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油之父”黄汲清先生
从大庆油田到吉林、辽河、胜利、华北、大港、中原、河南、江汉、江苏、长庆和延长……20世纪中国石油大发现至今绵绵不绝。对此,我们不能忘记一个伟大的名字——“中国石油之父”黄汲清先生!
1904年,黄汲清先生诞生在“天府之国”的四川省仁寿县青岗场一个书香之家。身为乡间秀才的祖父为他取名黄德淦。父亲毕业于洋学堂“通省师范”,参加过保路同志会。在新旧两种文化的熏陶下,德娃子一路读书上成都,过武汉,到天津,1924年从北洋大学预科进入北京大学地质系。
黄汲清刚读大三就展现出过人的才华。到北京西山做地质调查,他写出的论文《北京西山的寒武纪奥陶纪层》,竟指出了开滦煤矿英国地质学家马休把因冲断层重复了的下奥陶统地层分成两个单元的错误,得到了中国地质学会和实业部地质调查所颁发的140块银元的奖金。就在那西山之巅,意气风发的黄汲清赋下明志诗:“男儿立志多雄风,等闲总统鄙富翁。但愿足踏额非尔士之高峰,痛饮帕米尔高原之晴空。”
北大毕业,黄汲清进入实业部地质调查所,随后转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在中国地质界先驱翁文灏麾下,从练习生干起,跟随后来惨遭土匪杀害的著名地质学家赵亚曾,北上东北、华北、陕西,南下云、贵、川,转战四方“敲石头”…… 黄汲清以突出的才干和成绩为翁文灏所长慧眼识珠,于1932年被中华教育基金会派往欧洲留学,在瑞士浓霞台大学有幸成为著名构造地质学家阿尔冈的研究生。恩师的教导使他确立了一生的学术方向,为他奠定了大地构造学的基础。
1935年,黄汲清获得瑞士浓霞台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历任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兼职教授、国民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首批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地质局局长,地质部全国矿产普查委员会常委,地质部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1955年成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1980年荣获瑞士联邦理工学院自然科学名誉博士称号,1985年美洲地质学会授予他名誉会员称号,1988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先后被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第15届、第32届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一连串耀眼的职务贯穿新旧两个中国,把黄老的一生与中国的地质和石油事业紧紧地联系了起来。
黄汲清一生发表论文二百五十余篇,专著二十多部,在地质科学的许多领域都有建树,尤其在生物地层学、区域地质学、大地构造学、石油天然气地质学等领域功绩卓著,奉献了很多“第一”、“最早”和“最主要”。如:他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地层学专著《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首倡二叠系三分,是中国二叠纪地层研究的奠基人。他是中国区域地质调查的早期开拓者,首次主编完成了全国地质图和一套综合地质图件。1945年,他的经典著作《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英文版),系统地划分了中国的大地构造旋回和基本构造单元,全面论述了中国及邻区的大地构造特征及其演化历史,提出了多旋回构造运动的著名论断,创建了中国大地构造理论体系,对我国地学研究、区域地质调查和矿产普查勘探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大地构造学无可置疑的奠基人。这本书出版后,立即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高校、科研和实践工作的经典名著,在前苏联、日本、印度和其他亚洲相邻国家受到了特别的重视。
1943年,在他领衔完成的著名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里,他提出了“多期多层生储油”的陆相沉积生油学说。油田的形成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能生油,二是能储油,三是要有地层盖住,油气跑不掉,即生、储、盖组合。黄汲清从大地构造学说的地壳运动的多旋回特点出发,分析了中国含油气区的地质情况,认为多旋回构造作用使中国的大中型盆地的发育呈现明显的多旋回和多级演化性,油气的生成和聚集具有多期性、多层性。在谈到这一理论的意义时,黄汲清说:“‘陆相生油说’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关系重大。如果准噶尔盆地和酒泉盆地,即中国西部的陆相盆地,可以形成有经济价值的油田,那么,中国东部的陆相盆地,例如,华北盆地和松辽盆地,也可以形成同样的油田。”这就从理论上突破了“中国贫油”论的束缚。
所谓石油发现,第一步是个“找”字,即进行石油普查。1954年,新中国组建了全国矿产普查委员会,把黄汲清从四川召唤到北京,委任地质矿产大师谢家荣和他作为技术负责人,统领起全国石油普查的技术工作。从1955~1957年,作为地质部矿产普查委员会常委、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石油工业部顾问,黄汲清得到了翁文灏和潘钟祥等人都不可能得到的验证陆相生油理论、施展抱负的机会。
