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父亲汪猷百年诞辰4
***** 回忆父亲 *****
自从爸爸离开我们后,很久一段时间里我不能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把一切悲愤深深地埋在了心里,逐渐适应着没有了爸爸的日子的改变……
十三年来只要想起爸爸,我就会潸然泪下:十三年来爸爸的身影时而离我很近,时而又离我很远;十三年来我只有在
或许在潜意识里我始终不愿意承认爸爸离开我们的事实,以至于我想写对爸爸的回忆显得那么地那么地难,几次欲提笔又放下了,没想到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就滔滔不绝,爸爸的许多往事不时地涌现,我准备陆续将捕捉到的瞬间回忆中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
我对小时候的事不像姐姐们记得那么多那么清楚,有些还是凭借着照片的帮助。
我最开心的就是爸爸、娘娘带我们出去玩,去看电影、看各种表演,去文化俱乐部吃饭、看电影和表演,还有就是收到爸爸每次出差或去国外带回的小礼物。
小时候我们是没有零用钱的,需要什么就向大人要钱去买。我喜欢向爸爸要钱,因为每一次他都会问够不够,并多给些。而娘娘则问清东西的价格,不会多给一分钱。
爸爸的兴趣爱好很广泛,。小时候我听他吹萧,还学着他的样吹,吹来吹去,就是出不出个调调来,我觉得太难了,也就不吹了。爸爸喜欢看各个地方的戏曲,最喜爱的是昆曲和京剧。电视里转播的各种戏曲,只要他有时间都会看。受他的影响我也会爱看各种地方戏曲节目。我曾送过一盒子京剧的录音带给爸爸做生日礼物,爸爸很高兴,说:“现在没有时间听,等退休吧。”可是,还没等到他拆封,爸爸就走了……
爸爸很赞成甚至鼓励我们去经风雨见世面,很支持我们参加各种有益的课外活动,因此我们做学生时的兴趣是很广泛的。就我而言,就参加过校内外的戏剧、京剧、朗诵、舞蹈、合唱、航模、船模、射击、电报、篮球等许多兴趣组的活动。但他又不会强迫我们去做任何他觉得很好而我们又不愿意去做的事,尽管他会很失望。爸爸一直鼓励我们骑车上学。只要进了中学,爸爸就会要我们骑车上学,说这样既可以节省时间又可以锻炼身体。记得我七岁就跟在姐姐们的后面学骑自行车,虽然人矮我也能站着骑了,死上车,死下车,在院子里的草坪上骑,在院子里兜圈子骑,一年年的过去了,我就是不敢骑到大马路上去。我怕来来往往的车,“滴滴叭叭”一响,就吓晕了。每次爸爸总是希望地提出,失望地告终,我呢就一直坚持步行去上学。直到文革初期,有一次为了和同学一起去北桥公社黄浦大队妇女大队长家,斗胆骑车了。去时同学们陪我推车过了徐家汇,到郊外才骑车,还前后左右地为我护驾,回来时居然敢在车水马龙的徐家汇大马路上骑车,到了岳阳路的大院门口,抱着一棵树才下了车……爸爸听了我的惊魂未定的叙述,开怀大笑,他笑得很欣慰,我终于实现他对我多年的愿望。就这样我开始骑车去学校、去同学家,后来下乡插队了,我也就彻底结束了我短暂的“三脚猫”的骑车生涯。
从乡下回来进了托儿所当老师的时候,曾经有个我可以进小学教外语的机会。爸爸知道了很高兴地说“教外语,很好啊!”可我虽然很喜欢外语,可又舍不得当时的领导和同事们,于是选择了放弃,爸爸听了我的决定不吱声了,现在想来我那时的决定是多么地幼稚可笑,而当时的爸爸一定很失望,我能感到……
说实话,我现在的确后悔当时没听爸爸的话,真应该学会骑车上街、真应该去做英语老师……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卖啊!我也不知道爸爸的这种默不作声,对我们是好还是不好。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爸爸是让我们自己走路,要我们走自己的路……
文革时,爸爸被关进牛棚,所工宣队想利用父女情来达到他们的什么目的,让我去见爸爸,我本能地拒绝了,虽然我很想念爸爸。
为了怕爸爸为了我再挨斗,我决定下乡了,妈妈病了,这一切等爸爸从牛棚里出来后才知道……记得那年我回家探亲,看着爸爸刚被放回来,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很难受。爸爸拿着我们玩的一副赛璐璐的扑克牌,把它们摊在桌上,这副牌上的数字和花纹已经褪了,他用彩笔在一张张的牌上重新描色。可以说他那认真的样子绝不会亚于他做实验的。当时我的心好凉啊!堂堂的世界著名的科学家竟然无事可做到这种地步!
