寻淮洲，他是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提升为师长的。寻淮洲大概是整个中央红军提拔最快的，29年的时候还是排长，30年夏天提升到了营长，10月份就升了团长，转过年来没多久就升了师长。
      我回到部队不久，就赶上红军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的反攻。第二次反围剿刚刚取得胜利没几天，国民党军就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后，我于32年的一月，又被调到红三十五师103团机枪连当司号员。在32年8月的宜黄作战时，我再次负伤。这一次伤比较重，但红军的医疗条件也改善很多，我于9月被转到红色后方第二预备医院治疗养伤。经过三个月治疗后，伤口痊愈了，此时我被分配到红三军七师二十团三连当司号员。这个三连，是二十团最能打的，每次作战都是当主力使用。在第四次反围剿的蛟湖和草台岗等作战中，都立下了战功。在后面接着打乐安的时候，我们连长牺牲，我在吹冲锋号时胸部被击中，负了重伤。33年四月，担架队把我抬到红色第二后方医院养伤。这一次受伤，比以往都重，整整养了一年才好利索。因为我在反围剿作战表现很勇敢，刚住进医院不久，就由王石链同志重新介绍我入了团。
      养到差不多半年的时候，我以为基本好的差不多了，就积极要求出院归队。当时也是有个私心，想到寻淮洲当师长的三军团五师去。我和寻淮洲一直感情很好，可能是年龄的原因，虽然我只给他当了三个月的勤务兵，但他却一直很关心我，对我很好。结果，一是伤的确还没好，二是可能因为天热有没及时换药，刚去了没两天伤口就“鼓”了，不得不返回医院继续治疗。回到医院后，又差不多养了半年，34年的二月份才离开医院。我伤愈出院时，寻淮洲率领红五师在东方军。这样，我就被分配到红一军团的后方留守处待命。当时正赶上精简司号员，大概是因为我表现比较好，又是经过考验的年轻老兵，组织上就把我介绍到“瑞金”的中革军委。记得报到以后，朱德总司令亲自给我们讲话，勉力我们好好学习、努力工作。然后，我就被分配到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去学习。学习一个月后，组织上原来计划把我分到五军团去工作，不知何故最终又未安排我去。在军委招待所呆了十几天后，我另被分配到军委五局。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机会与寻淮洲相见。
      后来寻淮洲的七军团改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率先向闽、浙、赣、皖一带挺进。我则跟随中央红军主力，参加了长征。没能继续跟随寻淮洲，当时对我而言是比较难过的，但真的跟他去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很可能半路就牺牲了。我是在抗战初期，才听说寻淮洲牺牲的消息，虽然我只给他当了三个月的勤务兵，但我对他的感情是很深的，得知他真的牺牲后，我一个人跑到外面难过了好长时间。

慷慨赴危局

        一九三四年的七月初，正在福建连城一带作战的红七军团，被中革军委急电召回红都瑞金。红七军团一路风尘朴朴刚赶回到瑞金，就受到当时中央的最高领导博古诺夫和另外几位中央主要领导，及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召见。博古诺夫和李德等，直接向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和参谋长粟裕下达命令，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当时博古等人冠冕堂皇、郑重其事地告诉寻淮洲等红七军团领导，他们的任务是：“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此次行动的目的地为皖南，“因为那个地区有几个县的群众暴动，建立了一小块苏区，要求七军团在一个半月内赶到，支援和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摘自《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1页）这里有个疑问需要搞清楚，就是除了博古诺夫和里的之外，还有那几位中央主要领导参加了这次接见？根据笔者的查证，似乎应该还有周恩来、项英及张闻天等，朱德、王稼祥等似乎尚在前线，并未参加此次接见。当然，此时早已“靠边站”的毛泽东，更不在这个“中央主要领导”之列。朱德及毛泽东等是在两天之后的7月4日，跟随中央主要领导一起，来到红军学校的大操场接见红旗军团的全体指战员。
      许多年以后时任红七军团参谋长的粟裕才知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摘自《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1页）博古诺夫等人为什么不将其真实意图告诉红七军团领导？这恐怕很难解释为博古诺夫等是出自“良好的愿望和企图”。比较容易联想到的原因，大概是估计到此行凶多吉少，准备以红七军团的牺牲换取主力红军的顺利转移，担心寻淮洲等人知晓会对具体行动产生不利影响。实事求是地说虽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但却有大量实实在在地的历史事实给予支撑。这种推测当然对某些人来讲是不愿意听或见的，笔者从来没有、也丝毫不怀疑博古等的革命意志及其坚定性，但博古诺夫毕竟不是真的“上帝”（秦邦宪取的俄文名字为БОГУНОВ，翻译成中文就是“博古诺夫”，据说有“上帝”的意思），同样具有一般人普遍存在的弱点、同样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博古诺夫等人之所以将真实意图秘而不宣，恐怕更多是出于“左倾机会主义”的思维定式。笔者的这个合理、客观地推测，可以从本文后面内容列举的事实中得到佐证。
      实际上博古等人的这个“北上先遣队”的想法，并不是临时起意、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从他们采取的具体措施就可以清晰地看出：
      （一）当时的临时中央早在下达命令之前，就已做好安排曾在闽浙赣苏区人中央代表和省委书记的曾洪易到红七军团担任随军中央代表的决定，让其同寻淮洲和乐少华一起组成军事委员会，决断红七军团的一切政治和军事问题——其含义和作用显然是不言而喻。博古等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为什么要做这样安排？按照粟裕将军的回忆：“当时的‘左’倾宗派主义的领导者，对红军中原来的干部是不信任的”（摘自《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1页）。这样在红七军团以后的行动中，几乎所有的事，都是由曾洪易和乐少华说了算。曾洪易和乐少华这两人的共同特点是都比较“左”，先后都到前苏联的中山大学学习过。大概正是这留俄的经历和“左”思想，得到当时中央某些主要领导的信任和赏识。后来这个“极左”的曾洪易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悲观失望，为了保命跑到南京向国民党自首投降了。乐少华的革命意志虽然非常坚定，但同时也是红七军团中左倾错误政策最坚定的执行者，从后来的红七军团的历程看，其造成的危害似乎比曾洪易有过之而无不及。红七军团有了这样两个“老左”，尽管寻淮洲是军团长、且在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又能有多少作为？！面对前途未卜的危险征程，又有这样两个“催命太岁”式有决断权的主要领导，红七军团失败的命运在出发前就几乎已成为定局！
