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向杨爷爷学习”

　　杨匏安纪念学校里，杨匏安烈士的革命事迹贴在校园最显眼的位置处，学校正准备把杨匏安烈士的事迹自编成教材，当作学生的德育教材，另外由华侨支持，学校还准备在校园内为杨匏安烈士树立一尊塑像。北山村有一所小学，名叫凤山小学，小学已于2003年正式改名为杨匏安纪念学校，并且和邻村一所小学合并，扩大规模，现学校1－6年级齐全，共18班。校长刘林涛告诉记者，学校改名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怀念杨匏安，村民们极力要求提议；二是为了更好的弘扬杨匏安精神，挖掘德育素材，教育好青少年，让更多的子孙后代记得杨匏安烈士的革命事迹，并以此激励自己。校园内，刚刚下课的学生们正在操场上嬉戏，不少聚在一起看杨匏安的革命事迹。一个读5年级的学生对记者说：“我们要向杨爷爷学习，做一个对祖国、家乡有用之才。”
　　从杨匏安纪念学校出来，南屏镇工作人员又领着记者继续在北山村的小巷里穿梭。路途经过杨氏宗祠、杨匏安家过去借住的老屋。杨家老屋现已住着别人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杨家老屋内有一口甘泉水井，围绕这口井有一个故事：过去村里人都习惯来杨家挑水食用，一天杨匏安放学回家，在井台上拾到一条金项链交给母亲，母亲问他如何处置，杨匏安说：“那是别人的东西，要快点归还别人。”于是母亲就带着他，拿着金项链逐家查问，终于物归原主，受到村民们称赞。

走近杨匏安的后人

　　在杨匏安纪念学校采访时，记者得到一个很有价值的信息：杨匏安最小的儿子杨文伟住在香洲区青竹花园。
　　杨文伟，杨匏安最小的儿子，已76岁。儿女还没有下班回家，屋里就是老两口，看上去，两人身体还挺硬朗的，说起父亲事迹，70多岁的老人们非常热情，也非常激动，谈起过去那段经历，两位老人不禁潸然泪下。
　　杨文伟老人告诉记者，父亲去世时，自己还不到3岁，对父亲的记忆几乎空白，是后来才慢慢了解的。
　　杨文伟说，父亲1896年出生于国家饱受内忧外患的年代。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赔款割地，国弱民穷，农村经济破产，北山村大部分青壮年被迫外出谋生，祖母把希望全都寄托在父亲身上。父亲稍懂事，祖母陈智就教他朗读唐诗宋词。父亲没有辜负祖母的期望，勤奋学习，所有功课成绩都名列前茅，高小第二年，即因成绩优秀而获得每月数元的“膏火”奖励。
　　1911年，父亲考入广东高等学堂附中读书，这对祖母陈智来说是忧喜参半，喜的是儿子前途有望，忧的是哪来这么多钱供他读书。经过再三考虑，祖母陈智最后决定把家中的三亩多出租田卖出，让父亲赴广州入学。由于家庭变故，父亲一家常受富人和强房的白眼和欺压，深感世态炎凉，这在父亲青少年时期的心灵上布下了对社会现实不满和反抗的种子。1921年，父亲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父亲牺牲后，全家已在上海无法住下去了，根据父亲的遗嘱，全家回到广州。为了维持生活，大哥独自外出打工，老二和老三托关系被送进了孤儿院，也就是此时，杨文伟说，第二个姐姐因病去世。杨文伟和母亲回到北山杨家祠，但当时家里一贫如洗，母亲身体又不好，为了让孩子们活着，当时母亲甚至想到了把杨文伟卖给大户人家，以求得一条活路。最后是在好心的邻居和亲戚的帮助下，才没有最终成为现实。
　　“与此同时，党组织一直在寻找我们。”最后是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杨文伟在香港九龙生活了8年。1945年，在组织的安排下，杨文伟到东江纵队参军，解放后，杨文伟在部队从事工作直到退休。


杨匏安一生四次被捕

　　就在临刑前，杨匏安预知了自己即将被秘密处决，于是通过关系秘密地给家里送出一张小纸条，纸条上主要有四点，一是说，“熟人”（国民党反动派）找过他了，他没有理会，告诉家人，“熟人”们送的一切东西都不能收；二是如果家人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就回到广州去；第三就是家里唯一的一台缝纫机不能卖掉，那是家里谋生的工具；四是叮嘱大儿子杨宗玄不要调皮了，要学会懂事，意即自己即将离去，大儿子就是一家之主，要担当起这个重任。
　　杨文伟说，父亲一生中曾4次被捕。1914年，杨匏安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回到北山，家中一贫如洗。这年他已18岁，返回母校———前山恭常都小学任教师。恭常都小学校长刘希明，与陈自觉、苏默斋等人受同盟会派遣，回前山，以教学为掩护，于1911年联系当地武装起义。但是此人在革命胜利后，便以“功臣”自傲，到处挥霍，将恭常都小学历年存款用干净，甚至拖欠不发老师的薪金。杨匏安当了教师，指望靠工薪养家，岂料几个月过去了，还没有领到一分的薪俸，但又碍于校长是自己的亲戚长辈，心里免不了有些嘀咕。校内一位知道内情的吴姓同事，向匏安和章甫揭发了刘希明贪污学校经费，拿去放高利贷的枉法行为。他们三位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目睹同事们都揭不开锅，只好撕破情面，向刘希明讨取工资，并惊动恭常都校董们，不料被刘希明反咬一口，跑到香山县府，诬告匏安等三人捣乱学校，图谋不轨，并买通官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三人投进了香山监狱，这是匏安第一次入狱。后经母亲陈智努力，香山县当局才不得已将三人放出。第二次是在省港大摆工，后因证据不足而放出；第三次是1930年，编辑《红旗报》而被捕，终因组织营救而出狱。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最终被反动派杀害于上海。

杨匏安的爱情与婚姻

　　1916年，杨匏安刚刚20岁，母亲陈智抱孙心切，便托人为匏安物色了对象。为了迎娶儿媳妇，陈智择好日子，以“母病”为由，叫匏安速归，匏安是一个孝子，在日本留学的匏安便匆忙回归故里。当匏安回到家了解实情时，呆如木鸡。因为在日本时，匏安已经有了意中人，即康有为之后人康炯昭，回家时，两人曾信誓旦旦，本想回国时向母亲禀明。但默念母亲为了他的成长，备受折磨20年，耗尽心血，为此他不敢反抗，只有违愿接受母亲的安排，但是他心上的姑娘毕竟是康炯昭，因此内心非常痛苦。“知子莫若母”，儿子的感受母亲最清楚，最后陈智写了一封充满慈爱的信给康氏兄妹，收两人为义子义女，了却儿子的心事。不久，康炯昭因女儿之身在异国难以立足，便决心与康佛舟一起回国，在澳门拜陈智为母亲，拜匏安夫妻为兄嫂，构成异姓家庭，后在匏安的影响下双双走上了革命道路。杨匏安牺牲后，康炯昭积极帮助党组织寻找匏安后人而四处奔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