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荣鑫抱着年幼的周少华

   周荣鑫(1917—1976年)，原名周文华。山东蓬莱县(今蓬莱市)城里西关人，教育家。曾任国务院秘书长、教育部部长。1975年，周荣鑫就任国家教育部部长。到任后，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进行了坚决斗争。1976年4月13日，被迫害致死，终年59岁。1977年，中共中央为周荣鑫平反昭雪。本文是他的女儿周少华的回忆，详细记叙了周荣鑫在文革后期政治风暴中的遭遇，真切感人。

    当时最年轻的部长

    1961年，父亲被调到教育部任副部长，1962年调国务院任代理秘书长，1964年经人代会批准任秘书长。

    1963年我有两件事和父亲有交流，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

    一是我那年加入了共青团，父亲对我表示祝贺，并引用了刘禹锡的陋室铭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们家的“小白丁”终于摘帽子了，还要努力争取入党啊！

    第二件事是我那年考大学，父亲和我长谈，一致决定要学经济学专业。在那个年代，多数人喜欢学哲学、历史、文学和外语专业，经济学不被看好，但15年之后，学这个专业却对我的人生之路起了非常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我终身受益，为此，我永远感谢我那深有远见的父亲。

    周总理选择国务院秘书长，除政治可靠外还有四个条件：一是要能自己动手写国务院公告和文件，即有一定的文字能力；二是善于处理与各个方面的关系，即俗话说的人缘好、脾气好。国务院当时有16位副总理，还有几十位部长，近十个直属国务院办公室，另还要处理与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军兵种之间的工作问题，秘书长必须能协助总理妥善协调各方关系；三是秘书长要年轻，身体好，跟得上总理的工作节奏；四是级别不能低，越级使用老同志会有意见。薄一波伯伯对我父亲很了解、很信任，是他向周总理推荐我父亲担任这一职务的。父亲出任国务院秘书长时只有40多岁，是当时最年轻的部长，他的虚心和对老同志的尊重爱护使他得到了各方面的信任。

    父亲上任后，我们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是他下令取消了政协礼堂，即每个星期六给干部和其家属们安排的电影晚会。那时，每个星期六晚上，政协礼堂都会上映最新的国内外电影，而到社会上公映往往会在半年到一年以后。父亲对孩子们的优越感很看不惯。他说：把你们都惯坏了，搞特殊化脱离群众，老百姓会对我们党有意见的。

    在周总理的亲自指导和要求下，国务院带头制定了关于用车住房等严格的规章制度，连开会喝杯茶都要交钱。对这些制度，父亲都严格执行。我的小妹妹当时每天都要到医务室看病，但不能坐父亲的车，于是，父亲就带着她，天天步行绕北海一圈，进中南海北门去上班。步行上班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文革”开始后才不得不改。

    父亲脾气好，平等待人，这一点在国务院机关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深得人心的。家里的司机、炊事员以及来家里修理水电的工人干完活后，妈妈都会请他们到客厅坐坐。记得到五七干校劳动前，还有国务院机关的工人同志到家里来借钱买大衣，父母和姐妹们都会尽力帮忙，有求必应，从不要偿还。

    父亲由于工作忙，经常会带些文件回家看，有时我会偷看父亲的文件，虽然明知如果被发现，会受到父亲的严厉批评，但还是忍不住会溜到父亲的房间偷看几眼。一次，我在偶然偷看文件时，居然看到罗瑞卿在挨批，吓了我一跳。罗瑞卿伯伯是我们非常敬重的老领导，他怎么了？回到客厅想问父亲，但看到父亲没有了往日见到孩子们时的慈爱和喜乐，而是坐在沙发上神色凝重，不发一言，闷头抽烟，我终于没敢发问。当时哪里会知道，罗瑞卿伯伯出事，正是“文革”的前奏曲？

    他们终于对父亲下手了

    说“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一点不为过。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激烈较量中，社会动荡、风雨飘摇，几乎没有哪一个家庭、没有哪一个人可以躲过冲击，即使是受到国家特殊保护的人，他们的亲朋好友受冲击也在所难免。“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也经历了惨痛的巨变，我们失去了最亲的人、失去了自己的父母。回顾这段经历，会使人感到揪心的疼痛。