      （二）早在给红七军团下达命令之前，博古等中央主要领导就已规划好了红七军团的具体行程，甚至一些其它的相关准备，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中央机关替红七军团提前印刷了一百六十余万份宣传材料——这在临时中央的历史中也是罕见。这一百六十多万份宣传材料有多少呢？按照粟裕将军的回忆，足有三百几十担！而整个红七军团辎重加上炊事担子，总共也不过五百多担！也就是说，这些宣传材料占了约三分之二！按照粟裕将军的说法：“这在当时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摘自《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1页），可见临时中央的用心良苦。这里面比较吊诡的是，以后的红六军团和中央红军主力出发时，却未见有携带类似大量宣传品的记载。之后发生的事就更令人不可思议。红七军团经过大约只有三天的短暂休整和准备后，于七月六日晚便匆匆踏上了征程。按照中革军委的指令，红七军团一路经过长汀、连城、永安县境，打下了大田县城、经尤溪以东进入到闽中地区。然后在红九军团掩护和配合下，打下了樟湖坂，并从那里渡过闽江，完全进入了白区。按原定计划，红七军团应由古田、庆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然后直趋目的地皖南。恰在这时中革军委忽然改变计划，“电令我们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摘自《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2页）。其实此时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几天前就知道，皖南地区的群众暴动已经失败，指令红七军团赶赴皖南只不过是个幌子而已，但即使这样不知为什么也未告诉红七军团。其后，红七军团在曾洪易和乐少华的控制下，机械地按照中革军委规定的时间、地点、路线、里程，一路有意慢慢地前行，差不多天天要同后面的追敌打掩护仗、同前面赶来的敌军打遭遇仗，虽然也取得了不少战术性的胜利，但整个处境却像一只被缚住手脚的猛虎越来越被动！
      （三）红七军团是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同红九军团一起成立的。尽管红九军团团的军团长罗炳辉是寻淮洲的老首长，但寻淮洲的红七军团下辖第十九、第二十和第三十四三个师，而罗炳辉的九军团只辖第三师、第十四师和两个独立团。但在实际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时，中革军委却将第二十师留在闽北地区，将第三十四师调给红五军团。这样所谓的红七军团，只剩下一个第十九师和独立团，统共只有四千来人的兵力。红七军团虽然成立较晚，但其第十九、第二十两师原先属中革军委直接指挥，至于红三十四师就更不消予以介绍了——长征初期血战湘江全师覆没的就是这个师！红七军团成立后，基本都在东方军的编成内作战，经过实战锻炼早已发展成为一支英勇顽强、善于野战的部队。博古诺夫及李德等人为什么要把红七军团拆城七零八落？恐怕只有他们心里明白，此外大概只有天晓得！博古诺夫及李德等人可以说绝不是笨人，非常明白就凭红七军团（严格地说被称为红十九师更合适）剩下的这些兵力，很难掀起大的波浪，因此早就为其准备了补充——两千多新战士，这样就使红七军团出发前达到六千多人。注意！是六千多人，而不是六千多兵力！按照粟裕将军的回忆，“非战斗人员约二千人，包括中央派出的一个随军工作团”（摘自《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1页），也就是说没增加多少战斗人员或武器装备。但这样一来造成的结果，却是队伍拉长了——行军时一副担子占据的空间相当于三个战士，而担子的增多必然影响部队的行军速度。可叹的是即使是这样，后来中革军委还是唯恐红七军团的行军速度快了国民党军追不上，规定一天只能走而、三十里路。
       通过以上史实，我们不必仔细琢磨，也能想清楚博古诺夫等人的“司马昭之心”。
       命运多舛的红七军团自七月六日晚从瑞金出发，一路前进到闽浙赣苏区，艰苦转战闽、浙、赣、皖四省的几十个县镇，历时近四个月、行程达一千六百多公里。尽管全军团广大指战员在寻淮洲等军团领导带领下，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克服了曾洪易、乐少华的许多直接干扰，几乎不停地与前后的敌人作战，打了一些胜仗，粉碎了敌人想很快消灭红七军团军的企图。但寻淮洲和红七军团广大指战员的努力，换来的却是中革军委的严厉批评。九月初红七军团历尽艰险，进入了闽北苏区东北的古楼一带游击区，寻淮洲等原想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进行短暂的休整，以利与下一步的作战和行动。没想到中革军委随即来电，批评寻淮洲等“拟于闽北边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企图阻止你们北进”。于是红七军团只好将伤病员安置后，拖着疲惫的身躯继续向北进。
       对于这支疲劳之师，中革军委却毫不放松，虽然不在提原来交给红七军团去皖南的任务，却有增加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新任务，并通过中央随军曾洪易和军团政委乐少华不断加大压力。不过此时的曾洪易，面对越来愈严峻的形势，暴露出其平时看不到的一面——严重的恐慌和动摇，部队离开水口后记萎靡不振，甚至向中央提出要离开红七军团。乐少华倒是革命意志坚定，用粟裕将军的话说，就是“一味盲目地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拒绝结合实际的积极建议，而且专横无忌，对寻淮洲同志极不尊重，一开会就吵架，天天如此，几乎造成指挥上的瘫痪。”（摘自《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4页）大概是由于乐少华等的报告，中革军委不顾红七军团的实际情况，蛮横地多次来电批评红七军团，“对保安团畏惧其截击是不对的”，“不须以急行军增加病员与疲劳，每日行二、三十里”。于是红七军团在极其艰难、内外交困地情况下，艰苦地浙西一带地区转战。没想到中革军委九月十七日再次来电，命令红七军团“在未执行军委给予的破坏杭江铁路，及附近公路的任务前，禁止继续北进。”接着“第二天又电令我们，‘应即向遂安前进，以袭击方法占领该城，并确保于我军手中’，规定我们以遂安为中心，于安徽边境的淳安、寿昌、衢县、开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区，尔后再向浙皖边境之歙县(即徽州)、建德(今梅城)、兰溪、江山、屯溪地域发展。”（摘自《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5页）由于红七军团未能实现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革军委就毫不留情地指责寻淮洲同志和红七军团，给他们扣上“染上了机会主义”、“执行了退却逃跑路线”等等荒诞的大帽子。红七军团就在这种十分艰难的境地，像一只负伤后伤情不断加重的猛虎，挣扎这来到了闽浙赣苏区的重溪地区，胜利地与方志敏的红十军会合。但等在寻淮洲和红七军团前面的会是什么，他们能够逃脱命运的摆布吗？

遗恨乌泥关（上）

