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曾经，他被称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有争议的企业家。

当众声沉寂，劫波度尽，耄耋之年的他，又一次引来万众注目。

然而对一生跌宕沉浮，他却始终不肯多言，只是说：我希望人家说起我时，会说上一句：

“褚时健这个人，还是做了一些事。”

这句话与他，有多么轻，也就有多么重。

02

1927年，褚时健出生在云南的一个偏远村庄，矣则。

1942年，父亲在外地做生意时，被日机炸成重伤，病体残喘一年后，留下妻子和六个儿女撒手西去。

身为长子褚时健主动离开学堂，和母亲一起承担起家庭的重担。那年他15岁。

幸好，家里还有祖上留下一间赖以活命的酒坊，自此，700多斤粮，1000多斤 燃料，全靠他一力承担。放粮、蒸煮、搅拌、发酵、捞渣，出酒，…..。

15岁的少年一天劳作18个小时，常忙到不知日暮月升。

晚年的褚时健讲起来，还非常自豪：别人家三斤苞谷烤一斤酒，我两斤半就可以，还比他们质量好。

可第二年夏天，堂哥褚时俊的到来，把他的命运带上了另一条轨迹。

褚时俊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整个褚家的骄傲。

他不想看到灵敏能干的堂弟整日囿于酒坊山寨。

对他说：你这么聪明，应该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大你都不知道。

本就好强的少年心里泛起波澜，然而一副重担全然交给母亲他又实在于心不忍。

一生沉默坚忍的母亲却不待他多言，只说了短短一句，我知道，再难也要让你上学。

可送别忍痛送别儿子的母亲不会知道，这并非一条单纯的求学之路。

03

事实上，在那个山河破碎，风云激荡的时代，也很少有年轻人能够全然的一心向学。

他两个弟弟病死，一个弟弟和情如手足的堂哥牺牲战场。

他一生坚强的母亲再也支撑不住，1950年离他而去。

解放初期的褚时健

见过晚年褚时健的人都说，他有很强的命运感。

怎么能没有呢？

自他少年起，他就不断品尝命运的无常无情，怎能不知晓命运的规则高高在上，却从不给人答案和谜底。

所以，他说：

“很年轻时就知道，把每一天安排好，就是对人生负责任，想的太多，没有任何意义”。

这成为贯穿他一生的态度，无论面对怎样的风浪和苦难，他一直都是承受，坚忍，埋头苦干，不问收获。

却受益无穷。

04

1979年10月，几经命运辗转的褚时健被任命为玉溪卷烟厂厂长。

和这个国家的许多人一样，他之前，尝尽了艰辛，被蹉跎多年。

已经52岁的褚时健，希望在这人生新的一站上，实现他希望的，最简单，也最厚重的:多做一些事，多做一些有意义的，实实在在的事。

1979年10月，褚时健举家迁往玉溪。

他的辉煌与陨落，骄傲与耻辱从此与这片土地一生交缠。

尽管有很大的心理准备，褚时健刚到卷烟厂时还是心里一惊：

很多工人祖孙三代挤在28平方米的房子里，有的甚至还生生塞下两家。同样困窘的还有他们的腰包，工资只及其他工厂的一半，很多男工找对象都非常困难。

烟厂厂区内有成群的鸡鸭到处乱跑，烟丝，散支烟遍地都是。

1980年，云南省一次大规模的香烟评吸会上，他们精选的红梅烟，专家只吸一口就给了评语：辣，呛，苦。

别人嘲笑：红梅，红梅，先红后霉…..

处处是让人心凉的景象。

然而，十多年间，这个暮气沉沉的烟厂，在他治理下，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红塔帝国”，随便找几个数字也是让人心里一惊。

玉溪卷烟厂

1990年代中期，玉溪卷烟厂年创造的利税达200亿元以上，占到云南财政收入的60％，相当于400多个农业县的财政收入总和。

17年间，烟厂共创利税991亿。

在高档香烟市场中，红塔山的年销量超过国内所有的香烟品牌，占据了80%的市场。

1995年，北京名牌资产评估事务所发布了《中国最具价值品牌研究报告》，红塔山以320亿元的品牌价值高居榜首。排名第二的长虹为87亿元。

很多人感慨：这不是烟厂，而是印钞厂，不同的是印钞厂的面额100，烟厂200。

他自然也获得了一系列荣誉，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等称号聚集一身。

…….

