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舒侠

捷夫老兄病重虽久，惊悉辞世仍觉突然。他住院近一年，我专程看望过两次。前些日子，还让大儿东东代我前往探视。东东回来说，“捷夫伯伯状况还不错，在床上坐着，认出我来，还能叫出我的名字。”听后甚喜，窃以为捷夫可以闯过这个鬼门关，我俩还能促膝长谈。11月17日噩耗忽就传来，令我泪流难止，悲痛难忍，彻夜难眠。

捷夫是1927年生人，今年85岁，长我7岁，是我此生之中为数不多的相交经年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老友之一。若把我们在一起的岁月按内容分割开来，则谈话聊天为一半，推敲写作则为一半。回忆起和捷夫一生的友谊，源于我们一样的处境、一样的政治观点、对世事一样的认识看法，在不断地交往中相知相交直至成为终其一生的挚友。

捷夫是1949年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文革”前长期在太原市政府市长办公室工作，曾任市长办公室秘书、副主任、主任。他从小就喜欢读书，且文笔练达，人称“太原市政府一枝笔”。其时，我在“省长办公室”工作，虽属同行，但知其名而未见其人。“文革”期间，关乎捷夫，总听人说宁愿一次次陪着岳维藩市长挨批斗也决不搞揭发批判。因为当时我的处境，对他就心存敬意。1970年，捷夫参加中央学习班结束后，先被下放到宁武农村插队劳动，一年之后被调到省委政策调查研究室工作。我和捷夫就是在这之后不久，因李玉明同志的缘故开始接触的。

1970年7月，中央学习班“斗私批修”结业后，我和李玉明同志一起被下放到阳泉工作，他在郊区白泉公社任书记、主任，我留在市委机关工作。因为文革前在省长办公室的时候，李玉明同志就是我的领导，并且关系甚笃，所以在阳泉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也就断不了三天两头走动，往来频繁。1972年以后，我们先后从阳泉调回省级机关工作。李玉明同志在省委政策调查研究室任农业组组长，我在省委政治部办公室工作，虽不在一个单位，但在一个大院，常来常往。此时张捷夫同志任农业组的副组长，是李玉明同志的副手。我经常去李玉明办公室或者家里聊天谈话时总碰到捷夫。刚开始捷夫只是一个忠实的旁听者，再往后就开始插话参与讨论。因为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对事物有着共同的看法，便慢慢熟识起来。1975年我调回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工作后，经常有会议上的事情要和省委政研室打交道，昼夜不停，加班加点赶印材料，这样便在私交之外和捷夫同志又多了工作上的交往，更加深了我俩之间的友谊。

我俩真正思想上的交融最终成为莫逆是从省委调研室搞“清查”工作开始的。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和省委的安排，省委、省革委秘书长办公会议和办公厅机关党委决定派我和其他两位同志同调研室的四位同志，共同组成调研室揭批清运动领导组，我任副组长，捷夫同志是领导组成员，负责揭发、批判、清查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事和人，清查工作进行了一年。结束后，我继续回到秘书处工作，捷夫同志后来提任政研室副主任。就是在这个阶段，因为某些客观原因，得罪了个别人。1980年王谦书记调离山西，我和捷夫便先后被调离原工作单位。1981年组织上安排张捷夫同志到太原市委任副秘书长。听到消息后，捷夫同志心中苦恼和我商量。因为市委副秘书长是处级，而捷夫当时已经是副厅级干部了。我建议他去找省委组织部领导说说，要以组织的名义确定副厅级待遇不变，并且要形成文字性的东西。捷夫听从了我的建议，得到答复后就去市委报到上班了。但终因是降职使用，心里难免郁闷，便经常和我聊天。1983年，时任省委常委兼省委农村工作研究中心主任的王庭栋同志提议捷夫回省委农村工作研究中心任副主任。捷夫又和我商量，我建议他回来，他也就痛痛快快地回到了“中心”工作，后来又改为省委农村工作部，并任副部长直到离休。

那段时期我虽然还在省委秘书处当处长，但境遇也不佳，个中根源还在于省委调研室的那一年清查工作，其原因不便赘述。1983年3月，中央确定了省委、省政府新任的领导人，我离开省委秘书处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捷夫经常来看我，关心我的工作。最初有人提议我去省旅游局任局长、党组书记，依着我的脾气和性格，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个岗位，捷夫知我，也觉得不合适。他专门找了岳维藩市长说我的工作，岳市长觉得在旅游局还是可以做出些事情。捷夫回头就这样劝我。后来我被安排到新成立的省财金贸易咨询研究中心任了副主任。和捷夫同志商议时，他觉得这是个务虚的机构，没有多少实际工作，就是搞搞调研，且又不熟悉财贸工作，就是少些是非因素，劝我去吧，好在是白清才同志直接领导的。