        一九三四年的十一月初，寻淮洲率领历尽千难万险红七军团抵达闽浙赣苏区后，受到苏区革命群众极其热烈的欢迎！这里面除了对红军的感情外，还有一份特殊的亲情——因为红七军团是由原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为主组成的，老区人民把红七军团视为自己的子弟兵！在方志敏等党政领导和苏区人民的亲切慰问下，四个月来的艰辛劳累一扫而光，红七军团广大指战员的情绪迅速振奋起来。可惜的是好景不长，根据中革军委十一月四日进行整编的命令，红七军团同闽浙赣苏区后来成立的红十军，及新升级的游击队和赤卫队等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红七军团被改编改编为第十九师，刘畴西的红十军被改编为第二十师。大概是因为寻淮洲一路上的“表现不好”，新成立的红十军团军团长由刘畴西担任，军团政委还是由乐少华担任，寻淮洲则被降为原红七军团缩编的第十九师师长。几天后，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又发来电令，决定成立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五人，组成新的军政委员会，主席由方志敏担任——代表中央全盘负责、随军行动，。不久，又命令粟裕为军团参谋长、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这样一来，除寻淮洲被降为师长外，原红七军团的其他领导职位未变。
      担任红十军团军团长的刘畴西，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不但资历老，而且在讨伐陈炯明东征作战时的“淡水”、“棉湖”两仗中表现英勇而声名显赫。不过在参加红军之后的作战中，同寻淮洲相比却相形见绌。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时，刘畴西为第二十四师任营长、团参谋长，此时的寻淮洲则刚刚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独立团当大头兵。刘畴西于一九三零年八月进入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接任红三军第八师师长，后调任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二年七月调任红二十一军军长，年底奉命前往闽浙赣苏区工作，当选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一九三三年十月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兼新红十军代军长、军长。而寻淮洲于一九三零年十月任一百团团长，一九三一年五月升任第三十五师师长，一九三二年底接任（刘畴西）第二十一军军长，一九三三年十月即被任命为红七军团的军团长。毋庸置疑红军时期的军长，显然是要低于军团长。寻淮洲不但此前的职务要高于刘畴西，而且从军史记载来看，虽然未上过军校、勉强算得上的高小毕业，其指挥作战的能力显然是要超过刘畴西的。项英等中央领导显然是执行“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把屡立战功的原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降职为师长，并且毫不留情地将其排除在军政委员会之外，用粟裕大将的话来讲：“这不仅是对寻淮洲个人实行宗派主义的打击，同时也是无视七军团从瑞金出动后，转战数省以流血牺牲换取来的宝贵经验。”（摘自《粟裕战争回忆录》第63页）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左”倾宗派主义产生的恶果，很快就显现出来，几乎葬送了整个红十军团！
      红七军团虽然被改编成了第十九师，却获得了短暂的喘息，同时方志敏等闽浙赣苏区领导还给补充了五百多名新兵，使其兵力恢复到三千七、八百人的样子。十一月十八日根据新的战斗指令，寻淮洲同志率领第十九师，从怀玉山和德兴东北一带，突然通过敌封锁线，向浙皖赣边进发。在此后的二十几天里，由于摆脱曾洪易和乐少安的干扰和控制，寻淮洲率领第十九师机动作战，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表现出了他善于的游击作战的指挥才能。可惜好景不长，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发来新指示：根据苏区日趋严重的形势，命令十军团部立即率二十师转到外线，同十九师会合，在开化、遂安、衢县、常山之间集结兵力，争取以运动战消灭敌人，创造浙皖赣边新苏区。这样，第十九师就于十二月九日，在黄山东南之汤口地区，与红十军团军团部和第二十师会合。红十军团刚会合没两天，国民党围剿大军就围了上来：其中最快的一路，是尾随过来的王耀武补充一旅，正在向汤口疾进、并且已经接近汤口！红十军团只得于十三日，沿屯溪至青阳的公路向北转移，经乌泥关进到黄山东麓谭家桥地区。红军前脚刚刚离开，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于十三日（当）晚，抵达汤口。此时红十军团经侦查发现，王耀武补充旅的孤军突出——与伍成仁的第四十九师上有一天的路程，而李文彬德的第二十一旅尚在北面的太平一带。王耀武所部下辖三个团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虽然装备比较好，但加上随之一起行动的保安团一个加强营，总兵力至多六千来人。红十军团尽管装备要差些，但总兵力有八千余人。大概是因为白天刚从汤口经乌泥关过来，对乌泥关一带的地形有印象，红十军团领导决心利用乌泥关至谭家桥段公路两侧有利地形，以全军团的兵力伏击王耀武的这个第一补充旅。刘畴西等认为，乌泥关是一个山隘口，东侧有一个制高点，向北一路小山坡，利用这一带的有利地形，用出敌不意的伏击手段，打王耀武所部一个措手不及，歼灭其大部还是有把握的。根据有关史料，大部分都记叙建议打这一仗的是寻淮洲。但笔者认为，这恐怕很难令人置信。首先此时的寻淮洲并不是军政委员会成员，前不久刚刚遭受严厉批评被降为师长，提议召开军团研究作战紧急会议的只能是刘畴西等军团领导，寻淮洲只能是被动的参加者。根据郜建辉著的《天殇 红色抗日先遣队殉难始末》这本专著的说法，在开会研究时寻淮洲提出，最好不要进行如此冒险的战斗，理由是国民党军士气正旺，红军疲惫且地形也不熟悉。但刘畴西执意要打，并得到了方志敏、乐少华等主要领导的同意。见此情况，作为下级的寻淮洲只好服从。笔者认为，这才从逻辑上讲得通，基本符合或接近历史的真实。
