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化予兄

刘云浦

提到物理化学家吴学周先生，我更喜欢称呼他化予兄。他比我大两岁，化予是他年轻时自己取的字号，寄寓他的理想，表明了他愿为科学贡献终身的决心。我很佩服他勤奋好学，聪明能干，更感谢他曾经给我许多帮助。总觉得他不仅是我的知心同窗，而且是良师学长，我们在一块读书学习虽只两年光景，但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结成的友谊深厚长久。所以，我爱叫“化予兄”，他也习惯了。如果招呼“密司吴”“吴哥”，彼此都会感到生分，别扭。

 我能结识化予兄，完全是由于他的热忱。1930年1月，我进入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研究生。该校在洛衫矶市，与设在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相距很近。同是异邦求学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那时，在美的中国留学生，一般都很看重同乡故国情，在同一个地方留学的炎黄子孙们，不管是不是一个学校的，也不管原来在国内同学没同学，认识不认识，都会互相来往，结成朋友。那年6月，我获得硕士学位，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化子、赵忠尧、何增禄三人一起找到我，建议我赶快转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由于他们的帮助，我顺利办理了转学手续，进入化予兄所在的给茨（gateo）化学研究所。我们四人住在一起，向一位美国老太太租的房子，早饭马马虎虎，午餐自己将就对付，晚饭四个人轮流做。化予兄的菜做得很好，至今令我难忘其味。开初，我的伙食、房租等生活费用，是他们三个人提供帮助，后来化予兄出了个主意，要我向中华文化基金会申请科研补助金。果然，不到两个月就得到一仟美金的补助。我的经济问题完全解决，没有了后顾之忧,化予兄也为我高兴得不得了。由于我们攻读的都是化学，所以两人接触更多，白昼各自听课、做研究。吃过晚饭，就一块到学院图书馆查资料，看文献。我常有不太了解之处，化予兄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解释清楚，直到我明白为止。

在加州的中国留学生中，化予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是大家所称道的。他小小的个子，一头的黑发，导师本吉尔(Bager)先生很喜欢他，两人常在一块做实验。化予兄对科研的设计、安装、运转都是事必躬亲，绝不假手于人。他很重视基础科学理论，参加第五学期“化学热力学”的学习，从未缺过一次课，另外又选修了好几门化学专门课，还学了量子力学。因此，他的学业功底很深，接二连三在国内外发表了好几篇重要科学论文，表现了他的学识与才华，在分子光谱研究方面崭露头角。

 化予兄能说会道，多才多艺，为人乐观风趣，热情真挚。他的英语讲得很流利，又会奏笙吹萧笛，一些对中国感兴趣，真诚希望中国强盛的外国人，常常请他参加联欢，请吃饭，这时候，化予兄总会带着笙箫邀了我一块去。会上，他谈笑风生，奏笙吹箫吹笛，随着宛转悠扬的乐声，外国朋友也会情不自禁击节附和，离席起舞。所以，他成了当时理工学院及其附近地区的知名人士，一些中国留学生也开玩笑说他是我们的“外交部长”、“联谊部长”。平常，我们还会邀些留美同学郊游，只要有化予兄在，气氛就格外的热烈，活跃。可惜，我们这样一块在异域攻读的时间不长。1931年，化予兄获得博士学位，留校做了一年研究员，就离开了美国。现在想来，化予兄和我同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两年，真是我们的峥嵘岁月。