    “文革”初期，我父亲经常受周总理之命，接见学生、做学生们的工作，也经常去从学生那里救回被揪斗的老干部。毛主席十次接见全国的红卫兵，部长们都要在天安门上陪同参加，否则就会被认为已被打倒，也就会受到更大的侮辱和批斗。所以每次开大会前，总理都会要我父亲去核实各位部长们的处境，把被揪斗的部长们找回来。一次去找被机械学院学生们揪斗的一机部部长段君毅，只见他正穿着唱戏的大红袍站在台上挨斗呢！父亲气得哭笑不得，忙向学生们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学生们还给周总理面子，把段君毅放了回来。这样的事情多了，惹恼了“中央文革”，说我父亲是“消防大队长”，他们终于对父亲下手了。

    1966年12月16日下午，在一次6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江青在周总理毫不知情、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动突然袭击，点名说周荣鑫是西城纠察队的后台，让他站到台前来示众。我们党对犯错误的干部历来是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一贯政策和传统的，而当着6万人的面把一个部长叫到台前来挨批，这是对我们党传统作风的蔑视，是对干部人格的侮辱，是典型的封建家天下的做派。更何况我父亲并没有错，作为秘书长仅仅是忠实执行总理交派的任务而已。江青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即所谓的敲山震虎矣！

    平常我们见不到父亲，他每天早出晚归，一天只能休息几个小时，经常半夜三更又被叫走去处理紧急情况，可是那天下午四点多就回家了。回来躺在床上一言不发，我们忙跟进去问怎么了？父亲说，江青点了我的名！我去找总理，总理去林彪那里了。在那个年代，我们都知道被炙手可热的江青点名意味着什么。我们围坐在父亲身边，默默无言，什么言辞也帮助不了父亲，但大家也都知道周总理不会不管的。

    随着江青的公开点名，抄家的学生也就要来了，周总理要我父亲收拾好文件搬到中南海里住，父亲被保护起来，母亲和我们姐弟也各奔东西，躲藏起来。我和二妹躲到四川成都，在一个中专学校住下来，放心不下父母，就天天跑到四川省委门前看大字报以了解北京的消息。

    一天，看到大字报上写江青又发狠话：“抓出西纠后台要枪毙。”我差点晕过去，回到驻地放声大哭，坚持一定要回北京，要看看最疼爱我们的父亲。我们不顾一切地跑回北京。看到家里被学生们弄得乱七八糟，墙上、柱子上，都被学生们写满了“打倒周荣鑫”的标语口号。不过让我们比较欣慰的是，父亲还安全地住在中南海里，我们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中南海的“救火大队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南海里的很多住户限三天内都搬出去了，北区只住着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而为使被批斗的部长们有个可以安心吃饭睡觉休息的地方，总理就把部长们接到中南海里住下。但即使在这里，也不得不被造反派们揪出去挨斗，我父亲就成了这个避风港的联络员，每位部长在出去挨斗时，都不忘叮嘱我父亲：老周，我到时不回来，千万记住让总理找人去要我！我父亲惦记着这里每一个人，关心着他们，总是要看着他们回来才放心，在中南海里继续当他的“救火大队长”。当时贺龙和乌兰夫伯伯被揪斗得厉害，我父亲受总理之命，把他们藏在西山的某处秘密房子里。

    但是随着形势的持续恶化，中南海这个避风港也不行了，部长们都不得不离开中南海，回到群众中，在风云激荡的日子里度过艰难的岁月。这时在中南海北区里除了总理和先念伯伯家，就只住了谷牧、余秋里和我父亲三人，有时陈毅伯伯也在这里住一下。谷牧和秋里伯伯其实也不能做什么工作，只是能参加某些会议而已。在当时的新闻报道中，余秋里伯伯的名字经常排在最后，报纸常说：“参加会议的还有余秋里。”他们开玩笑，管他叫“余还有”。父亲和余、谷三人，在中南海里共同度过近两年的岁月。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乐天的性格也难改，他们三人经常商量着要什么好吃的，要喝什么，就打电话叫家里人送去。他们都爱喝茅台酒(那时茅台就4元多一瓶)，爱吃肉，还要喝咖啡，我们三家人轮流买了送去。因我们家离得最近，所以我们送得多一些。到中南海北门送东西，是我们姐妹们最爱做的事情了，因为可以见到父亲。有时，他们三人会一起等在北门接东西，见到我们，他们会笑着问：“小姑娘，今天送什么好东西来了？”

    在北京养病，成了老干部和总理的“民间联络员”