      关于谭家桥一役红军参战部队的记载，大部分史料都认为，是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共三个师。例如粟裕将军回忆：“军团的作战部署是：由乌泥关起，沿公路面测自南而北，按十九、二十、二十一师的顺序设伏，十九师是军团战斗力较强的一个师，配置在上峰，除以一个连兵力，控制乌泥关制高点外，该师主要兵力部署在乌泥关以北，与二十、二十一师阵地依次衔接，二十一师以一个营构筑工事，坚守谭家桥正面。待敌补充第一旅通过乌泥关，进入我设伏地城以后，即行封锁乌泥关口，断敌退路，阻击敌可能之增援；同时，二十、二十一师会同十九师部分兵力对敌拦腰出击，并排打下去，将其大部歼灭于乌泥关至谓家桥公路上。”（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8页）但按照《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讲解词中的说法，“1934年11月4日，长征途中的中革军委电令(照片)红七军团与赣东北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三天后，红十军团在德兴县重溪整编完毕(照片)，军团下辖两个师。……。同一天，被分割在王龙山刺窝一带的红二十一师(谭家桥战斗之后编成)，被国民党补充第一旅等部包围，战斗中，仅一个连成功突围，其他指战员损失惨重，二十一师几乎全军覆没，师长胡天桃因伤被俘，后牺牲在南昌监狱。”到底哪种说法准确？根据笔者反复查证、比对得出的结论是，参加谭家桥作战的确实只有十九、二十两个师。首先按照史料上记载的具体部署情况，担负主攻任务的是二十师的两个团及十九师的一个团，十九师的另两个团担负兜底任务，二十师的另一个团负责谭家桥的正面及附近防守。没有任何资料提到第二十一师的具体部署情况。其次是在几乎所有的军史记载中，只提到二十师和十九师的作战行动，没有二十一师参加战斗的具体描述。如果二十一师也参加了此战，应该不会一字不提。再是如果二十一师也参战了，红十军团的兵力应当占有相当大的优势——从后来的作战经过看，红军并未形成兵力上的较大优势——如果加上第二十一师的三千多兵力王耀武恐怕很难抵抗住。而且第二十师被攻击时，对刘畴西而言最方便、最快捷的方法，就是调二十一师前来支援第二十师，不必非要等第十九师返回去救援。另外依据11月4和18日中央发的电报内容看，十军团起初就是两个师。正是基于以上几点，并结合与参考其它相关资料，笔者认为参加谭家桥一役的红军部队，应该只有十九、二十两个师。

为了能更清晰地了解红十军团的具体作战部署，笔者查找了所能找到其它有关资料。在具体的考证过程中，笔者看的是头晕脑胀、一头雾水——因为这些史料记载很多都相互矛盾，而且关键点几乎大都含混不清。即便是郜建辉著的《天殇 红色抗日先遣队殉难始末》这本专著，也同样存在错误与不足。最后通过仔细阅读、比对、查证和分析研究，笔者感到成斌所著的《千里浴血——解开红军北上先遣队的尘封故事》一文，对这场战斗部署的描述较为详实可信。考虑到该文是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的专文，其可信度还是很高的。该文曰：“战前，红十军团领导查看了地形后，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最后做出决定：20师的2个团和19师的1个团从谭家桥东南至石门岗北段约七公里一线展开，从东面向开进之敌侧击。19师2个团带战斗打响后，跨越麻川河，从石门岗东侧向乌泥关穿插，腰斩和阻击敌后续部队，并配合围歼进入伏击圈之敌。”这样通过综合分析粟裕将军的回忆及其它资料，笔者推测红十军团当时的具体部署大致是这样的：第二十师一个团埋伏在谭家桥附近，以一个营从正面阻击，负责堵住王耀武补充一旅的先头部队；第二十师位于中间，以其两个主力团和第十九师的第五十六团，负责切断和打击敌指挥部；寻淮洲率领的第十九师其它两个团，负责在后面扎口袋。作战的意图是，第二十师二个团和十九师的一个团，埋伏在谭家桥以南至石门岗北端一线高地密林，担任正面攻击。战斗打响后三个团同时出击，抑制敌于公路上面，将其挤压消灭在黄山脚下。寻淮洲所率的两个团埋伏在伏击地域的左翼，待主攻方向打响后越过麻川河，从石门岗以东向乌泥关穿插，全力截断敌后路。从军事常识讲，打伏击的要领是两头堵住，中间狠狠几刀砍下去，将被围敌军截成几段，打乱其部署和指挥系统，使其首尾不能相顾，然后分段消灭之。这在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都成功地屡试不爽。但此次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却把拦腰重任交给了第二十师。如上面所述，这个第二十师的前身，是一九三三年新成立的红十军，自成立以来一直是以游击战为主，没有真正打过大规模的野战和阵地战。所以寻淮洲对此部署提出异议，认为应该由第十九师担任主攻，军团参谋长粟裕也持相同意见。如果刘畴西等军团领导能采纳此意见，也许谭家桥战斗的结果会大不相同，但随着刘畴西等军团领导的固执己见，最终导致战斗的失败！
      仔细审视这个作战部署时，笔者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刘畴西等将红十军团的主力，集中部署在石门岗（峡）至谭家桥一线，而没有在乌泥关至石门岗（峡）一线布下埋伏？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和研究，笔者认为，这大概是出于这样两个原因：第一是红军只有两个师约八千多人，两头还要安排阻击和兜底的部队，兵力似乎有些不足。第二恐怕与乌泥关至石门岗（峡）这一段的地形和地势有关。笔者的这两个推测是否正确呢？还是通过电子地图，来了解一下这一带的地形地貌。
      谭家桥当年属太平县，位于黄山主峰的东南麓，太平、旌德和绩溪三县交界之处，红十军团设伏的地域——从谭家桥至乌泥关这一段公路，是建在两边的大山与河流之间，估计时至今日，也很难有很大或基本的改变。谭家桥到乌泥关的直线距离不到八公里，由于公（山）路沿山势而建，实际距离约为九公里还多一点儿。从谭家桥到石门岗（峡）这一段公路较直，只有四公里多一点儿，而从石门岗（峡）到乌泥关这一段直线距离虽然只有约3.5公里，可由于这一段公路弯曲多变实际里程竟达近5.4公里之遥，也就是说这一段距离占了全程的一半还多。还是请先看一下，笔者制作的简图（谷歌电子地图截图）。

       从以上三幅截图可以清晰看出，谭家桥至石门峡（岗）的公路，没有大的弯曲，基本都是直路。谭家桥到中墩的东面，有一条小河（大概就是麻川河），小河与西面的山岗之间较为平坦。中墩至石门岗前一半也是河谷，较为平坦，后面基本就都是高地。而最为险要的地段，主要位于石门岗至乌泥关这一段。这一段不但山势险峻，而且公路也随山势的走向弯曲多变。公路的左边是山岗，不适合大部队隐藏；右边的山丘较远，且中间有一条河流，也不适合大部队埋伏。

遗恨乌泥关（中）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王耀武的第一补充旅前锋抵达汤口。与王耀武所部一起抵达汤口的，还有俞济时及其指挥人员和浙江保安团的一个加强营。王耀武当晚即接到俞济时的命令：“据报‘匪’十军团已向太平窜去，着该旅于明（十四）日上午六时由汤口出发，经乌泥关、谭家桥向太平追击前进。指挥部及加强营随该旅行动。”国民党军补充第一旅旅长王耀武，虽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但却绝非等闲之辈，第四次围剿期间的一九三三年六月，红军调集兵力围攻宜黄，守卫此处的独32旅旅长起初打算撤离，但在王耀武的力劝之下改变主意，奋力守城达二十二日之久，在援兵的压迫下围城的红军只好撤离，战后王耀武因此战被提升为补充第一旅少将旅长。入伍前当过店员的王耀武长于计算、熟知兵法，当然明白“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道理，自率领所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开进闽浙赣参加“剿匪”以来，始终小心翼翼，此次当然更不例外。第二天一大早，王耀武以周志道的第二团为前卫，浙江保安团的加强营紧随其后，然后是旅部及直属队、李天霞的第三团，刘保定的第一团为全军后卫，俞济时的指挥部也一同行动。从汤口到谭家桥只有17.2公里的路程，这条共虽然算得上是大路，但因为是依山而建，道路不算太好走。初时周志道还比较小心，放出了搜索队探路，但过了乌泥关的垭口，未见红军的踪影及可疑情况，同时看见乌泥关一带的老百姓，有的在砍柴、有的在种地，还有的在公路上正常行走，就慢慢放松了警惕。一面派人向王耀武报告平安无事，一面继续向谭家桥前进，未再派出部队搜索前进。王耀武接到周志道平安无事的报告后，也信以为真，带领大部队浩浩荡荡奔向谭家桥。不过王耀武毕竟是王耀武，他在率领本队前进之前，为防不测，还是把后卫第一团留在了乌泥关一带，没有让刘保定的第一团等紧紧跟随。这样在无形之中，王耀武的这支近六千多人的队伍拉的很长。上午九时许，周志道第二团前锋部队，出现在谭家桥不远的公路上。大概是因为过乌泥关时未见异常情况，周志道等并未感到危险将至。其走在最前面的一个营，刚刚通过谭家桥，突然一声枪响！接着砰砰啪啪枪声大作，红十军团的进攻开始了！根据红军方面的记载，这声枪响并不是进攻的号令，而是某位红军战士走了火！枪响的那一刻，周志道第二团本队离谭家桥还有一段距离。从国共双方各种史料描述来看，红军的进攻似乎有点早了，王耀武的后卫部队还没通过乌泥关。
