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才芳开国中将与妻子杨静

在共和国开国将军中有着一对走过金婚的革命夫妻。他们就是我军著名将领、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的詹才芳中将和妻子杨静。

1939年冬天，呼啸的北风蹂躏着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的土地，可阜平县妇救会主任杨静心里却是暖洋洋的。这位从国统区来的富家女，自从在延安与母亲、大嫂、二姐夫等亲人做梦般地团聚后，就一门心思地扑在了工作上。她有着一双黑葡萄似的美丽眼睛，人们都称她是“黑牡丹”。

这天，杨静和同是妇女干部的洪广生闲聊。两人关系很好，但由于洪广生准备结婚，她们有一阵子没见面了。一见面，杨静就笑嘻嘻地说道：“说吧，我的洪大姐，今天你把咱叫过来，到底有什么事?是不是让妹子帮忙筹办婚事呀?”

“我呀，实话对你说吧，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啦。只要我的‘黑牡丹’不出嫁，我是坚决不结婚。”洪广生认真地回答。

“看你不老实。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说着，杨静就故作生气地要捶洪广生的肩背。

洪广生一边躲让着，一边模仿京剧腔道说道：“好啦好啦，不跟你开玩笑啦。你在陕北公校学习的时候，有没有看上过谁啊，快给我从实招来——”

“都给你说了一百遍了!”杨静一听这话，不耐烦地噘起小嘴，“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好啊!我问一个人，你还认识啊?”洪广生一听更加来劲了。

“谁?”杨静一下子紧张起来。

“詹才芳。”

“他呀，就是临县牛庄的抗大二分校的特科大队长啊。老长征，老英雄，谁不认识他啊!”

“那你和人家结个夫妻如何?”洪广生终于亮底牌了。

见洪广生亮底牌了，杨静的心里犯起了嘀咕：听人讲詹大队长已经30多岁了，又打过那么多仗，肯定是个“小老头”，自己跟他哪能谈得来啊。就算他看上自己，自己未必能看上他呢。想到这，姑娘便含蓄地说：“洪大姐，我不想去见面，我还年轻，谢谢你的好意。”

“那怎么行!我都跟人家说好了。你都21岁了，该谈对象的时候了，别再犹豫啦。詹队长可是个好人哪!见了面，等你们认识了，你会喜欢他的。他也一定会爱上你的。”洪广生的这番话显然过于直白了点，听得杨静直把头都往怀里钻，可她还嫌不过瘾：“你是这样温柔、聪明、能干，又是这样漂亮。一对大大的眼睛，娇小、玲珑的身材……本来嘛!你就是咱们这里的‘黑牡丹’!”

杨静实在招架不住了，只好小声说道：“看你!别说了……我去，我去，这总行了吧!”

洪广生很快就张罗了一个见面的日子，地点在离抗大二分校不远的一个村子里的老乡家里。洪广生带着杨静早早地坐在那里等了，过了好一会儿，只见半截子门帘被掀开了，一个男青年跨进了门坎。“唉，‘小老头’来了!”杨静的心里一阵叹息，眼睛却朝来人看去。哪里有什么“小老头”啊，面前这个青年军人，高高的个子，一张白皙而又温文尔雅的脸，明亮的眼睛，笔直的鼻梁，微微凸起的颧骨，一身干净的粗布旧军装，腰里紧扎着皮带，小腿上打着整齐的绑腿，全身上下洋溢着男性美。当她的眼神与詹才芳的“遭遇”时，姑娘心里一阵慌乱，满脸绯红，两只眼睛盯着自己的脚尖猛看。那边杨静的心里泛起涟漪，这边詹才芳的心里也是激情澎湃，面对眼前如此秀美的女孩，他一眼就相中了这朵“黑牡丹”。

詹才芳和杨静心里的小九九自然没能逃出洪广生的眼睛，她见两人有戏，便悄悄地走了出去。詹才芳这才有勇气开口说话，主动招呼道：“咱们坐下吧!”说着，他顺手把军帽摘下放在了炕沿上，杨静见他理了个精神的平头，面颊发亮，极像是来之前刻意修饰了一番，愈发产生一种不可言说的好感。见杨静坐在炕边低头不语，詹才芳决定主动出击，向后摸了一下头，缓缓地说道：“我听小洪讲过，你的家庭是个革命家庭。你本人革命立场很坚定，工作积极肯干，为人热情诚恳，是个好妇女干部。”詹才芳湖北口音很重，虽然语速不快，但出生苏北的杨静还是听得很费劲。

