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所长风范永存

     高小霞

      1946年秋，前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己由昆明迁回上海，吴学周所长亲自通知我可去所里当助理。在我之后又陆续进来几位年轻的助理员，我们在吴所长和研究员带领下开始科研工作。那几年的艰苦岁月及吴所长的身传言教，使我们永远不能忘怀。

刚来上海，吴所长一家虽然住进院里住宅，但室内陈设简陋，生活十分俭朴。抗战胜利后，人人都盼日子好起来，谁料到国M党挑起内战，搞得物价飞涨，人心不安。人们称研究院为“翰林院”，本来就是“清水衙门”，更何况又是战争年月，当时没有家庭负担的助理员们也感到生活清苦，家有老小的就更不用说。为生活计，吴所长不得不去交通大学化学系兼课，以补助家用。在所工作的年轻人常常私下议论，吴所长一点没有官气，每天准时在办公室阅读科学书刊或到实验室询问我们的工作情况。吴师母勤俭持家，待人热情亲切，真是难得。吴所长和吴师母以他们高尚的情操，引导我们健康成长，真可谓我工作和生活中的良师。

尽管当时上海形势变化莫测，局势不稳定，但吴所长还是积极组织每周一次的“学术报告会”，并带头作了有关量子化学的报告。所里研究员、副研究员和助理员都参加。那时我爱人徐光宪在交大化学系当助教，也经常来听课。吴所长所作的量子化学的报告，决定了他以后的学科方向和学术道路。其他研究员们的讲课，也是我们学习的难得机会，增长了知识，培养了兴趣。我们以后虽然没有能一直在吴所长领导下工作，但他始终是我们尊敬的老师。

1949年初，我离开化学所去美国留学，吴所长曾给我写过介绍信，临行前他还嘱咐我和光宪早日回来。1951年5月我们回到北京，决定在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同年回上海探亲，到化学所看望吴所长和同事们。他是那么高兴，一见我们便说:“好，回来了，你们就都在所里工作吧!”我们很为难地告诉他，已经决定在北大了。他很失望，但仍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上海解放时是如何平静、安好;在新中国化学所可以大大发展，等等。1952年化学所拟迁长春，创办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一天晚上，吴所长来到我们在北大的住处，动员我们去长春。他恳切地说，长春环境苦些，条件差些，但为了发展东北的科学事业和适应新中国宏伟建设的需要，让我们一起去努力奋斗吧。当时吴所长不辞辛苦南下北上，已经说服和动员了许多化学界的科技人员去长春，真可谓劳苦功高。遗憾的是，我们又一次使他失望，但我们对他热爱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忠诚品德钦佩不已。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吴所长成了重点审查人物，而且牵连了化学界许多知名人士，我们也因此受到隔离审查。我在被隔离后一个多月才知道被隔离审查的原因，是因为在上海时期和回国后与吴所长有联系，干了“特务”。天啊，我搜肠刮肚也想不出在化学所时，吴所长组织我们干了什么政治活动。在我的记忆里，只参加过“学术报告会”，再就是有一次每人以平价买了一两黄金。那是GM党看到研究院工作人员薪水低，为了收买人心而作的姿态。记得吴所长手里托着那一两黄金走进会议室，讽刺地说:“就凭这能救活大家?!”。审查期间，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也不断有材料来，提到吴所长与我们的关系，因此我开始怨恨吴所长。他与国M党有什么联系，一来我们不知道，二来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异常活动，怎么把我们都写上了名单?一直到1971年我们从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回来，才搞清事情的真像。吴所长当时所受的压力和折磨远远超过我们。我们开始原谅并理解他了。这只能作为一次沉痛的历史回忆了。

以后我们在几次会上见到吴所长，他衰老了，眼睛受了伤，但他依然热情地和我们交谈。有一次他还对我说，是他连累了我们，很是不安。尽管他蒙受了委屈，但他毫无怨言，仍在岗位上努力工作，而更令人敬佩的是，他还积极申请入党。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党和人民的骄傲!这里我也要提到吴师母，她是如此善良贤慧。有一年夏天，我和几位女教员同去长春参加一个研讨班，吴所长和师母去看我们，她静静地坐着，耐心地听我们大谈业务，过后她把自已种的新鲜玉米煮给我们品尝。那是一次最愉快的欢聚。几年后她因病去世，我们都很怀念她，在吴所长的事业贡献中应有她的一份功劳。

    吴所长重病期间，我和徐晓白等朋友一起到长春医院探望他。他虽在病中，但精神还好，不停地向我们打听他所熟悉的一些同志的工作、健康情况。还特别向我询间了徐光宪的工作、生活情况，要他注意身体健康。我心里十分哀伤，他已病到如此程度，还惦记着别人的健康。回北京后我常向化学所打听吴所长的病情和他的入党志愿是否实现。1983年10月，他在知道已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员的欣慰中与世长辞。我们永远怀念他。他的科学业绩，他的高贵品质和炽热的爱党、爱国之心，将永远激励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