      根据王耀武多年以后的回忆，遭到突如其来的打击后，所部周志道的前卫团起初惊慌失措，仓促间只能手忙脚乱地就地组织抵抗。王耀武刚开始也有些发懵，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坐以待毙，于是下令各部立刻抢占公路左面的制高点。未几又收到俞济时从后面派人送来的手令：“敌人早有埋伏，我们为什么未发觉，迅速派队将各重要山头占领，负责击败敌人的袭击。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官兵不得后退，否则以擅自撤退、临阵脱逃论罪。”王耀武定下神来，暗自给自己打气——毕竟其后卫团还待在乌泥关一带，至少后路无忧。他一面迅速将俞济时的手令传达给各部队，一面命令保安团加强营和李天霞第三团的第三营，立刻赶到前面去增援周执导的第二团。就在王耀武紧张调整部署的时候，由于红军的攻势猛烈，前卫第一团有些抵挡不住开始动摇，少数士兵张皇起身就往回跑。周志道见状不仅大急，大声喊叫司号长快吹号催促增援部队跑步前进！没想到其司号长刚刚吹了几个音符，就被红军的特等枪手一枪给撂倒在地！没一会儿，前卫团团长周志道也受了伤。由于增援部队相隔不是太远，补充第一旅又是行进在公路上，保安团的加强营和李天霞的第三营及时赶到前面，集中火力猛烈射向正在进攻的红军，成功地用反冲锋将红军击退。这时另一股红军冲了过来，等周志道的第二团发现时已到跟前，双方直接展开肉搏战。该团副团长程智亲率部队冲击，经过大约四十多分钟的战斗后，又将这股红军的攻击击退。王耀武所部刚刚喘息了二十来分钟，一股更大的红军——足有好几百人，从公路右侧山头的树林里冲了出来，快速冲向补充第一旅的旅部。由于中间大约有好几百米的距离，很快就被王耀武发现。他命令位于旅部前面的保安团加强营和第三团的第三营，集中全部火力进行支援，同时命令其旅部直属的特务连连长刘连荣率领旅直部队猛烈反击。在敌军的火力掩护和两面夹击下，红军的这股进攻部队伤亡极大，不得不暂时退了回去。击退了红军的这三次进攻后，王耀武补充旅的旅部及前卫第二团等部，基本稳定了下来。
      由于红十军团的前三次进攻并未奏效，刘畴西等军团领导决定，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攻击行动，以求彻底击垮王耀武所部的抵抗意志。根据王耀武的回忆：“这次红军出动了七八百人，分三路冲过来，一路针对加强营，两路对着第二团中伤亡较重的第一、二两营，勇往直前，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地冲过来。刺刀在太阳光下闪出白光，杀声震天，大有一鼓作气击溃补充第一旅之势，情况紧张、危机。我想，这次红军的冲锋要是抵挡不住，就会被击溃、被消灭；……。于是我就亲自到第一线督战，命令各部集中迫击炮、机关枪的火力，向冲过来的红军猛烈射击，战斗极为激烈。红军因死伤甚重，第四次的冲锋又遭到挫败。”（《024文史资料选集》第195页“阻截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战役的经过”—王耀武）
      以上记叙的是，担负主攻的第二十师和第十九师一个团的战斗情况。那么，开战后寻淮洲及其所部在干什么？从目前网上能查到的记载看，对寻怀州贬大于褒，几乎众口一词将战败的主要责任归在寻淮洲头上——根据这一点可以肯定，这里面绝无为寻淮洲讳的意思。先来看一下百度的说法：“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前卫团十分谨慎，上午10点搜索至红19师阵地前，寻淮洲当即决定发起攻击，这样就过早地暴露了部队的火力。国军前卫迅速缩回，并以大部队迂回红20、21师侧后并占领了630高地，控制了乌泥关一带的公路。红19师被迫回师增援，在630高地与国军激战一天，后被迫撤退。”其他的一些文本（载），虽未将首先开火的责任按到寻淮洲头上，但其它内容则差不太多，如《惨烈的谭家桥战斗》及《哀歌 * 火种—谭家桥战斗》等文，均说：“当红20师主要方面战斗打响时，红19师即按作战计划向南出动，尚未通过前方高山地带时，红20师已经溃败。军团首长随即改变作战计划，令红19师回援，共同突击敌前卫，但未调得动部队。甚至‘方志敏写信去调，又没调来。’红19师仍按原计划，远出石门岗、乌泥关方向，‘单独自打一方’。此时敌第3团已派出一个营占领了石门岗的制高点，俯瞰北面低地，将穿插行进中的红19师，隔断在石门岗以东、以北悬崖峭壁之下。红19师队伍施展不开，被敌人火力压制在狭窄的山沟里，情况万分危急。该师只能被迫返回，改从石门岗西北发起进攻。寻淮洲亲自带队冲锋，虽然几经反复最后夺回了制高点，然而部队已丧失了攻击锐气，更不幸的是，寻淮洲右下腹部中弹负了重伤。同时，红20师方面情况更加恶化，部队几次仰攻公路上的敌军均被打退，而且各处阵地反而被敌冲垮，多名高级指挥员伤亡。”而方志敏在狱中做的总结认为：“第一，地形选择不好，敌人占据马路，是居高临下，我们向敌冲锋，等于仰攻；第二，钳制队与突击队没有适当的配合，我们没有集中主要力量，由右手矮山头打到马路上去。第三，19师是以有用之兵，而用于无用之地，钻入一个陡峻的山峡里，陷住不能用出来。19师指挥员没有十分尊重军团指挥员的意志，凭着自己的意志去作战，形成战斗指挥未能完全一致。”粟裕将军多年后回忆的则是：“开始时，战场形势是很好的。但我十九师除以一个连控制乌泥关制高点外，未能将主力配置于乌泥关以北，而是摆到马泥关以南去了。乌泥关以南是悬崖陡壁，兵力展不开。敌人调整部署后，集中力量进攻我战斗力较弱之二十、二十一师，两师指战员奋勇反击，但因不长于正规作战，而十九师又增援不及，以致阵地被敌人冲垮。”从上述的各种说法来看，显然是相互矛盾的！矛盾之处首先在于：寻淮洲的第十九师究竟是摆到了乌泥关以南去了，还是“钻入一个陡峻的山峡里，陷住不能用出来”？要想搞清楚这些疑问，有必要综合相关的战史记载进行比对和分析，方能得出能得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和结论。
      第一，关于寻淮洲率先发起攻击的问题。
      仔细想来，这种说法极其荒谬可笑。因为几乎所有的史料记载，都是寻淮洲的第十九师被部署在最南面。先来看一下时任十军团参谋长的粟裕将军的回忆，“军团的作战部署是：由乌泥关起，沿公路面测自南而北，按十九、二十、二十一师的顺序设伏，”，其它史料记载中有关此次作战的军事部署，基本都是如此。这些史料确切证实，寻淮洲的第十九师被部署在谭家桥的最南端——也就是最前面，军团部和第二十师等均在其后面（北面）。如果是寻淮洲的第十九师率先发起攻击，王耀武的前卫团到不了谭家桥，战斗只能发生在石门岗（峡）以南至乌泥关这一段——位于后面的第二十师基本没有参战的可能。如果寻淮洲将第十九师摆到乌泥关南面去了，战斗只能发生在乌泥关以南——这样一来，军团部和第二十师等连看客也当不成，充其量至多当听客而已！而且既然寻淮洲在前面打起来了，王耀武前卫团的攻击对象只能是寻淮洲所部，第二十师还在北面——不可能参战，也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红19师被迫回师增援”的可能。至此我们完全可以断言，百度的说法可谓一派胡言，连时间地点都没搞对，遑论谭家桥战斗的成败？！
