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也烈三进三出沂蒙
发布时间：2009-12-28 11: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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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墓匠
就在“七一”这天夜里，传来了敌人要“扫荡”合击这一地区的紧急情报，部队立即分头转移。袁也烈同志按纵队首长指示，率一部分部队星夜转移到沂水岸堤，组建八路军随营军政干部学校（简称“随校”），原山东军政干部学校人马与“随校”合并。徐向前司令员兼任校长，袁也烈任常务副校长，徐源泉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我在徐主任领导下任宣传股长。
我们经常活动与岸堤、垛庄、上下佛柱东西梭庄之间。每到一地，我们都遵照八路军的老传统和当地群众搞好军民关系。在村里办黑板报，表扬好人好事；在路边竖识字牌，开展扫盲活动。上佛柱马大爷家是回民，我们特别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和他们和睦相处。马大娘叫她孙女称我为同志奶奶，她长对孙女说：“妞子，跟同志奶奶上学去，长大了也去打日本！”马大爷常宰牛卖，每次都给袁也烈留一块好牛肉。袁也烈买到牛肉后，总是亲自炒一盘香喷喷的辣子牛肉，请马大爷一家一起和我们吃，大家亲如一家。还有个李澄之同志和袁也烈很合得来，成为知交。敌人一有动静，即使三更半夜，他都及时赶来通风报信。
一九四0年初，抗大一分校来到山东，组织上决定“随校”并入“抗大”。袁也烈任抗大一分校训练部长。在校长周纯全、政委李培南领导下，他和副部长阎捷三负责全校军政教育工作。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红军老干部、老共产党员，都具有丰富的教育工作经验，为党的教育事业走到了一起。他们互相尊敬和支持，成为一个坚强的、团结战斗的集体。在学校的校、政、训、后各部门工作的处、科级干部和在一、二、三、五大队工作的正副大队级干部是学校的骨干力量。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老红军，也有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老教师，还有从延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抗大”、“陕公”培养教育出来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业务水平、教学能力和政治素质都高，是学校教育工作的中坚。在工作中，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优势互补，融为一体，把我党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和知识青年朝气蓬勃，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革命作风带到山东，带到沂蒙。
随着山东我军不断发展壮大和抗日战争的需要，抗大一分校又在胶东、鲁南、鲁西北建立了三个支校。从抗大一分校调出一批批的干部去各支校工作，使“抗大”旗帜在全山东飘扬。同志们遵照党中央关于在敌后办学的指示和毛泽东主席的办学方针，为山东八路军各部队和地方政权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员。
袁也烈在山东抗大训练部任部长两年多，无论是教学还是组织领导方面，他都一丝不苟。他非常重视教员队伍的培养，每一期教学计划的制定，教学工作的总结，他都要和学院一起研究讨论。他也非常重视专业教学刊物《教与学》的编辑发行。每次教育会议的报告他都亲自写，报告经校领导班子讨论修改通过后，再到大会上去讲。在当时一边战斗、一边办学的情况下，哪怕时间再紧迫，他也不依赖秘书写文件，这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他去世后，他家乡中共湖南省洞口县党史办的同志，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档案馆中，找到他在山东抗大所写的《关于建设学校的几个问题》等历史文献。今天，我和原抗大一分校的老校友们重读这篇文章时，仍然感到很亲切，文章也非常符合当年工作的实际情况。他在文章中首先指出“山东过去干部的生产始终是落后在需要的后头，因之就有所谓‘干部恐慌。’”的问题进入了深入的分析，指出“由于学校工作不统一，自然教育组织也不统一，因之教育成绩就有差别，干部生产的效率就要降低。”他指出“建设一个统一领导、统一教育组织与统一教育内容的学校，是学校建设的目标之一”；“建设一个重工业生产的学校，是学校建设目标之二”。