在这些可观的，显赫的数字和光环背后，是褚时健无尽付出和汗水，执念与追求。

褚时健察看优质烟叶，对评级员进行耐心培训

每一个和他一起走过的烟厂人都知道。

是很多次他和工人一起背着香烟走上街头，一根根拿出来请人试吸。

是50多岁的他为了和工人一起抢修锅炉，连续3天不眠不休。

是很多人的记忆中，上早班的凌晨五点，他们看到的先是褚厂长的身影。

是数不尽的赶任务的日子里，他除了出差，几天天天都在车间待着。

始终，他和他们一起，带着他们跑，陪着他们跑。

是很多次人事上的排挤阻挠，被告暗状，以致于他的妻子形容他：只知道埋头工作，有人拿榔头打他一下，他才知道抬起头来，谁刚才打我？

是一次次起贷款，设备，跑断腿，磨破嘴，一次次立下“军令状”。

是一次次大胆的改革、创新，一次次的跌打又爬起。

始终，他和他们一起，爬过一座山，又望着更高的山…….

只为了，他常说的，可以很重，也可以很轻的两个字：责任。

对很多人的责任。

只为了一步步走向更大的愿景，立下初心时的愿景。

然而，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在五百多年前就告诫说：“追求梦想的人们啊，已经付出就要付出更多”。

05

辉煌外，也许还有别的。

1991年，作家先燕云接到任务，要写一篇关于褚时健的文章，为了不落俗套，先燕云决定从褚时健的情感生活入手。

但这在褚时健家人看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他的妻子马静芬说：

我和他生活这么多年，目前为止，都不了解他的情感世界。

在她眼里，褚时健是个心里只有事业的工作狂，很多年里，她都在抱怨他的粗线条，她常年体弱多病，随他四处流离辗转，他却几乎从来不顾及她的需要和感受。

他的儿女也甚少得到父亲的温情，在他们的记忆中，父亲展现给他们，似乎只有硬朗的腰板和从不停歇的脚步。

褚时健家庭合影

女儿褚映群对先燕云说：我不知道他的情感世界，只知道父亲从不软弱。

但褚映群又为“从不软弱”的父亲深感忧虑，对先燕云说：其实老爸也该退了，你说他是太阳般的汉子，说得好。不过光环大了，人会变成神的，太阳烤多了，人也会被烤糊的。

褚映群不会想到，没有多长时间，在她眼里坚硬如岩的父亲，心里却有了极其柔软的一隅，带泪，不可碰触。

那就是她的名字。

她更不会想到，“太阳烤多了，人也会被烤糊的”这句话竟一语成谶。

06

1995年3月，一封信来自河南三门峡的检举信让玉溪卷烟厂一片哗然。

该信反映河南洛阳的个体烟贩林正志勾结三门峡烟草分公司，通过行贿而取得卷烟指标。

5月，马静芬的妹妹和弟弟，被河南警方带走。

8月，褚映群亦因此案被从珠海家里带走。

9月，马静芬被从家里带走。

马静芬被从家里带走时，褚时健时正在香港出差，朋友怕他回去恐怕会面临危局，劝他暂缓行程。

褚时健摇头，亲人有难，他必须在他们身边。

何况褚时健认为自己全然说的清楚。一直以来他深知自己那支笔有多重，也故而极为谨慎。

的确有些领导子女来批烟，他实在逃不过时，却也从来没有放弃两条原则：手续齐全，量不大，还总不忘叮嘱：娃娃，懂点事，莫要把你老父亲害了。

然而，谁都不会想到，风暴既然掀起，到底会有多大威力。

褚时健实在光环太大，中纪委对这个案子很是关注。

在褚映群被送往河南看守所后，报道称她：共索要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港元、30万美元”。（罪名最终没有坐实。）

多年之后，褚时健都记得1995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专案组打来电话说，褚映群在河南洛阳监狱自杀，只留下有两行字的遗书。