    后来毛主席要干部上五七干校，学生要上山下乡。全国人民都不得不响应号召，众多家庭都在送别亲人。妻离子散的悲情，被红旗和口号声掩盖了。我们家七口人，分了五个地方：父亲带着二妹和只有14岁的弟弟到宁夏平罗国务院五七干校(那里原来是个劳改农场)；母亲到河南；小妹到陕西延长县；三妹到山西大同；我到天津静海。一家人各奔东西，相隔千里。父亲这个人性格豁达，母亲却实在受不了，都快犯精神病了。

    大约是在1970年左右，父亲在宁夏得了心脏病，是心肌梗塞。周总理知道后，批示：“告周，安心静养，稳定后回京治疗。”总理的批示是我父亲战胜疾病的最大精神支柱，在国务院五七干校及北京同志的关怀照顾下，父亲平安回到北京，住进阜外医院。父亲病好回家继续疗养的这段时间，因为没有工作，所以是他一生中与家人子女相处最多的日子。

    最令人难忘的是在没有客人的晚上，全家人聚在一起，一起背诵毛主席诗词或古文诗词。我们还会一起唱歌、唱戏，父母都爱唱。我们最爱唱的是“我们在太行山上”等革命老歌，也爱唱京剧、越剧，父亲还教我唱京剧《打渔杀家》。

    当时来我家的客人很多，王震伯伯就是常客。一次他向我父亲诉苦说，他经常去看望各家老同志，坐车去，国务院机关事物管理局每个月要扣汽油费几十元钱，他还要帮助有困难、受迫害的老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实在很困难。我父亲就给总理办公室吴庆彤叔叔打电话，说王震同志是为主席和总理工作，他的汽油费就不要收了。

    王震伯伯每次来我家，都会带些信来，都是些遭受迫害的老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写给总理的，要我父亲转给总理。我父亲和王震伯伯联手就成了老干部和总理的“民间联络员”，帮助解决了很多老同志的困难。

    在周总理的保护下，我们没有搬家，父亲也没有被扣发工资。所以，很多家庭受到冲击的孩子们，包括一些外地省委书记的孩子们，来京时就吃住在我们家。据家中保姆粗粗统计，平常日子里，在我家吃饭的外人，每月就有近百人次，有一个月甚至有207个人。

    苦口婆心做工作，“成功解救”于若木

    1972年，毛主席点名要四个人写检查，有胡耀邦、林乎加、苏振华和我父亲，检查通过了就分配工作。用当时的习惯用语，就是要“解放”了。但是这些人脱离工作已经很长时间，连社会上流行词汇都不知道，我们这几家的子女们就发挥了作用。

    我父亲和耀邦伯伯，我和胡德平，就一起商讨该如何写这个检查。耀邦伯伯有骨气，坚决不承认犯了“走资派”错误，而且要我父亲翻西城纠察队的案。父亲和我斟酌再三，此事涉及总理，不能把责任搞到总理头上，父亲为此承担了责任。大家的检查交上去了，我父亲的检查据说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肯定。中央把他的检查发给各地方，给各位该解放的老同志当样板。其实就是想解放大批的老同志，准备逐渐让他们恢复工作。 1973年，吴庆彤叔叔来告诉父亲，按照总理的安排，办公室已经准备好了。爸爸兴奋地等着回国务院上班，但是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找总理点名要他去科学院主持工作，周总理驳不过郭老的面子，让我爸爸去了科学院。

    到科学院遇上建设高能所等新的工作，杨振宁和李政道建议的方案不同。如同当年在建工部，爸爸又开始聚精会神地听专家们讨论，参与决策。他经常拿回家一些关于加速器、激光、核物理的参考材料要我爱人仔细看。了解清楚以后，他才有把握参加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会和中央的专委会。

    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也在科学院工作。于阿姨在“文革”初期写了江青的大字报，揭发江青奢侈腐败，被造反派揪住不放，开除了党籍，下放在植物园劳动，不许回家。我父亲就找了造反派做工作，耐心地告诉他们，于若木同志是个非常正直的人，她写的大字报并没有给谁造谣，所以应该恢复她的党籍，恢复工作。经过多次苦口婆心的说服工作，于阿姨被恢复了党籍，允许回家。父亲亲自到陈伯伯家向陈伯伯汇报，陈伯伯对这样的结果心里感到宽慰，但他老人家仍然很严肃地问我父亲：她可以回家了？她恢复党籍了？她可以看党内文件了？对这些问题我父亲一一给予肯定的答复，陈伯伯终于笑了。