 化予兄回国后，应聘为中央研究院化学所研究员。我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才乘加拿大“皇后”号返国，化予兄老早就在上海码头接我。这次重逢相聚也不过两三天，不久我就到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1938年，学校搬昆明，化予兄也随所迁昆明、并代理所长。他请我到化学所去作过学术报告，我教学之余也时常去拜访他。抗战时期，很多事情难得办好，日本鬼子的飞机又经常窜入昆明骚扰。在这种情况下，化予兄挑起所务重担，科研上唯一的助手只有柳大纲先生，已经很不简单了，他却还能因地因时制宜.制订科研计划。开展科学研究，服务抗战。自己设计、安装、整理出实验室。化予兄爱国爱科学的精神和出色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在那几年艰难岁月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抗战胜利后，搬迁昆明的一些大学、科研机构陆续复员。化予和我又天各一方。50年代初，我知道他调了东北，开初颇为吃惊，继而又被他的开拓精神，他的朝气与勇气所折服，象化予兄这样乐观、正直，有才能的爱国学者，离不离上海，去不去长春，两者之间的选择，是不会有任何犹豫的。可是，后来我又隐隐约约听到一点议论，说化予兄不大关心政治，不免有些为他难过，为他不平。接着在“文革”中，又听说他被关押，罪名是“暗藏大特务”。尽管我那时也自顾不暇，但还是忍不住为化予兄着急。

我还不了解化予兄吗？30年代的美国，种族歧视还很厉害，黑人受欺受辱，中国人同样被视为“肮脏的穷鬼、病夫”。可化予兄却毫无顾忌，处处堂堂正正表现自己是中国人。有些电影院规定有色人种只能坐边厅旁座，他却偏要坐正厅，和干涉者展开说理斗争，直到对方理屈词穷，悻悻而去。他同情黑人，和黑人交朋友，常常参加黑人的聚餐会、学术报告会，一些黑人也很尊敬他。有个叫爱克斯(akos)的黑人独身汉，夏天的时候，儿乎每天都从实验室窗外给化予兄送进一大块冰，以保持实验室需要的恒温条件。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步进逼的时候，化予兄常常看报，了解祖国的消息。言谈中，说到日本鬼子，他就恨恨有声。有一次，在一个美国人组织的报告会上，他当场戳穿一个日本记者的无耻谎言，受到大家的赞扬。正是出于关心祖国命运，恨不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所以化予兄获得博士学位后，就急着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这种种表现，难道是“不关心政治”？还是“特务”的作为？40年代末，化予兄是溃退台湾的“国民政府”所需要的著名学者之一，但是，他坚决不去台湾，将一个化学研究所完整地交给人民政府；50年代初，他一点也不考虑自己已年过50，是否适应气候寒冷的东北的生活，茹苦含辛十几年，搞起了一个应用化学研究所。这些，难道是“不关心政治”的“大特务”能够做到的事？这样对待化予兄未免大不公平了。

 然而，不久就有了令我惊讶、钦佩不已的事。1970年，刚刚从关押中出来但还未彻底解脱的化予兄，到北京治病返长春时，特别路过天津，由他的堂妹夫、天津财经学院肖嘉魁教授陪同，来到天津大学找我。十几二十年不见，我真有些不敢相认了。他失去了一只眼睛，明显地苍老，与昔年朝气蓬勃，精神奕奕的化予兄相比，真是判若两人。好在头发还乌黑乌黑，暗示他的科学青春没有老。两人互贺劫后余生，热烈地回忆当年在加州、在昆明的生活，至于最近几年的遭遇，都不愿谈。化予兄却还不失幽默风趣，诵了几句屈原夫子的诗，借以自喻，又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不要把这几年的事挂在心上，还是在政治上继续前进吧，要继续搞科学研究，我不相信国家振兴可以不要科学，我们千万不要万念俱灰。”化予兄这几句话，真令我又惊又喜，精神为之一振。好一个化予兄啊，光明正大，不计委屈，不记嫌隙，当一些人派性还在膨胀，争斗犹酣时，他却还不“悔改”，想着科学。

我们这次重聚，为时不过半天，留给我的记忆，却是永远、永远。万万想不到，此一回分手，竟是永诀。我为化予兄遗憾，科学的春天真正到来没几年，他却无可奈何地辞世了。如今，我也年老了，告别了讲台，常常夜不成寐，想起过去的岁月，想起为祖国、为科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化予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