      第二，寻淮洲是自行其是，还是按命令行事？
      关于这个问题，焦点有两个，一个是说寻淮洲不听命令自行其是；另一个是说寻淮洲“仍按原计划，远出石门岗、乌泥关方向，‘单独自打一方’”。
      先来说第一个。说寻淮洲擅自行动、不听命令，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测。首先寻淮洲违背军令的目的何在？按某些含糊其辞的说法，似乎是因为刘畴西等军团领导未采纳寻淮洲的意见，故寻淮洲率性为之。但可惜的是这种论调是经不起推敲的。寻淮洲如有这样的念头，一是早在会合前更合适，二是既然自行其是有怎么会后来又跑回来参战？！作为普通常识，随意违背军令无论在那支军队都是要杀头的！要知道当时的红军中，政治委员可是有最终决断权的！红七军团从中央苏区出发后，寻淮洲始终受到政治委员乐少华的制肘，若无乐少华的同意几乎什么事都干不成。红七军团改编成第十九师时，安排的政委是聂洪钧。聂洪钧在这之前担任过新老红十军两任政委，也就是说与以老十军为主组成的红七军团并不陌生。从史料上看，聂洪钧与寻淮洲似乎从未有过共事或交往。而且这位姓聂政委当时还是比较左的，凡是对陕北肃反稍稍有所了解的都知道其人其事。如果寻淮洲敢擅自行动，聂洪钧肯定是不会同意的，即使阻止不了也可马上派人向上汇报。况且这里还有个重要情况，就是红十军团的军团部就设在石门岗（峡）附近的钟鼓山，根据历史记载，寻淮洲所部在战斗打响前，应当被部署在石门岗（峡）东面的山脚下，应该就在红十军团的指挥部眼皮底下。寻淮洲能或敢私自带走第十九师吗？根据史料记载，十军团战前的军事部署会议的参加者包括团一级干部的，寻淮洲用什么理由在开战前将队伍从军团首长眼皮底下带走？所以，说寻淮洲擅自采取作战行动是根本说不通的。
      再说第二个。关于寻淮洲“仍按原计划，远出石门岗、乌泥关方向，‘单独自打一方’”。说法，倒是与方志敏时候的总结基本吻合：“19师是以有用之兵，而用于无用之地，钻入一个陡峻的山峡里，陷住不能用出来。19师指挥员没有十分尊重军团指挥员的意志，凭着自己的意志去作战，形成战斗指挥未能完全一致。”但这里问题是方志敏的这番总结，是在被俘后的狱中做的。根据前面已经过考证的十军团战前部署，第十九师两个团应当在“战斗打响后，跨越麻川河，从石门岗东侧向乌泥关穿插，腰斩和阻击敌后续部队，并配合围歼进入伏击圈之敌。”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当时不是这样部署，又何来“军团首长随即改变作战计划，令红19师回援，共同突击敌前卫，但未调得动部队。甚至‘方志敏写信去调，又没调来。’”？据此首先可以确定，寻淮洲十九师的两个团是在战斗打响后，才开始向乌泥关方向穿插的。有一点需要注意！根据国共双方的军史记载，王耀武的补充旅一直占据着公路，前后的联络始终未被打断，从石门岗（峡）到乌泥关的垭口一带，也始终控制在其后卫第一团的手里。这就可以雄辩地证明，寻淮洲所部是没有可能通过乌泥关南下的，唯一的可能就是“跨越麻川河，从石门岗东侧向乌泥关穿插，”！通过上述考证，可以得出基本正确和最接近历史事实的结论：前面的战斗打响后，寻淮洲即按照军团的事先部署，率领所部第五十五、五十七两个团，开始向乌泥关穿插。请先看笔者制作的谷歌截图。

    通过此图可以清楚地看到，从石门峡（岗）南面至乌泥关这段路途，几乎全是贴着右面的山脊而建，而且途中还有两个大的转弯处。这段路除接近石门峡（岗）处外，左面山势明显低于右侧的山岭，所以这一段的地形不适合设伏。王耀武的回忆是这样表述的：“令第一团团长刘保定立派一部占领乌泥关，并确保之。该团主力为旅预备队，控制在乌泥关以西地区。”王耀武的这段话说明两点：一是战斗打响后补充旅方派兵占领乌泥关。二是刘保定这个团，是待在石门岗（峡）至乌泥关这一地段。
        通过以上资料的相互比对及分析，首先可以推定的是，寻淮洲率领的两个团，没有“摆到乌泥关以南去了”，而是开战前部署在石门岗高地后面的某处山脚下，战斗打响后才开始从东南向乌泥关南面穿插。这就意味着粟裕将军的回忆有误！其实这也很好理解，一是这是粟裕将军多年以后的回忆，难免会有失误。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就是粟裕将军当年9月下旬，随红七军团转战于皖赣边区时，在一次战斗中右臂负重伤，所中之弹丸直到全国解放后的1951年才取出。按照《千里浴血—解开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尘封的故事》一文所述，“粟裕负伤未愈，双手不能提枪”。至于《红军长征全史 第五卷——星光灿烂北上抗日先遣队和南方红军游击区战史》中所记载的，“敌司号员一吹号，即暴露了目标，粟裕眼疾手快，抬手一枪，将其击毙在地”，纯粹是该书作者们的胡吹海谤！即使粟裕能战斗，作为军团参谋长也只能待在指挥所，协助军团长等进行作战指挥。根据上面《千里浴血—解开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尘封的故事》的这一句推测，粟裕将军在这一仗中只能呆在军团部甚至有可能呆在后方医院，所以他的回忆有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事。其次可以明确的是，方志敏所言的“钻入一个陡峻的山峡里，陷住不能用出来。”，是历史的事实——尽管是事实，却并非寻淮洲擅自行动造成的，而是战斗打响后按照战前部署向乌泥关穿插所致。
        就在昨夜整理修改此文时，意外地在天堂网中的寻怀州纪念馆，发现了一张谭家桥战斗态势图。该图片证明，笔者有关寻怀州十九师行动路线的推测，还是基本准确的。虽然受条件所限，笔者截取的这张图比较模糊，但基本的东西还可以分辨得出来。根据图中的标示，军团指挥所（插小旗）位于图的中间位置——应该就是史料记载的钟鼓山后坳；寻怀州第十九师的两个团，开战前居于军团指挥所下方略微偏右的山脚下。带黑色箭头的虚线，应该是战前拟定的、向乌泥关南面穿插的路线，有两个箭头的弯曲（略带）红色实线，应该是寻怀州所部的大致实际行动路线。

明确了上述问题后，现在需要搞清楚的就是，寻淮洲所部的行动时间与军团部下达调回命令之间的时间差是多少。笔者认为，这个“当红20师主要方面战斗打响时，红19师即按作战计划向南出动，尚未通过前方高山地带时，红20师已经溃败。军团首长随即改变作战计划，令红19师回援”的说法，显然与历史的真实相悖。如果刚一开战就垮了，那红二十师也太不经打了吧！？说好听点儿这是闭着眼说瞎话，说难听点儿就是在污蔑红二十师的将士。要知道，红十军团打的是伏击战，是主动进攻的一方，怎么可能没打一会儿就垮了！？粟裕将军在其回忆录里说，“开始时，战场形势是很好的。”，就是最好的例证。此外按照王耀武的回忆，从开战后到中午之前，基本上都是红军在进攻，他指挥所部开始大规模反攻是下午的事。将这个时间大致搞清，就可以来合理地推测一下，开战后寻淮洲及其两个团的行动，和以后大概发生的事。