    他倒在文革后期的批斗会上

    1974年父亲就向国务院报告唐山可能有大地震

    1973年我母亲去世，当时弟妹岁数小，都在外地当兵工作，津贴很少，只有我和我爱人在家照顾父亲，支撑这个家。

    当时国家地震局归科学院管，也由我父亲领导。从1974年下半年，家里墙壁上就挂起两张地震形势图，他回家经常研究地震局的材料。在邢台地震和渤海地震后，大多数专家认为辽南50年内无大震，有的认为有5-6级地震，唯独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主张一二年内辽南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

    耿庆国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地震专业的毕业生。周总理在1970年春节曾与耿庆国及两位留苏学生彻夜长谈嘱托他们投身研究地震预测。耿庆国总结我国西周以来干旱和地震关系的历史记载，提出旱震理论。他发现1972年华北和渤海地区出现百年不遇大旱，构成8级地震或两组7级地震的物理背景，于是他在1974年5月31日写报告作出7级以上地震的中期预测。

    当我父亲了解到耿庆国对河北南部及山西交界一带的特旱区已发生过邢台地震，再次强震并无把握时，在他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删去这个危险区，正式做出辽南和唐山地区可能发生强震的中期预报，并成立了京津唐张协作组和渤海协作组，以加强对这两个危险区的短临监测。

    我父亲6月15日签发了科学院给国务院的报告，介绍了地震专家的三种意见，提出“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切实加强几个危险地区的工作”。他还向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做了口头汇报和说明。国务院1974年6月29日以国发〔1974〕69号文件把科学院报告批转给有关各省区。文件中指出，“报告提出的一些地方今明年内可能发生强震，只是一种估计，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要立足于有震，做到有备无患。”

    渤海地区协作组主要由沈阳地震大队和辽宁地震办公室开展短临监测，我父亲在海城地震前一天派地震局长刘英勇到现场发布短临预报并组织群众避震。当时天寒地冻，怕群众回家，要求基层放电影吸引群众到野外。1975年2月4日海城7.3级地震虽然造成大量房屋倒塌，但是人员损失不大。极震区许多公社伤亡很少，甚至无伤亡。

    海城大地震之后，各地天天报来情况，如唐山化肥厂发现地光，通县井水含氡量变化等。爸爸每天都仔细听、仔细看。

    爸爸1975年1月已经到教育部上任，但科学院的工作一时还交不出去。直到离任前，他的卧室都挂着地震图，每天对着地图看震情简报。在离开科学院前他亲自签发给国务院的最后一份报告，再一次强调京津唐张1—2年内可能有6级以上破坏性地震。可惜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地震局的造反派批判京津唐张协作组是我父亲搞的“条条专政”，使协作组陷于瘫痪，他们还压制了耿庆国7月中旬根据五项气象指标做出的短临预测。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地震，同一天滦县发生7.1级地震，伤亡极为惨重。我父亲当年4月已经被“四人帮”迫害致死，没有见到唐山大地震。当我听到唐山地区青龙县委书记自觉执行国发〔1974〕69号文件，全面设防，在房屋大量坍塌情况下竟然无一伤亡，感到这是对我父亲的最好悼念。

    教育部长是替罪羊？父亲说：“不但要干，还要干好”

    我父亲脾气好，但也敢于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不怕得罪人，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他的脾气也很倔强。在筹备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草拟政府组成人员名单时，周总理提名，要我父亲任教育部部长。周总理提名周荣鑫任教育部部长是师出有名的。为了教育部部长的人选，政治局经过30多次会议的争论，直到毛主席亲自点头，才最后定论。

    我还记得，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前一天，我和父亲坐在家里沙发上听广播，宣布政府工作人员组成名单，当念到我父亲任教育部部长的时候，我对爸爸说：“我就猜到会让你干这个工作！可要小心点。苏联的农业部长，中国的教育部部长，都是要当替罪羊的！”爸爸说：“不但要干，还一定要干好。”因为华国锋转告过父亲，是周总理提名推荐的。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小平伯伯的工作风格刚正不阿，雷厉风行，大刀阔斧，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各项工作的整顿很快见到转机。