文章中把学校教育工作生动地比喻为重工业生产，把学校培养的学员比喻为机器的产出，学校应该是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的工作母机。“建设一个短小精干战斗化的学校，是学校建设目标之三”，学校组织编制要符合战斗需要，要使教学、后勤等技术装备符合战斗的需要，学校工作人员要加强战斗锻炼。接着，他就如何实现上述三个目标阐述了具体的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今天看来，他当年提出的问题和拿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符合实际的，也确实是行之有效的，对学校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他亲自给“上干队”（营、团以上干部）、参谋训练队上课，讲“司令部工作”。内容包括司令部建设的历史沿革、规章制度及作风要求等，使学员对司令部建设、参谋业务重要性和作用有了明确的认识，对山东我军司令部正规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课后，他还亲自给学员批改作业，辅导学员如何拟制作战命令，如何拟制作战方案，指导学员怎样才能当好参谋。他说：“参谋、参谋，就是有参有谋。”要协助首长对敌、友、我各方情况多做调查，及时掌握情况，多出点子，一边是首长明确情况下决心，做出正判断。他在批改学员作业时，总是逐字逐句推敲，连一个错误的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还充分利用点滴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提高自身素质。这些都给学员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当时参训队的学员崔醒农同志（后任贵州省军区副政委兼贵阳市市委书记）回忆他讲课时说，袁部长讲课内容深入浅出，谈古论今，具体生动，易于接受。
一九四0年至一九四二年间，沂蒙地区正处于我与敌、顽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这就决定了“抗大”在敌后办学必须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抗大既是学校，又是战斗队。学校采取教学编制和军事作战编制相结合的措施。“抗大”也是山东军区下辖的一个支队（对外称十支队），肩负着配合兄弟部队作战的任务。如参加沂蒙腹地的孙祖、垛庄战斗，攻打铜井战斗等。“抗大”的校长称司令员，训练部长称参谋长。战时，袁也烈协助司令员、政委指挥作战，并以战场为课堂，给学员做示范，帮助学员通过战争学习战争。
一九四0年三月，在徐向前司令员指挥的孙祖战斗，学员们配合作战，这是学校第一次参与战斗。第三大队会同主力在侧翼截击，敌人多次突围，均被击退。此役毙敌近二百人。通过这次战斗，锻炼了学员，检验了学校的教学工作。
一天，学校正在垛庄后面的大树林里学习班进攻、排进攻课程，一股反共顽固派和反动会道门纠集起来的武装偷袭垛庄。学员们在教员的指挥下，放下书本拿起枪，把刚刚学到的战术运用到作战中，很快把来犯之敌打得抱头鼠窜。从此，学校担负起了保卫这一带根据地的任务。
学校接受任务后，派学员队周围敌情进行了侦查。经过分析，附近侍郎宅是个易守难攻的土围子，里面有大量的粮食和物资。围墙高大厚实，墙外还有一条深沟。袁也烈召开军事民主会，请大家一道出主意，想办法。工兵教员赵志坚提议采用挖地道送炸药的办法，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炸出一个突破口。这个主意得到大家的赞同。袁也烈又建议找一口大棺材，把炸药装好再送入地道中集中爆破。随后，大家分工合作，制订了周密的攻击方案。不几天，配合作战的兄弟部队开来了，一切准备就绪，战斗开始了。随着一声山摇地动的巨响，土围子被炸开一个十几米宽的大口。硝烟还未散尽，战士们已呐喊着冲了进去。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响吓得魂不附体，已无法阻止有效反抗，战斗很快就结束了。侍郎宅这个钉子被拔掉，周围小股残敌失去依靠，没用十几天工夫就被我军全部消灭。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支持太平洋战争，巩固占领区，疯狂进攻我抗日根据地。这一时期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猖獗时期，也是我敌后根据地处境最艰苦的时期。日军集中了五万兵力，对我沂蒙根据地进行“大扫荡”。
山东军区领导罗荣桓、黎玉等首长得悉敌人动向，及时作出了反“扫荡”部署。将主力部队调出敌人合击圈，转到外线牵制、打击日军。为配合外线作战，成立蒙山警备区，坚持内线斗争。任命袁也烈兼蒙山警备区司令员，山东纵队民运部长朱则民兼政委。警备区辖蒙山、蒙西两个支队和附近五个县大队，兵力约三四千人。