詹才芳似乎觉察出到了这一点，便更加放慢了语速，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全部经历来了个和盘托出，从追随董必武投身革命、参加黄麻起义、参与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到参加长征、来抗大二分校工作，点滴不漏，末了，他还小心翼翼地补充道：“我从小就受穷，参军后在部队上才学得了几个字，我知道你是个高材生，我很希望有一个像这样有文化的人做妻子，既是终身伴侣，也是终生教师……”姑娘听出了詹才芳的弦外之意，也知道他的话是真诚的、坦率的，但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憋了半天，才像挤牙膏一样往外吐话：“您是老红军、老革命，又是首长……我……”，姑娘“我”不下去了，詹才芳却来了劲：“好啦!对我，请不要称什么首长首长的，都是革命同志嘛!嗯，听你口音与周恩来同志讲话差不多，他与你是老乡啊?”

没想到詹才芳能听出自己的口音，姑娘很是惊喜，紧张的情绪消除了不少，说道：“你听出来啦?辨音能力很是强呐!我们家与周恩来家同住淮安县城，只隔一条街。他与我家还是至交呢!”接着，杨静就说起了自己的家庭和参加革命后的情况，杨静的普通话带着浓厚的淮安腔调，詹才芳越听心里越有底，也就不再为自己基本不怎么会讲普通话而担心了，大声说道：“怪得呢!在延安，你的母亲肖禹就是周恩来同志夸奖的三个革命母亲之一呀!任锐、陶承和肖禹……”“你过奖啦，不过我的母亲的确很了不起……”

气氛终于被调动起来了，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杨静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看来，大首长也不都是那么吓人的。你就不那么凶嘛!”“哈哈，不凶……”詹才芳也笑了起来，“许多人初见我时，都说害怕我呢!但是，时间长了，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杨静摇了摇头：“不用长，与你说上几句话，就知道你不是那种吓死人的首长了。”人家表扬自己了，詹才芳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他也跟着说道：“那依我看，你也不是那种盛气凌人的知识分子。你一点架子也没有啊!”居然还有首长表扬部属没架子的，姑娘被詹才芳逗得嗤嗤直乐：“架子?!我能有什么架子!难道我还算知识分子?我不过是个初中生罢了!”

詹才芳和杨静的第一次见面，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为了不影响工作，杨静提议两人一个月见一次面、通两封信，詹才芳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詹才芳是带兵的人，从来都是说一不二，可这次他却犯难了，原来，杨静回去后首先给詹才芳写了一封信。看着姑娘娟秀的字迹，詹才芳死命地挠头，自己肚子里那点“墨水”有时连写作战命令都勉为其难，杨静是个高材生，给她写信那不简直让人笑掉大牙?姑娘的信，詹才芳捧在手上不知读了多少遍，可一坐下来回信就发怵，两天过去了，他一个字都没写。无奈之下，詹才芳决定请“外援”。

詹才芳想起了老战友刘昌毅的爱人徐坚，她是二分校的才女，写得一手好字，恰好又和自己在同一个党小组，找徐坚帮忙肯定没问题。想到这，詹才芳便专程把徐坚请了来，将自己的难处抖落了出来，把徐坚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当场就答应帮忙，便以詹才芳的口气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情书。杨静收到信一看，倍感震惊：不是说没文化吗?不仅写得一手好字，文采也十分了得，他这不是寒碜自己啊!想到这，姑娘就气不打一处来，特地赶了十几里路找詹才芳想问个究竟。詹才芳见杨静前来“兴师问罪”，知道自己弄巧成拙了，便老老实实地“交待”了请人代写情书的经过。不料杨静听了不仅没生气，反而温柔地说道：“天下什么东西都可以找人写，惟独情书不可以请人代笔，哪怕只写几个字，只要是自己写的，就足以表示对爱情的珍重!”

