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退休了，但是还常去三联书店走走，看看年轻的伙伴们。
　　
　　　　去年有天去三联，在出版部看到一部待发排的书，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这本书十多年前就看过，是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的。
　　
　　　　随意一翻，见书上有多处改动。钱先生已经去世十多年，莫非是生前留下的修订稿?看到其中凡是民国纪年一律改成了公元纪年，才明白这不是作者的修订，而是出于编辑之手。
　　
　　　　我向来认为，重印前人著作，出版社无权作任何改动。为了某种原因作必要的删节是可以的，也要尽可能得到作者家属的同意，并且向读者说明。
　　
　　　　为此，我写了一纸书面意见，提请三联考虑。可能有点多事了，但是作为在三联工作过的人员，有必要告诉他们这一点。
　　
　　　　今年，见到三联出版的这本书，一看，纪年还是改了，其它是否有改动，有待核对。于此,我的心情有沉重之感。
　　
　　　　接着，收到浙江嘉兴秀州书局寄来的《简讯》。秀州书局的这份打印的简讯已经编印了好几年，为读书界所称道。萧乾先生还为此写过一篇文章介绍秀州书局。
　　
　　　　这两期《简讯》，有两则涉及三联版《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一则为:“刘云舟先生十二月八日来秀州书局买一套《藏要》时说：‘我昨天花了三个小时，将北京三联新出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的公元纪年，全部用改正液改回民国纪年。钱穆先生的文章，不用民国纪年，读起来缺少气氛。’”
　　
　　　　另一则是:“姜先生十二月二十五日在秀州书局说：‘我想买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但这本书把民国纪年改成公元纪年，我有些卡闷。三联书店的编辑变成低劣(重点是我加的——范用)。’”
　　
　　　　看了，我的脸发烧。三联编辑工作“低”而且“劣”!深受刺激!
　　
　　　　为什么非得把民国纪年改为公元纪年，把“民元春”改为“一九一二年春”，把“民十七夏秋之交”改为“一九二八年夏秋之交”?民元是推翻封建王朝历史新纪元的开始。民十七虽说蒋介石已经背叛革命，但也还没有到“改朝换代”之时。
　　
　　　　民国纪元要改，那么清纪元呢?这本书里的“前清嘉庆庚午年”、“前清光绪之三十二年”没有改。
　　
　　　　不妨看看《毛泽东选集》，其中《湖南农民运动》一文：“我的家乡湘潭县艮田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两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这里，“民国二年”就没有改为公元纪年。
　　
　　　　三联书店编辑部的“出版说明”，说将民国纪元改为公元纪元纪年，是为的照顾读者阅读习惯。他们不曾料到竟然有读者不愿这种照顾，要用涂改液一一改回来。
　　
　　　　买书的人说在这本书里“不用民国纪年，读起来缺少气氛”。想来这气氛，除了历史气氛，还有一种文章气氛，这在有朗读习惯的读者才会有的感觉。把“民元春，余因乡闾未靖，不忍又远离，亦无从筹学费……”改为“一九一二年春，余因乡闾未靖，不忍又远离,亦无从筹学费……”念起来是否有点不一样?前辈学者在文字方面讲究这些,例如“民十七夏秋之交”，就不写作“民国十七年夏秋之交”。
　　
　　　　钱先生也有用公元纪年的，如在某一句之下用括号加注“清光绪乙未六月初九——西历一八九五年七月三十日”。这倒是方便了读者(这里编辑又莫名其妙抹掉“西历”两字)。
　　
　　　　近日，一位朋友来告，这本书改动之处不仅纪元。举了一个例，《师友杂忆》之十六《新亚书院(续一)》首句：“余以新亚全校工人力促赴台北，朝获政府救济”，其中“政府”两字被删去。大家都知道，那个政府是钱先生的政府，他只能向他的政府求救济，他是靠它来办新亚书局的。这是他的表述，是事实，为什么要回避呢?此类改动可能不止一处。
　　
　　　　出版社处理书稿，尤其是前人著作，要尊重作者，尊重他人的著作。与作者政治观点不一致，出版社可以申明或者加注，切不可强加于人，擅作改动。你改了，后人弄不清楚，会对作者产生误解，钱先生的政治态度是否有所改变?
　　
　　　　有人说，这是因为有什么规定。即使有规定，也要看执行的情况，总结经验，把工作做得妥当一些。
　　
　　　　我写此文，丝毫没有责备编辑同志之意。我们当出版社头头的，要告诉编辑同志，尤其是新手，处理书稿，要注意哪些问题，何者须改，何者不可改，改要征得作者同意,等等。编辑做完的书稿，领导要复核检查，不当之处，给它改正。
　　
　　　　我作为三联书店的工作人员，于此深感不安。希望三联编辑同志，改稿务要考虑周到，虚心求教。慎之!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