袁也烈等人接受任务后，立即向警备区全体指战员进行战前动员，说明面临的严峻形势，分析了这次敌人“扫荡”的特点，要求同志们既不能麻痹轻敌，又不要惊慌失措，并要切实保护好群众利益，帮助群众“空空清野”。随即就兵力如何部署、物资如何分散等各项具体工作一一做出安排。警备区在蒙山内线斗争三个多月，在当地人民的配合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战胜了敌人的“清剿”、“蚕食”，直至取得反“扫荡”胜利。
一九四二年二月，袁也烈调任清河军区参谋长，才离开了沂蒙山区。
我们经常活动与岸堤、垛庄、上下佛柱东西梭庄之间。每到一地，我们都遵照八路军的老传统和当地群众搞好军民关系。在村里办黑板报，表扬好人好事；在路边竖识字牌，开展扫盲活动。上佛柱马大爷家是回民，我们特别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和他们和睦相处。马大娘叫她孙女称我为同志奶奶，她长对孙女说：“妞子，跟同志奶奶上学去，长大了也去打日本！”马大爷常宰牛卖，每次都给袁也烈留一块好牛肉。袁也烈买到牛肉后，总是亲自炒一盘香喷喷的辣子牛肉，请马大爷一家一起和我们吃，大家亲如一家。还有个李澄之同志和袁也烈很合得来，成为知交。敌人一有动静，即使三更半夜，他都及时赶来通风报信。
一九四0年初，抗大一分校来到山东，组织上决定“随校”并入“抗大”。袁也烈任抗大一分校训练部长。在校长周纯全、政委李培南领导下，他和副部长阎捷三负责全校军政教育工作。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红军老干部、老共产党员，都具有丰富的教育工作经验，为党的教育事业走到了一起。他们互相尊敬和支持，成为一个坚强的、团结战斗的集体。在学校的校、政、训、后各部门工作的处、科级干部和在一、二、三、五大队工作的正副大队级干部是学校的骨干力量。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老红军，也有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老教师，还有从延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抗大”、“陕公”培养教育出来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业务水平、教学能力和政治素质都高，是学校教育工作的中坚。在工作中，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优势互补，融为一体，把我党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和知识青年朝气蓬勃，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革命作风带到山东，带到沂蒙。
随着山东我军不断发展壮大和抗日战争的需要，抗大一分校又在胶东、鲁南、鲁西北建立了三个支校。从抗大一分校调出一批批的干部去各支校工作，使“抗大”旗帜在全山东飘扬。同志们遵照党中央关于在敌后办学的指示和毛泽东主席的办学方针，为山东八路军各部队和地方政权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员。
袁也烈在山东抗大训练部任部长两年多，无论是教学还是组织领导方面，他都一丝不苟。他非常重视教员队伍的培养，每一期教学计划的制定，教学工作的总结，他都要和学院一起研究讨论。他也非常重视专业教学刊物《教与学》的编辑发行。每次教育会议的报告他都亲自写，报告经校领导班子讨论修改通过后，再到大会上去讲。在当时一边战斗、一边办学的情况下，哪怕时间再紧迫，他也不依赖秘书写文件，这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他去世后，他家乡中共湖南省洞口县党史办的同志，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档案馆中，找到他在山东抗大所写的《关于建设学校的几个问题》等历史文献。今天，我和原抗大一分校的老校友们重读这篇文章时，仍然感到很亲切，文章也非常符合当年工作的实际情况。他在文章中首先指出“山东过去干部的生产始终是落后在需要的后头，因之就有所谓‘干部恐慌。’”的问题进入了深入的分析，指出“由于学校工作不统一，自然教育组织也不统一，因之教育成绩就有差别，干部生产的效率就要降低。”他指出“建设一个统一领导、统一教育组织与统一教育内容的学校，是学校建设的目标之一”；“建设一个重工业生产的学校，是学校建设目标之二”。文章中把学校教育工作生动地比喻为重工业生产，把学校培养的学员比喻为机器的产出，学校应该是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的工作母机。“建设一个短小精干战斗化的学校，是学校建设目标之三”，学校组织编制要符合战斗需要，要使教学、后勤等技术装备符合战斗的需要，学校工作人员要加强战斗锻炼。接着，他就如何实现上述三个目标阐述了具体的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今天看来，他当年提出的问题和拿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符合实际的，也确实是行之有效的，对学校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他亲自给“上干队”（营、团以上干部）、参谋训练队上课，讲“司令部工作”。