大庆油田的发现还不乏戏剧性的情节。黄老那么极力主张并寄予希望的大庆所在的松辽平原,在最后的关头竟然没有被列入1955年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确定的普查项目计划。没有计划就没有任务,没有任务何谈去发现?等到黄老发觉东北地质局根本没有动静时,他着急上火了。雷厉风行的他幸好大权在手。他立即找到普委的技术员苏云山,让苏赶快补充了“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设计任务书”,这时会议结束已经两个月了。据苏云山后来回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上,松辽平原并没有列为首选开展战略普查的地区……会议之后,黄汲清先生……当即指定我……起草一个‘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设计任务书’……我记忆比较清楚的是,他在谈到设计任务书的写法时指出,要求踏勘人员乘小船沿松花江两岸多找出露的岩层,尽量测量地层剖面,对铁路两侧及平原边缘的沟谷,要多下点力量,找基岩露头和油气显示。‘踏勘任务书’拟定后,曾经黄汲清先生修改和审定。”
1955年6月11日,地质部普查委员会下达了松辽平原石油普查设计书,接着,东北地质局派出以韩景行为组长的踏勘组……如果不是黄汲清圈定了松辽平原,不是他坚持并挽救了这个项目,大庆油田的发现可能就不只是推迟几年或十几年了!历史事件有时是令人诧异的,据说松辽平原项目当时是被遗漏了!但怎么被遗漏的,却至今仍是不解之迷。
石油普查有点像军事行动,要人要枪要装备。进度的快慢也取决于投入力量的大小,取决于领导者有多大的决心,而领导的决心有时就来自于好高参。为了筹备好第一次普查,1955年1月下旬,地质部副部长刘杰曾经单刀直入地问黄汲清:石油普查、勘探需要多少力量,需要多少技术人员、设备以及经费等。黄汲清熟知石油工业先进国家的情况,立即结合中国的特点提出:至少必须投入地质部现有技术人员的三分之一,以及相应的经费、物资和设备。
黄汲清从1955年5月22日参加石油地质工作检查组,走遍了西北西南十多个省市,一去大半年,直到12月初才回北京。刚过元旦,1956年1月初,陈云副总理又在中南海约见黄汲清,主要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以煤炼油的问题,二是中国石油的前景问题。黄汲清在回答中,一方面坚定地表示了中国有油的充分信心,一方面提出了现在战线太长,投入的力量明显不足等问题。黄汲清客观冷静的意见切中了中央领导的思虑,后来石油战线实行“战略东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加快了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开发。
1958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地质部党组决定:3年内拿下松辽平原!黄汲清在1958年4月、11月及1959年初几次亲赴现场,听取一线技术员的报告,分析情况,指导工作。很快,在南14井和南17井发现了十几米至几十米厚的油沙!勘探取得了重大突破。从玉门到大庆,中国石油大发现雄辩地展示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完美的科学过程。黄汲清有幸成为这个全过程的奠基人、领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1978年11月14日,在全国科协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黄汲清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放出了一颗被称为震动整个中国科技界的原子弹。他在长篇发言中说道:“可以得出结论说,大庆、大港、胜利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李四光学说)完全无关!这恐怕是铁的事实!……我在这儿提出我的希望,也就是两个意见吧。第一,今后是不是不要在报纸或杂志上面吹嘘地质力学的理论发现了中国东部的大油田,不要再这样吹嘘了。第二,今后,地质力学这是一个学派了,应该让它发展,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其他的学派、理论是要和地质力学一样,同样有机会发展。”
黄汲清的奋起其实早在一年半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他已经向中央向邓小平发出了两次强烈的呼吁,获得过两次批示,只是后来公开的多是第二次,即1978年1月11日黄老给党中央的信及邓小平在此信上的批示。在这封信中,黄汲清全面而详细地反映了“存在于地质界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我国东部的大油田(包括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到底是怎么发现的……”黄老在信中说:
我查阅了1955年至1960年期间所有有关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工作的报告和资料,确知它们都采用了我的地质构造理论和学派术语,而并无地质力学的理论和术语。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有讹传,说什么我国东部油田是根据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而发现的。1974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独立自主、高歌猛进》一文,首次错误地报道了这一讹传……如果说这在“四人帮”猖獗的日子里还算情有可原……不能不提到的是最近在《人民日报》(1977年10月24日)和《红旗》杂志(1977年第十一期)上分别刊登的以国家地质总局理论组名义发表的两篇文章:《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向地球开战》和《一面又红又专的旗帜》,在这两篇文章中,除了继续坚持所谓用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找到大庆等油田的不符事实的说法之外,又进一步制造了“李四光同志亲自指导这项工作”的谎言……我的态度是:第一、已故李四光同志……在他担任地质部长期间……为我国东部几大油田的勘探和开发铺平了道路。把李四光同志作为科学技术界一面又红又专的旗帜来树立是理所当然的。第二、……尽管他的地质力学理论至今也并未得到国际地质界的承认和采用,我仍然认为地质力学作为一个中国人独创的学派和其他学派一样都应当积极发展……那种把一种学派说成是绝对正确的……把其他学派说成是绝对错误的……本身就是违反辩证法的,是非常错误的。第三、我国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和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这是事实……据我所知,李四光同志本人生前并没有说过大庆油田是根据他的地质力学理论布置普查而发现的。”
黄老在第二封信里还写道:“我在去年6月14日曾写信给邓副主席反映了地质系统长期以来不能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双百’方针的实际情况。党的‘十一大’之后不久就听说邓副主席对我的信作了重要批示,强调总而言之一定要执行‘双百’方针。”这就说明,在此信之前,还有过一封类似内容的信,而且,邓小平还就此信做过批示。然而,关于邓公这次对黄汲清的批示,长期以来都只有大意转述,而没有原词原句。事实上十多年来,这个批件在哪里?准确的内容是什么?一直留着一个悬疑。
冥冥之中,似乎是天意,更可能是巧合!就在准备邓公和黄老百年诞辰纪念的日子里,北京的一位收藏爱好者竟然发现了这份重要资料。这位淘书人一天偶然光顾京城北三环的一家废品收购站,在堆满旧书报废纸张的破败仓房门前,他看到了几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显然正要装车拉往造纸厂。他随手打开一个袋子,最先进入眼帘的是一本本中国地质出版社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出版物手稿。虽然都是改革开放后的科技新书,没有什么收藏价值,但他还是跟这里的老板商量购买,没怎么讨价还价就扛回了家。到家后,他泡上一杯茶,倒出袋里的纸张,悠闲地坐在桌前翻检起来:里面还有几本抗战前的《中国地质学会地质论评》、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几包杂纸、一些私人信件。更让他大吃一惊的是,从地科院的杂纸包里竟然翻出了一份1977年中科院和地质总局几位领导批阅过的资料,上面赫然写着邓小平的批示!这是一份蓝色钢笔的手写件,用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国家地质总局”信笺,题目是“关于黄汲清同志的情况”,落款只有日期:一九七七年八月二日,没有撰写单位或撰写者,但在首页上有当时中科院、地质总局和地科院的几位领导的批示或签名,当然这一页上最醒目的字句是:“总之,要搞百家争鸣。邓八五”抢救固然功不可没,考证或许更加重要。寻找走访知情人,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理清事实的逻辑关系……黄汲清两次写信,邓公两次批示形成的情形在我们眼前勾画出来。
1977年3~5月,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前就多次讲话,确定了纠正“文革”错误,进行拨乱反正的战略举措,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这是时代的大背景。
1977年6月14日,黄汲清第一次写信给邓小平。邓公没有直接在黄的信上批示,而是要求地质总局先拿出一个“说法”——于是就有了地质总局“关于黄汲清同志的情况”的手写件。
1977年7月下旬,邓小平复出。8月4日至8日,邓公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8日的讲话中特别指出“关于学风问题”,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就在会议期间的5日,他在地质总局送上的那份“情况说明”上作出了“总之,要搞百家争鸣!”的重要批示。显然,因为那份“说明”还没有脱离“两个凡是”的立场,邓公的批示显示他并不满意。
这样的一份东西,当然不便与黄老见面,所以黄汲清只能听到邓公批示的传达。可能传达本就不准确,也可能记忆有误,使他只记得:“强调总而言之一定要执行‘双百方针’。”
到1978年1月11日,黄汲清写出了第二封信,又得到了邓公第二次批示。接着自然而然他挺身而出,放出了那颗震动科学界的原子弹。
1995年3月22日21时55分,91岁高龄的黄汲清先生与世长辞。3月31日,北京八宝山哀乐低回,一千多位各界人士为黄老送行。灵堂上高悬的挽联,极好地总结了黄老的一生:
一代宗师、地学泰斗,旋回构造奠基础,指导探宝献神州,丰功伟绩,后人永志不忘;
油气勘查,功在千秋,运筹帷幄指方向,九州大地油气流,斯人虽去,风范长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