这个从不流泪的“太阳般的汉子”当即失声痛哭。

那一年，褚映群39岁，她唯一的女儿十岁。

褚时健见到律师马军时，又一次崩溃，语无伦次：“我对不起姑娘，她一直喊我退休了、退休了。映群自杀了，我对不起姑娘……”

马军说：厂长的眼泪大滴大滴地往下掉。

褚映群自小和父母一起四处辗转，跟着他们吃过很多苦，一直忙碌的父亲难得给过她几分温情。

很多年里，褚时健都觉得对女儿有亏欠，一提往事，就总重复：我对不起姑娘……。

在同一个看守所的马静芬对此事却毫不知情，两年之后，她被无罪释放，马静芬一再坚持说：我女儿一定不是自杀的。她始终认定：女儿是生病了。

褚时健不可避免的陷入悲痛，和各种调查中，繁杂的工作却依然在继续。

荣誉竟也还在继续。

在马静芬带走后没几天，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的成立大会上，宣布褚时健同时任两个集团的董事长。

1996年1月，红塔集团召开董事会。会上，云南省委领导对褚时健仍是不吝褒扬。

褚时健也仍是一贯作风，不谈个人，只谈对企业发展的信心与展望。

发言时他面容平静，一如既往。

有些人在下面悄悄说：厂长的心真硬，姑娘刚死。却也有更多细心的人发现，一直喜穿灰色西装的褚时健，那天一身黑色。

除此之外，除了更多的沉默外，任何人都不出他有丝毫异样。

可马军始终不会忘记，1996年的中秋节，他去看望褚时健。偌大烟厂空空荡荡，人们都在欢度佳节。

马军见到褚时健时，他正缩在沙发里，身上搭着一个毛毯，对面开着电视，显然也没有在看，头发糟乱，目光茫然。

马军说：那一刻，我心里真是难受。

然而，一切都还没有完。

07

1996年12月，褚时健想和友人去新平散散心，新平是他待过近20年的地方，犹如故乡。

新平的领导听闻，立马准备要隆重接待他，一心想安静的褚时健临时改道去了红河州的河口。

河口与越南的边境小城——老街，仅有一河之隔。一个正在被调查的人出现在边境，这嫌疑实在太大。

褚时健也正是在此地真正失去了自由。关于褚时健准备出逃，在边境被抓的消息，很快喧嚣一时。

1997年6月，褚时健被移送司法机关，他被从玉溪送往昆明的云南省看守所。

经年漫长的两年调查取证，1998年1月发通稿：

云南省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经过联合调查取证，已取得重大突破。褚时健被控和红塔集团其他几个领导人以私分形式贪污公款355.1061万美元，褚时健得款174 万美元。

他承认自己心有不甘。

坦白：“1995年7 月份，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但没有明确谁来接替。我想，新总裁接任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 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他其实一直身处悬崖边上。

他手下一个批条就能价值上百万甚至上千万，想尽办法找他的人一直络绎不绝。就连他女儿到机场，赶着接她的小车也总排成长队。

他以为自己一直足够克制。却在临离开时，一失足坠下悬崖。

他终究不是神，只是一个凡人。

褚时健被移交司法机关后，律师马军拿到一份委托书，上面写道：我请马军当我的律师，全权处理我的事宜。

自从1987年给红塔集团做法律顾问，马军和褚时健打交道已足有十年，几乎见证了褚时健治下的红塔集团发展的全过程，他深知褚时健其人，也更明白这份委托书意味着怎样风险。

马军立马表态：我要见褚时健，办理正式委托手续。

为他心中尊敬的那个男人，尽一份力。

开庭那天，马军特意穿了一身雪白的西装，他说了足足有一个半小时。

马军的辩护词中有这样几句话：

“玉溪卷烟厂17年税利总额991亿，17年全体干部职工分配为5亿，分配比率为0。625%，褚时健个人17年的全部合法收入总和为80多万，个人收入比例是十万分之一。他17年的全部合法收入，甚至赶不上一个影星一次广告的收入，赶不上一个歌星两次出场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