从此，詹才芳再也不敢请人代劳了，硬着头皮开始写起了自己的情书。尽管詹才芳的信每次都是一张纸的三分之一，但杨静总是读得很认真，在回信时，还会将詹才芳的错别字一一指出来，詹才芳没想到自己既能谈恋爱还能学文化，很受鼓舞，慢慢地也不就不再怕写信了。

时间飞晃而过，转眼就是1940年的夏天了，詹才芳与杨静的感情已非常稳定，可他的心里却总不是个滋味。原来，詹才芳老家有个规矩，结婚前要送女孩子一枚定情物，虽说革命队伍不搞庸俗的那一套，但送件衣服什么的也还是常有的事，眼瞅着自己四壁空空，除了一身军装什么也没有，詹才芳感到有点对不住未来的妻子。突然，他想到了一件东西……

詹才芳在红大学习时，以前的警卫员谭知耕(开国少将)跑来看他。

谈话中，谭知耕下意识地掏出钢笔在手上把玩着，詹才芳眼睛一亮，话峰一转：“你这是什么钢笔啊?”“派克的。”谭知耕应道。“派克的，噢，派克，不错，是支好笔!”谭知耕似乎察觉到了些什么，赶紧说道：“就笔尖是真的，笔杆是后配的。”不料詹才芳听了，满不在乎地挥了挥手：“不要紧，你就把它送给我吧!”

谭知耕认真地说道：“我就这么个宝贝家伙!你总得说清楚吧!”

“我有用!我找了个对象，人家向我要一支好钢笔。”虽然这是詹才芳为了“骗”钢笔胡乱编的理由，谭知耕倒也信以为真了，一拍大腿：“老首长，若是为娶嫂子用，甭说派克钢笔，就是金元宝咱也给!”说完，谭知耕恭敬地把钢笔交给了詹才芳。

“把这支派克笔送给杨静不很好吗?”想到这，詹才芳便跑去找到杨静，把钢笔从口袋里掏出来，深情地说道：“杨静，我的文化水平低，但我酷爱这支笔，我用了三年多了，它跟着我从红大到抗大学习，又跟我来到抗大二分校工作，我就是用它给你写信的呢!我想，我一定要把它送给我的心上人……现在……我……”詹才芳突然停了下来，郑重地把钢笔别在了杨静的胸前，姑娘羞赧地低下了头……不料詹才芳又原原本本地讲述了钢笔的来历，听得杨静直乐，在詹才芳的胸口轻轻打了几下，故作嗔怒道：“你就用‘骗’来的东西打发我呀……”“‘骗’来的，也是真心的!”詹才芳赶紧解释，两人对视了一下，哈哈大笑了起来。

1940年8月24日，詹才芳与杨静结婚了。

詹的新房是向老乡借的一间屋子，惟一的私人物品就是两人各自的被子。夫妻俩共同端详着彭真签名批准的结婚证明，心里头暖洋洋的，这时，供应处长吴先恩手里拎着个包袱“闯”了进来：“杨静同志，詹队长是我的老上级、好朋友，我们在一起同甘共苦、南征北战十几年了。今天你们结婚，我个人也没什么东西可送，只得拿公家的东西送个人情。”说着，吴先恩就解开了包袱。

“军装!”杨静惊喜得叫了起来。自打参加革命以来，军装就一直是杨静梦寐以求的东西，没想到在自己结婚这天能收到这样珍贵的礼物，杨静的眼睛湿润了。“快!穿好军装!让老徐同志(指徐德超)为我们照相!”经丈夫一提醒，杨静急忙穿好军装，来到村头照了一张结婚合影。