内容包括司令部建设的历史沿革、规章制度及作风要求等，使学员对司令部建设、参谋业务重要性和作用有了明确的认识，对山东我军司令部正规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课后，他还亲自给学员批改作业，辅导学员如何拟制作战命令，如何拟制作战方案，指导学员怎样才能当好参谋。他说：“参谋、参谋，就是有参有谋。”要协助首长对敌、友、我各方情况多做调查，及时掌握情况，多出点子，一边是首长明确情况下决心，做出正判断。他在批改学员作业时，总是逐字逐句推敲，连一个错误的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还充分利用点滴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提高自身素质。这些都给学员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当时参训队的学员崔醒农同志（后任贵州省军区副政委兼贵阳市市委书记）回忆他讲课时说，袁部长讲课内容深入浅出，谈古论今，具体生动，易于接受。
一九四0年至一九四二年间，沂蒙地区正处于我与敌、顽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这就决定了“抗大”在敌后办学必须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抗大既是学校，又是战斗队。学校采取教学编制和军事作战编制相结合的措施。“抗大”也是山东军区下辖的一个支队（对外称十支队），肩负着配合兄弟部队作战的任务。如参加沂蒙腹地的孙祖、垛庄战斗，攻打铜井战斗等。“抗大”的校长称司令员，训练部长称参谋长。战时，袁也烈协助司令员、政委指挥作战，并以战场为课堂，给学员做示范，帮助学员通过战争学习战争。
一九四0年三月，在徐向前司令员指挥的孙祖战斗，学员们配合作战，这是学校第一次参与战斗。第三大队会同主力在侧翼截击，敌人多次突围，均被击退。此役毙敌近二百人。通过这次战斗，锻炼了学员，检验了学校的教学工作。
一天，学校正在垛庄后面的大树林里学习班进攻、排进攻课程，一股反共顽固派和反动会道门纠集起来的武装偷袭垛庄。学员们在教员的指挥下，放下书本拿起枪，把刚刚学到的战术运用到作战中，很快把来犯之敌打得抱头鼠窜。从此，学校担负起了保卫这一带根据地的任务。
学校接受任务后，派学员队周围敌情进行了侦查。经过分析，附近侍郎宅是个易守难攻的土围子，里面有大量的粮食和物资。围墙高大厚实，墙外还有一条深沟。袁也烈召开军事民主会，请大家一道出主意，想办法。工兵教员赵志坚提议采用挖地道送炸药的办法，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炸出一个突破口。这个主意得到大家的赞同。袁也烈又建议找一口大棺材，把炸药装好再送入地道中集中爆破。随后，大家分工合作，制订了周密的攻击方案。不几天，配合作战的兄弟部队开来了，一切准备就绪，战斗开始了。随着一声山摇地动的巨响，土围子被炸开一个十几米宽的大口。硝烟还未散尽，战士们已呐喊着冲了进去。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响吓得魂不附体，已无法阻止有效反抗，战斗很快就结束了。侍郎宅这个钉子被拔掉，周围小股残敌失去依靠，没用十几天工夫就被我军全部消灭。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支持太平洋战争，巩固占领区，疯狂进攻我抗日根据地。这一时期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猖獗时期，也是我敌后根据地处境最艰苦的时期。日军集中了五万兵力，对我沂蒙根据地进行“大扫荡”。
山东军区领导罗荣桓、黎玉等首长得悉敌人动向，及时作出了反“扫荡”部署。将主力部队调出敌人合击圈，转到外线牵制、打击日军。为配合外线作战，成立蒙山警备区，坚持内线斗争。任命袁也烈兼蒙山警备区司令员，山东纵队民运部长朱则民兼政委。警备区辖蒙山、蒙西两个支队和附近五个县大队，兵力约三四千人。
袁也烈等人接受任务后，立即向警备区全体指战员进行战前动员，说明面临的严峻形势，分析了这次敌人“扫荡”的特点，要求同志们既不能麻痹轻敌，又不要惊慌失措，并要切实保护好群众利益，帮助群众“空空清野”。随即就兵力如何部署、物资如何分散等各项具体工作一一做出安排。警备区在蒙山内线斗争三个多月，在当地人民的配合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战胜了敌人的“清剿”、“蚕食”，直至取得反“扫荡”胜利。
一九四二年二月，袁也烈调任清河军区参谋长，才离开了沂蒙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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