记得就在那时爸爸和我说过在牛棚的日子里抄了许多毛主席语录和著作,我想这是用来打发时间的最好办法吧。爸爸还告诉我,他在牛棚里收到英国皇家科学院和美国科学院聘请他为外籍院士的信,我问他怎么办,他回答:“他们把信交到我手里让我回信,我能说什么呢?只能是婉言谢绝了。”
爸爸从牛棚里出来进了在奉贤的市五七干校,定期可以回家一天。记得徐汇区的谭副区长就和爸爸是室友,好像他睡上铺,爸爸睡下铺,爸爸还特地嘱咐娘娘自配不少湿气药粉,把它带给谭副区长。在五七干校时爸爸还和在市妇联工作的表侄女景乃柔邂逅相遇,恢复了联系。后来,爸爸又到城隍庙的建青假发店当了一周的营业员,终于可以在家住了。我和同学来雯还特地到那儿去了一次,看爸爸怎样当营业员的,只记得爸爸看到我们很高兴,可惜的是没能留下这历史的记录。以后只要到城隍庙,我就会特意地去弯一下,重温那一幕。前年我又去了,发现这店已搬迁了。
在牛棚里的日子里爸爸落下了不少病根。记得一次陪他到第四门诊部看病,候诊时他突然晕倒,躺在长椅上,我好紧张。事后才知他在里面也晕过。经诊断是心脏左束支传导阻塞。他的颈椎也因被挂上沉重的黑板而受伤。
爸爸重新有了工作后,每天都加倍地工作直到深夜。我们劝他早点睡,他总说被耽误得太多,太多。还说他只要头挨枕头就会睡着。而且睡四个小时就够了。爸爸工作起来是那样地专注,任何噪声都不会打扰他。我们看电视怕影响他,把声音开得轻轻的,他总说:“你们看好了,我没关系的。”
以前爸爸一直是乘公共汽车上班的,除了外出开会或是接待外宾才会乘所里的车去。后来随着爸爸年纪大了,所里做爸爸的工作要他乘所里的小车上班。记得开始时每次车来了,爸爸都叫阿姨对司机说他已走了。后来做了他许多工作,费了很大劲说服他,他终于答应乘小车了,原因之一是他的腰腿病又复发,使他无法跨上公共汽车去上班了。再就是所里为了照顾一批科学研究人员,每天派专车接送他们上下班,爸爸是名单上的第一个,他若是再拒绝的话,其他人就不好办了。
我记得家里的事主要是娘娘管的,爸爸很尊重她的决定。爸爸和娘娘很相爱,从来也没见过他们为什么事而争吵过。爸爸深知娘娘为他付出了许多许多……当爸爸从牛棚里出来时面对生病的娘娘,他沉默无语,此时能感受到他的内心疼痛无比……我始终感到爸爸心里对娘娘的内疚,有着一种歉意。这种歉意在日后对娘娘的关爱上更能体现出来……
可能是上天的眷顾,让我回到了父母的身边,让我有较多的机会跟随爸爸外出开会、参观。我发现自己对爸爸逐渐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在我的印象里,爸爸谈古论今,是那样地博学。记得随爸爸去日本访问期间,看到所到之处人们对爸爸表现出敬佩,原因之一就是爸爸几乎看到每样东西都能说出他的典故或是道道来。
在我的印象里,爸爸对科学技术发展出现的新事物,是那样地感兴趣。如果家里有东西需要添置,他常会提议买新问世的产品。对不懂得东西,他不耻下问,他的身边总带着一个小本本,不时地在上面记着什么,我们收着的这种小本子就有一大摞。
在我的印象里,爸爸谈笑风生,是那样地幽默。小时候就觉得爸爸说话很好玩,常引得我们哈哈大笑,长大了才知道这叫幽默。
在我的印象里,爸爸坚持原则,是那样地执着。一旦他认定的,很难改变它。
在我的印象里,爸爸对于晚辈,是那样地呵护体贴。每次陪爸爸外出,他总是问我习不习惯当地的饮食。他精心批改汪鹏写的毛笔字,不厌其烦地纠正他看书写字的姿势。
在我的印象里,爸爸遇事与人,是那样地坦荡豁达。没见过他为什么事而记仇于人,即使是曾伤害过他的。
在我的印象里,爸爸是那样地平易近人。去各地开会时,总有年轻人围着他问长问短,不时会有人对我说:“你爸爸一点架子也没有”。他见人总打招呼,无论是同事还是清洁工,是同院的人还是门卫。得到别人的帮助他总说“谢谢”,在家里也一样。受他的影响,我也喜欢说“谢谢”。
……
爸爸留给我的回忆是他留给我的最好的财富,我更会把这点点滴滴珍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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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急~~汪猷的为人正直是什么~~: 汪猷为人正直,品德高尚,言行一致,身体力行,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绝不谋一己私利。“文化大革命”中汪猷被诬陷,身处逆境,仍坚持原则,拒不承认强加于他的罪名,也丝毫不说假话。他默默地忍受着“文化大革命”遗留下的巨大创伤,并不鸣冤叫屈。在他复任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后,他一如既往,宽厚待人,从不计较私怨。粉碎“四人帮”之后,组织上着手解决一部分高研人员的住房问题,有一套较理想的房子,组织上打算让汪猷搬进去,汪猷婉言相谢说:“我的住房已经可以了,我年纪已大,也住不了多长时间,还是给别的同志。”他把较好的住房让给了另一位高研。 汪猷克己奉公、公私分明。他每年的外事活动、学术交流、外出开会频繁。凡是私人用车、复印资料坚持自己付款,外事活动中凡以个人名义请客送礼或邮寄年历等费用,从不向公家报销。相反,出国访问或参加国际会议,他尽可能地节约伙食、交通费用,把省下来的钱包括在国外作学术讲演所得酬金为研究所添置打字机、幻灯机,购买急需的试剂等等。实行奖金制度以来,无论是论文稿费、研究成果的奖金、月度奖、年终奖等等,他都分文不受。甚至连《化学学报》的主编费、审稿费也统统交给编辑部。他认为他所有的成果都是依靠大家的努力,功劳是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