新婚的喜悦只维持了短短的三天，中央一纸命令，把詹才芳调至晋察冀军区第三分区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夫妻从此就分开了，有时一年也难得见上一面，但两人依然像恋爱时那样保持着通信的习惯。1943年秋天，正在唐县白求恩学校学习的杨静收到了丈夫的来信：“听到你已怀孕的消息，我很高兴。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多么熟悉的文字啊!多么熟悉的声音啊!杨静沉浸在了甜蜜的思念中。突然，屋外传来了紧急集合的哨声：鬼子进犯了，学校立即转移。可没想到的时，学校在转移途中竞走进了敌人的包围圈，队伍被冲散了，为了减轻负担，大家都尽可能地扔掉身上的东西，可杨静坚持背着一件卷皮大衣，这是丈夫送给自己的，她舍不得扔。鬼子开枪了，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倒了下去，杨静亲眼看着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同样也是身怀有孕的肖敏倒在了血泊中……杨静强忍悲痛，随着人群向东跑，鬼子的枪声渐渐稀疏了，冲出来的同志好多都负了伤，杨静解下背着的大衣，想重新整理一下，猛然发现大衣里竟嵌着一颗子弹，不禁百感交集：要不是丈夫的衣服，自己说不定就倒下了，再也见不到他了……

不久，杨静和詹才芳团聚了。昕完妻子的叙述，詹才抚摩着妻子的头，喃喃地说道：“不容易啊，你们这些女同志!”1944年4月15日，夫妇俩的女儿詹杨出生了，因为是春天，詹才芳便给她取了个乳名“小春”。小春是个极可爱的孩子，红扑扑的小圆脸蛋，淡淡的眉毛，长长的睫毛，詹才芳越看越喜欢，把女儿抱在怀里亲了又亲，眉开眼笑：“咱们的女儿长得多像你啊!特别是那对眼睛，真好看!你是朵黑牡丹，那咱们小春就是朵小黑牡丹了……”虽然是初为人父，詹才芳却十分体谅初为人母的妻子，无论工作有多忙，只要一有机会，他就给小春煮小米粥、喂饭喂水、洗脸洗澡，俨然一个家庭好妇男。

1946年1月，詹才芳率部参加阻击国民党军抢占承德的椁椤树川战斗，11日这天杨静生下一男婴，想起丈夫临出发时“你生了以后一定给我拍个电报”的嘱咐，杨静不顾产后的虚弱，找到人给詹才芳发了电报。当作战参谋跑去送电报时，詹才芳正在前沿阵地观察敌情，便问电报是什么内容。作战参谋以前没收到过这样的电报，也不知该怎么表述，便含含糊糊地说：“生了一个孩子，是……”话没说完，詹才芳就火了，吼道：“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什么乱七八糟的破事!滚!”作战参谋吓得赶紧跑了。

战斗胜利后，詹才芳又奉命率部参加保卫承德的战斗，在向指定位置行进的途中，他猛然想起了什么，特地找到那个作战参谋，诚恳地道起了歉：“对不起，我那天不该骂你，可是当时正在节骨眼上……嗯，你当时好像说什么来着，孩子，一个孩子……”“对了”，詹才芳猛一拍脑袋，“是不是杨静生了?”“是啊，首长，电报上说，杨静同志生了男孩……”“啊!男孩!我得了个儿子!”詹才芳欣喜若狂，紧紧握住了作战参谋的手，把对方的手都捏痛了，“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谢谢!太谢谢了!谢谢……”20多天后，詹才芳赶回去见了儿子，抱在手上左看右看，兴奋地对妻子说道：“小家伙是11日出生的，那天正是签订和平停战令的时候，就叫他‘詹和平’(后改名詹威)吧!愿我们的子女都能生活在安宁、和平之中!”望着丈夫兴奋的神情，杨静幸福地点了点头。

詹才芳和杨静是从艰苦环境走出来的夫妻，一直保持着互敬互爱、相濡以沫的深厚感情。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在广东省委工作的杨静因为出生地主家庭而受到冲击，每天天不亮就要到省委大院做各种苦工，忙完了连办公室也不让进。詹才芳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特地把孩子们召集在一起，说道：“你们的妈妈是一位坚强的共产党员，要让她解除思想负担，把干活当成锻炼身体。要服侍好妈妈!”他自-已则带头照顾起了妻子，为了让杨静早点休息，詹才芳改掉了入睡前与妻子长谈的习惯，总是简短地鼓励她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正是在丈夫和家人的关心支持下，杨静挺过了最难熬的岁月……

直至詹才芳1992年12月2日因病逝世，杨静都一直陪伴在丈夫的身边，她把他看成是自己的老师、兄长和保护人，詹才芳也十分敬重、热爱、体贴妻子，两人情深似海，愈久弥坚，一同牵手走过了50多年风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