      按照国共双方的说辞，战斗是上午九点多打响。我们可以想见战斗一俟打响，寻淮洲必然率领所部按照战前部署，迅速插向乌泥关的后面，以期按时封锁住垭口，以关门打狗的姿态，将王耀武所部堵在乌泥关至谭家桥的公路上加以聚歼。根据“跨越麻川河，从石门岗东侧向乌泥关穿插，”的部署判断，尽管直线距离不到三公里（请参照上面截图），但这一带全是丘陵，山势险峻没有大路可行，估计实际行军里程肯定不止三公里，以此推算寻淮洲所部大约最快也得一个半小时后方能到达。刘畴西等军团领导何时给十九师下达的回撤命令不清楚，但根据王耀武的回忆，谭家桥一战从上午九时许一直打到下午五点多。上午一直是红军在进攻，中午稳住阵脚后王耀武才布置反攻。据此可以判断，红二十师遭受攻击的时间当在十二时左右。所以刘畴西下达十九师返回支援二十师命令，应当是在开战后的半小时以后至十二点以前这个时间段。由于当时红军的装备简陋，没有有效的通讯手段，只能通过通讯员送信的方式传递命令。至于有的史料说刘畴西用电话下达指令则纯粹是瞎扯！即使当时十军团真的装备了有线电话，寻淮洲率十九师向乌泥关穿插的急行军途中也无法及时布线，更何况按找战前计划，寻淮洲所部是要从王耀武的屁股后面兜击，这电话线怎么个布法？说到这里可以简单地推想一下，即使战斗打响半小时后，红十军团领导即派人给寻淮洲下达命令，派出的通讯员即使是飞毛腿，要想追上已出发半小时的寻淮洲，恐怕至少需要一小时以上的时间——也就是说最快也只能在十点半左右，才有可能找到寻淮洲所部并将命令送达。大概是迟迟未见十九师赶回来支援二十师，心情焦急的方志敏又再次派通讯员前去下达命令，估计这大概就是“甚至‘方志敏写信去调，又没调来。’”的原因！根据王耀武的回忆，红军发动争夺乌泥关制高点的战斗大约在下午两点。依此时间向回推算，寻怀州接到命令的时间大约在十一点左右，然后才能掉头往回返。
      大约就在寻怀州所部往回返的途中，由于红十军团的主攻部队没有在短时间内一举拿下周志道的前卫部队，使伏击战变成了遭遇战，战场呈现出胶着状态。此时的王耀武，已从突遭打击的短暂惊慌中冷静下来，通过仔细观察战场形势后，很快就发现了红十军团的弱点：北面红二十师的战斗力较弱，一时半会儿还吃不掉周志道所部，而石门岗（峡）的630高地，是乌泥关一带至关重要的的制高点。于是，王耀武一边命令李天霞指挥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分别用猛烈地火力，向两这两个方向进行压制，一边派斥候到附近找来当地一名熟悉地形的茶庄老板——这显示出了王耀武的大将风范，带领部分国民党军从乌泥关（推测应为乌坭关）和黄泥溶岩，从两面包抄石门岗（峡）的制高点——630高地。王耀武亲自指挥其第三团的一、二两个营及其旅教导营和特务连，向红军占据的几个山头发动猛烈地进攻。守在石门岗（峡）制高点的只有十九师的一个连，在优势敌军的两面夹击下很快就被攻克。大概是因为刘畴西等正在指挥红军在全力进攻，没想到国民党军如此之快就发动反冲击，加上事前布置的防守兵力不多，几个山头接连被攻占。由于石门峡制高点的丢失，接到命令火速往回赶的寻怀州所部两个团，恰巧被隔断在被敌军攻占石门岗（峡）东面的峡谷里出不来，在敌军优势火力的压制下动弹不得。“至此，战斗形势急转直下，担任穿插的19师两个团被隔离在石门岗制高点东面的峭壁之下，进退两难，处境十分危险。”“紧急关头，刘英挺身而出，他把军团部直属队一部分同志集中起来，冲上乌泥关高地。”（见《千里浴血—解开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尘封的故事》一文）就在刘英率兵接应寻怀州差不多同时，一股敌军攻到了位于钟鼓山的军团部附近，“关键时刻，刘英、寻怀州率十九师主力赶到，将敌击溃。”（摘录同上）此时寻怀州认为，要想扭转战局必须先把石门岗（峡）的制高点夺回！因此寻怀州亲自率领十九师主力，冲向630高地！经过一番激烈战斗，虽然暂时夺回了630高地，但寻怀州却负了重伤——腹部中了数发机枪子弹！“此时，整个战斗败局已定，于是决定撤出战斗。接着，在组织掩护的战斗中，刘英、乐少华同志又先后负伤。我们把队伍撤了下来，到黄昏时候向北转移。此时，敌军也打得精疲力竭，伤亡很大，无力对我们追击了。”（见粟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文）

遗恨乌泥关（下）

       通过以上对谭家桥一战的回顾、分析和国共双方史料的比对，我们可以大致理清谭家桥战斗的整个过程。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把谭家桥一战失利的责任推到寻怀州头上，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那种持“寻怀州没有及时救援而造成失败的观点”的观点，更是荒谬而不可理喻！红十军团共有八千多人的兵力，其中第十九师约有三千八百来人，第二十师（原红十军）有四千四百余人（见《中国红军发展史》第235页）。寻怀州所带的两个团至多有两千五六百人，军团长刘畴西手中掌握的兵力有四个团、加军团直属部队共约近六千人。此役国民党军参战的兵力有多少？按照当时国民党军标准配置，一个旅只有五千人多一点儿。补充一旅是一九三三年冬成立的，到谭家桥战斗时不过刚一年，在一年的与红军作战中，其总兵力不会有大的变化——恐怕还会略有减少。根据国共双方的史料记载，谭家桥一战的战场，主要在谭家桥至石门岗一线，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就是石门岗一带。根据王耀武的回忆，补充旅当时参战的部队，主要是其第二、第三两个团及旅直的教导营、特务连和保安团的一个加强营，其担任预备队的第一团（还有大行李及卫生队等）基本没参战。满打满算也只有四千多人！刘畴西手握兵力占优势的主力没有战胜敌人，却要靠只有两千多人的偏师前来救援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即使寻怀州所部按照军团命令及时赶回来救援第二十师，王耀武手里还有一个整团的预备队，虎视眈眈地等在那儿，如果全部投入战场红十军团能打赢吗？所以，认为寻怀州没有及时赶回来救援造成失利的理由基本不能成立！方志敏指摘的“19师指挥员没有十分尊重军团指挥员的意志，凭着自己的意志去作战，形成战斗指挥未能完全一致。”，虽不无道理也是事实——寻怀州没有去救援二十师而是去攻打石门岗制高点，却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战局！我们可以简单地推想一下，二十师三个多团（包括十九师的那个团）约五千兵力，没有击垮只有四个多营两千多人的周志道所部反而被击败，十九师两个团及时上去救援又能怎样？大概充其量，也不过是稳住阵脚而已。从以后的战局发展看，十军团的二十师等部正是在十九师所部掩护下方撤走的。
        我们可以参照一下国民党军方面的总结，这样对客观公正地评介此战是大有裨益的。根据王耀武在“阻截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战役的经过”中的回忆：周志道认为，“今天敌人没有沉住气，开始袭击早了。他们如等第二团通过，然后集中力量猛扑旅司令部，先将司令部打乱，失掉了指挥，再打各团，那我们就完蛋了。”；李天霞认为，“敌人今天向我们袭击过早了，如果我们最后的部队通过乌泥关，他们再派部队去占领，那不费一弹就可以占领该关。对我们形成包围以后，再开始向我们猛袭，我们就很可能失败了。”；王耀武则对其上司俞济时说，“他们的计划虽厉害，但对我们开始袭击太早，过早暴露了他们的企图，以致遭到挫败。”（见《024资料选辑》第196页，王耀武著“阻截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战役的经过”）这三人的共同观点都是红军打早了，否则失败的很可能是王耀武所部。其实如果红二十师的战斗力强，至少会击溃王耀武的前卫团，这样至少不会造成后来失败的结果。但可惜的是，二十师就像一把没开刃的钝刀，虽然像锯一样来回拉了好几下，也只不过仅仅伤了周志道所部的皮毛，没有达到皮开肉绽或破肚开膛的效果。随着战事的进一步发展，作为进攻方的红二十师在敌军强有力的反击下，竟然节节败退！更令人可叹的是，在刘畴西等人的指挥下，十九师配属的那个团，也变成了软弱无力的羔羊。面对这种不利的形势，刘畴西等人所采取的唯一补救措施，就是赶紧把远在南面的十九师两个团调回来支援！从谭家桥至石门岗（峡）这一线有四公里长，按照战史的记载主要有两个制高点：石门岗（峡）处的630高地，和北边靠近谭家桥的515高地。其余是皆是较小的山包。既然寻怀州率部攻打630高地被认为是，“没有十分尊重军团指挥员的意志，凭着自己的意志去作战，”（方志敏语），那是否意味着，寻怀州应当更往北去支援防守515高地的红二十师就对了？或者分兵支援各个山头上的守军？所以实事求是地说，寻怀州的第一个“错误”事出有因，并非有意或率性为之；第二个“错误”的确事实俱在但确值得商榷。