    我父亲坚定地贯彻小平同志的指示。在教育战线他大声疾呼，直言批判“四人帮”的读书无用论，提出对知识分子状况的估计，要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做出符合实际的调整，不能一讲知识分子就一概当作资产阶级。现在，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在为社会主义建设辛勤劳动。他说：“过去只讲学文化，现在不讲学文化。一方面要搞四个现代化，一方面又不要文化，这怎么行？”“这几年有个最大的危机，我们教育部门就是不读书。教育战线的形而上学很猖狂”。

    父亲亲自到上海复旦大学召开座谈会，贯彻毛主席和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指示，要求大学招生要经过文化考核。毛远新借着张铁生交白卷制造了个“朝农经验”，要求大学生“社来社去”，毕业后必须回农村。我父亲回家说，毛远新的“社来社去”简直是脱了裤子放屁！难道农民的孩子就不能进城？大学毕业生应该哪里需要去哪里。

    为了让更多农家子弟上大学，他提出在中小学10年制的基础上再学2年大学基础课程的想法。他还和大寨郭凤莲同志商量，准备在山西昔阳搞10年制加2年读大学的试点。

    迟群等人组织他们在教育部安排的人把我父亲的言论都记录下来，出了一本厚厚的周荣鑫黑话集，断章取义，极尽歪曲之能事，向毛主席告黑状，搞秋后算账。

    没过多久，“四人帮”开始反攻倒算。他们说，这是“右倾翻案风”。胡耀邦、周荣鑫、万里、张爱萍都是“右倾翻案风”的黑干将，邓小平是风源。

    总理病重，“四人帮”正式向父亲“兴师问罪”

    在和“四人帮”的激烈斗争中，我父亲又一次得到周总理的关怀和支持。当时，周总理重病住院，多时见不到总理，父亲非常惦念。

    有一天，父亲下班回家，告诉我说：“明天周总理要接见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姆博，要我陪见，并要我提前一小时到北京饭店等候。总理安排提前见我。”听了这个消息，我们和父亲一样，又激动又盼望。那天，我们和父亲聊到很晚。我们在想：总理的身体怎么样了？我跟爸爸说：“请总理不要只找西医，最好找中医看看。中国的中医还是有些办法的。吃些中药调养调养，会好一点。”我还对爸爸说：“替我问总理好！”

    第二天下午，爸爸2点钟走的，5点多钟回来的。我们迎上前去，把爸爸拥进了客厅。一进了客厅，我们就迫不及待地问爸爸见总理的经过。爸爸缓缓地告诉我们：他到北京饭店不一会儿，只见总理的司机来接他，熟人见面，格外亲切。他坐着总理的大红旗车，来到总理的驻地。一进病房，总理非常高兴，叫：“大姐快来，你看看是谁来了？”邓妈妈来了，其他所有的熟人也都紧跟着跑了进来，秘书、侍卫长、护士、医生，一群人把房间挤得满满的，大家七嘴八舌，问长问短，又亲切又热闹。爸爸脸上闪现着幸福甜美的神态，说：“就跟又回到家里一样。”等大家一阵亲热寒暄过后，总理挥手请大家退出，开始询问爸爸的工作情况。爸爸向总理汇报了他在科学院和教育部的工作，汇报了迟群等人的干扰和破坏，汇报了自己的做法。又见到了最了解自己，最关心自己的总理，他怎么能不向总理倾诉情怀？面临着又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他怎么能没有总理的理解和支持？总理听完后，明确表态同意我爸爸的观点，说：你在科学院和教育部的工作，做的是对的，处理得很好！总理嘱咐他要注意和迟群等人的关系，当心一些。

    我父亲又说：“我看总理精神还好，就是又瘦了许多。我劝总理吃中药，用中医调理一下，也许会好一些。但总理却对我摆了摆手，说：让他们治吧。”

    有一些在北京工作的老同志来提醒父亲说，迟群等人整理了你的黑材料，已经报告给毛主席，要小心。

    1975年10月，当我父亲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访问扎伊尔和毛里塔尼亚回北京那一天早晨，广播了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四人帮”正式向周荣鑫兴师问罪了。那天晚上，我到机场去接父亲，告诉父亲说：两报一刊今天给你致“欢迎词”了！回到家里，爸爸心情沉重地说，他们是打隔山炮。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围攻：“一家开花，大家撒籽”