       关于方志敏在狱中做的总结，笔者感到有必要专门说上几句。根据史料记载，方志敏在谭家桥一役之前，就已犯了严重的痔疮，每次行动时都得用担架抬着走。通常患痔疮的病人，无论站立或坐久了，都会痛疼难忍。估计方志敏很可能在军团指挥所躺在担架上。加上开战后战事不利，当敌军反扑时很可能无法及时了解战场的形势变化。从后来刘畴西的刚愎自用看，方志敏不太可能干涉刘畴西的具体指挥。按照史料记载，谭家桥战斗结束后的18日，撤到皖南太平县的柯村，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并对谭家桥一战进行了简要的总结。估计方志敏后来在狱中总结是的信息资料，应该就是来自这次会议。由于寻淮洲已于16日牺牲，具体到底怎样总结的未见详细资料，是否有诿过的情事不得而知。但从方志敏的结论看，虽然三条中的前两条是说部署和指挥上的错误，只有最后一条是说寻淮州及十九师的，但在字数上这最后一条要超过前两条的总数。这显然更多的是把责任放到了寻淮洲及其十九师头上。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方志敏紧接着在后面，又对寻淮州的一生大加赞扬。笔者猜测，总的来讲方志敏对寻淮州的印象是不错的，那段有关谭家桥的总结，恐怕不是方志敏个人所做出的，很可能是直接引用了当初集体作出的总结。这个总结中对寻淮州及十九师的指责是否客观公正，各位可以根据前面的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谭家桥作战中寻淮洲到底是如何受伤的，在笔者看来也是个问题。按现在流行的史料记载，是说寻淮洲抱着机枪、亲自带领一个排冲锋所致。但笔者对此表示严重怀疑！排级规模的冲锋再重要，也用不着师长带头——团长、连长们干什么去了？！这显然有悖作战的常理。记得很早以前看到的资料是说，寻淮洲靠前指挥时被发现后，遭到敌军的机枪和步枪的阻击所致。据说中弹后寻淮洲的肠子都被打出来了！受伤后寻淮洲很快失去知觉。寻怀州的意外负伤，使十九师的这两个团只能接受刘畴西等军团领导的直接指挥，仗打到这个份上谁来指挥也无力回天！至此，刘畴西等只好下令撤出战斗。在后撤的过程中，十九师的两个团在后面负责掩护。红十军团后撤的时间是在天黑以后。由于战前只想到了胜利，救护所设在军团指挥部后面（东面）仅五华里远的小李村。后撤时不得不先安排，还得派部队进行掩护。仓促间无法安置重伤员，只能安排战士抬着走。为了能迅速摆脱敌人的缠绕和追击，刘畴西将全军分为三路，连夜向东北的文雅街方向撤退。其实麻杆打狼两头怕，国民党军也打不动、不敢再打了。根据王耀武回忆，“因时已知黄昏，各团怕遇埋伏，遭到损失，不敢大胆前进，遂没有出动。” （见《024资料选辑》第197页，王耀武著“阻截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战役的经过”）
        寻淮洲身负重伤被从战场抬下后，由于红军的医疗条件简陋无法手术，卫生所的医护人员只能对他的伤口，进行简单的消毒和包扎处理。在转移过程中，尽管抬担架的战士们小心翼翼，但由于黑暗中小路崎岖难行，深一脚浅一脚担架颠簸得厉害，致使寻淮洲的伤口血流不止。在十四日夜晚至十五日的行军的途中，寻淮洲两次被从担架上摔了下来！第一次摔下时，寻淮州因痛疼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被战士抬着行进。此时的寻怀州心里明白自己的伤势过重，感到已经不行了，便忍痛告诉身边护送同志说自己不行了，要求不要再抬着他连累大家，说完又再次昏迷过去。第二次摔下刚抬回到担架上，寻淮洲恰好又一次醒过来，自己咬牙挣扎着滚下担架，再次要求不要再抬他了！并告诉身边的同志，他死后要像对待普通战士那样，把衣服脱下留给其他同志。1934年的12月16日，当红十军团所部转移到皖南泾县茂林的福官墩附近时，由于得不到有效治疗、流血过多，寻怀州仅跳动了二十二年多的年轻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由于军情紧急，寻怀州的遗体，被草草安葬在附近的蚂蚁山脚下的约事岗。初时国民党军并不晓得寻怀州战死的消息，王耀武所部前进到茂林一带后，得知寻怀州伤重死亡的消息立即向上报告，但南昌行营为慎重起见，要求进行确认。王耀武随即派其副官带领一个连，前往茂林的蚂蚁山一带进行搜寻。途中抓到一个参与掩埋者，令其带路寻找寻淮州的掩埋地点，将寻淮洲的遗体挖出进行拍照。据说发现寻淮洲的遗体除了一条短裤外全身裸露，使在场的国民党士兵大为吃惊！吃惊之余也明白过了红军的艰难困苦。大概是为保险起见，王耀武命令下属将寻怀州的头颅割下，放进石灰桶中运到南昌邀功。王耀武及其补充旅为此，再次得到南昌行营的嘉奖和五千元赏金。
        寻淮洲牺牲后，刘畴西和方志敏又将十九师进行了整编，掉进了部分地方赤卫军和游击队人员后，以其中一部改编为第二十一师。此时的红十军团，除去留下的部分重伤员外，还有五千多人——谭家桥一战另有一千多人失散和走失、其中还有一部分投降了国民党。红十军军团在离开柯村之前，方志敏又给地方留下军团教导营和一个侦察营及部分伤员，然后继续转移。但由于谭家桥一战的失败，国民党围剿军士气高涨，从四面八方一齐围了上来，红十军团只能在寒冷的山区打圈子，餐风露宿又得不到支援，士气更是日渐低落。1935年1月中旬，红十军团辗转来到闽浙赣苏区的边缘，但国民党围剿大军蜂拥而至。行至怀玉山一带，由于刘畴西等人的优柔寡断，除粟裕、刘英等带领八百余人跳出了包围圈，主力被国民党军团团围住，最终绝大部分覆没——只有数人突出重围。
        谭家桥一战的胜败对国共双方造成的后果是大不相同，王耀武所部即使败了、全军覆没，对国民党军而言也不过是略有损失而已——六千人与二十万相比微不足道，动摇不了国民党军在战略上胜利。对红军而言如果谭家桥一战胜了，虽然改变不了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却能给红十军团带来喘息之机——当然除非能易弦改辙、摈弃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否则无法摆脱最终失败的命运。从谭家桥最终的战果看，红十军团的损失并不算太大，按红军方面的说法是损失三百多人，即使按照王耀武夸大的估计也不到伤亡一千人——这对一支八千多人的队伍而言，也并非无法承受。但这一战的失利，给红十军团带来的恶劣影响却是致命的，此后红十军团每况愈下，一直是被动地转移、甚至避战，几乎再也没打过胜仗，而且一路上逃兵不断。按照国民党军战斗详报中的说法：“自伪七军团长兼第十九师师长寻维洲（原文如此。笔者注）在谭家桥之役被击毙后，残匪即由方匪志敏和刘匪畴昔率领，举措失当，士气一蹶不振，迭经我军于汪满田村、芳村、江村等役，予以重创，更形狼狈，几全失其战斗能力。”（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军事（四）》第597页）在“丁、斯役可供参考之意见”中说，“方寻股匪自寻匪维洲被我击毙后，走投无路，处处被我截击，斯可见高级指挥官之重要。”红十军团此后的失败，是否如上述所言，是因为寻怀州的牺牲所致笔者不敢妄言，但整个队伍的士气和信心基本随着谭家桥一战的失利丧失了！红十军团从谭家桥失利到最终失败，只有短短一个月零几天！幸亏天佑红军，红十军团保留了近两千人火种，尤其是保留了杰出将领粟裕，使这支红军的重新崛起有了保证。在十四年后的济南战役中，粟裕将军指挥华东野战军战胜并活捉当年谭家桥一战的胜利者王耀武，告慰寻怀州等战死在谭家桥的红军烈士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