    从此后，爸爸又开始了他挨批斗的艰难生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及其他一些地方，批判周荣鑫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不管是谁说的话，只要不合“四人帮”的意，都记在我父亲的账上，大字报主要点周荣鑫的名。因为当时毛主席还没有说话，他们对小平同志多少还有些忌惮，还不敢放肆地明目张胆地攻击。作为教育部部长，我父亲自然成了主要攻击目标。

    我父亲心脏病很重，还要被迫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看那满纸的充满火药味的谩骂攻击之词。在大字报围攻的同时，“四人帮”不放过我父亲，张春桥找我父亲谈话，逼我父亲承认错误，逼他交代问题。张明确表示，只要把上面的关系说清楚，你就可以解脱。张的意思太清楚了！他们的矛头是指向周总理，指向小平同志。但我父亲宁愿自己承担一切责任，也决不上推下卸。两个小时的谈话过去了，我父亲和他顶得面红耳赤，张春桥一无所获。我父亲和张在激烈的争论中，坚持要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而张春桥也说出了他的“名言”：“我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最后，张春桥生气地说：“你这个人真固执，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可想而知，在这次谈话之后，我父亲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在极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朋友们都不敢上门。而在这个时候，却恰恰是父亲最需要支持的时候。

    一天晚上，父亲让我和二妹妹去看看王震同志。他说：“去看看你胡子伯伯，向他请教，问问他该怎么办？”那天晚上，我和妹妹骑自行车找到了胡子伯伯家。胡子伯伯听说我们来了，大声叫“请”，并亲自到客厅门口接我们。

    看到我们进来，他一手拉着一个，就像见到受了极大委屈的亲女儿一样，把我们姐妹拉到沙发上、坐下，一边招呼人给我们倒茶，一边忙着问：“你爸爸怎么样了？告诉他，党了解他，信任他！叫他放心！”当我们问到要不要写检查时，王伯伯凝神想了想说：“对毛主席的批评意见还是要检查的。”同时，伯伯又抑制不住满腔的怒火，大骂那些人，就是要把中国搅乱！王伯伯甚至生气地说：“我要到天安门自焚，向他们抗议！”回家后，我们把王伯伯的话告诉了父亲，父亲热泪盈眶。父亲说：“写检查也只写自己的问题，决不把责任上推下卸！”

    其他老同志也以各种方式表达了他们的关心。我记得童小鹏叔叔打电话，问我父亲怎么样了？我告诉他说：“这回是大家撒籽，我们一家开花。”因为几乎所有的老干部都支持小平同志的整顿工作路线和方针，这就是大家撒籽；而“四人帮”当时重点整了四个人，即胡耀邦、周荣鑫、万里、张爱萍。而我父亲在教育战线是首当其冲，成了他们重点批判目标，清华、北大满院的大字报都点名批的是周荣鑫，这就是我们一家开花。他们目的很清楚：既“打”了邓小平，又刺激了在重病中的周总理。

    在批斗会场上昏迷4小时得不到救治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自发地悼念总理，发泄着对“四人帮”的仇恨和怒火。但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怒火并不能使“四人帮”收敛一点。教育部在迟群一伙把持下，斗我父亲越来越狠。明明知道他有心脏病，却连续十几天开批斗会。天天三班，上午、下午、晚上，大中小各种类型的批斗会接踵而来，他们是非要置我父亲死地而后快。

    4月12日上午，我父亲在批斗会场上突然昏迷不醒，当时的卫生部长刘湘屏却不许父亲住医院，说什么北京医院不能成为走资派的避风港！父亲就在批斗会场的地板上躺了四个多小时，昏迷不醒而得不到救治。最后还是吴庆彤找到纪登奎批准，华国锋也批示要全力抢救，我父亲才住进医院。但是已经晚了！来不及了！我父亲被迫害去世了，至死也没有说一句对不起党的话。他只活了59岁。他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他的秘书、司机、警卫员、炊事员流着热泪和我们一起与父亲最后握别，给他送行。他的秘书许永跃握着他的手，一直把他送到太平间。那悲伤的一幕，我们永生难忘！

    父亲的骨灰盒在家里放了一年多，直到1977年8月28日，才给他平反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敬爱的小平伯伯、陈云伯伯、先念伯伯等一千多人参加了追悼会，他们来向一位坚贞不屈、宁折不弯、以身殉职，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共产党员表达最后的敬意。来源：天天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