到财贸研究中心工作以及后来在省供销社、省工商局工作，断断续续搞过一些调查研究写过一些东西，写后请捷夫帮着斧正，他扎实的文字功底和宽广的知识面帮了我很大的忙。在相互推敲切磋文字的时候，我们之间的交往较以前单纯的谈心聊天，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写作，和捷夫的交往就愈加频繁。写作是捷夫的老本行和拿手活，也是贯穿他一生的事业。他的一生都在写，并且乐此不疲。从刚参加工作时在太原市文教局，到市长办公室、省委调研室和省委农工部，一直到离休后，直至一年前因病住院实在无力被迫辍笔，一直都在做文字工作。引用他写在专著《山西历史札记》后记中的一段话，想必会更加清晰一些。“……我是1988年离开行政岗位的。退下来以后干什么？我想，谈不上"老有所为"，也谈不上"发挥余热"，但是，如何度过晚年，总应该力所能及地做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吧。就在这一年，王谦等老同志发起成立三晋文化研究会，我也忝列末座。这样，我把时间、精力、兴趣集中于学习、整理、研究有关山西历史的古籍文献方面。

这个选择，就我来说，有一些历史的缘故。在念小学的时候正赶上"七七事变"。战争岁月，村里的小学停办了，代之而起的是早已绝迹的私塾。我读古书的启蒙老师是李协丞先生。李先生毕业于事变以前的山西大学文学院，是张贯三先生的高足。由于战乱，逃到我的家乡避难，为了生计，设馆授徒。在李先生的教诲下，我除读过《四书》外，还读了《左转》、《史鉴节要》、《通鉴纲目》等书。《史鉴节要》是用韵文写的，至今我还记得开头的几句："盘古首出，天地初分，三皇继之，物有群伦……"在李先生的指导下，我还浏览了战前出版的大学历史讲义。接触这些书，似懂非懂，囫囵吞枣。少年时期的读书生活，形成了自己的志趣，对历史养成特殊的爱好。

参加革命以后，长期在政府机关从事服务性的工作。这种工作性质，同爱好历史并不矛盾，而且有所裨益。因而在工余之暇，不断地阅读一些历史书籍，增加一些历史知识。

"文化大革命"的前期，我"靠边站"。这一特定的环境，使我有更多的时间阅读自己收存的历史书籍，如《御批通鉴辑览》、《纲鉴易知灵》等。同时，学习了郭沫若、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所著的中国通史和各种历史专著。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国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新的形势下，我陆续购置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通鉴》、《二十四史》等书。休闲之后，有足够的时间阅读这些大部头的古籍，并且开始摘记读书卡片……”

捷夫同志知识面很宽，也肯钻研，做文字工作从来都是一丝不苟。我退休后闲下来，将自己的一生感受写成了《休闲话人生》一书，捷夫从头到尾把关修改。再后来，陆陆续续写或代我父亲执笔整理了几篇纪念王谦、赵雨亭、郭钦安、刘舒侠等老领导的文章，他也帮我认认真真通篇反复推敲改就。人老了就喜欢回忆过去，加之我们所经之事亦非平常，所以经常要写写回忆性的文章。虽说有些事情刻骨铭心，但毕竟日久天长，很多细节也就记不大清楚了。这时候，捷夫同志平日里记读书卡片的习惯就派上了大用场平常看些中央的文件、报纸上的社论、重要文章等等之后，他都要摘在卡片上，以便日后写作时有根有据地使用很多经他修改过的稿子都会很完整很准确地呈现历史的真貌。

2004年，我着手为父亲编写《赵力之自述》一书时，请捷夫出面牵头与我一起组织落实，他慨然应允。随后便组成编写小组，亲自拟定编写提纲，查阅档案资料、会议记录、讲话、文章、调查报告、工作笔记等有关史料，还多次上门听我父亲讲述，并走访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战友、老同事及有关人员，核对史实。案牍劳形、煞费苦心。编书过程中有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也足见捷夫对自己做文字工作的要求之严格。当时我父亲在口述1966年10月份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那段历史时这样回忆到：会议期间，毛主席察觉到大家的情绪低落，就对大家讲：“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要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和我还怎么共事呀？坏人总是有的，不过是百分之一、二。”“回去要把精神振作起来，没有哪个想打倒你们。”捷夫在认真查阅相关历史文献和档案记录后对我讲，赵老（指我父亲赵力之）所述的这段话里有一句，即“你们要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和我还怎么共事呀？坏人总是有的，不过是百分之一、二。”没有文字依据，应当如此这般表述才更准确，才对历史和本人负责。在他的坚持下，这段话最终这样出现在书中：“……会议期间，毛主席察觉到大家的情绪低落，就对大家讲："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去要把精神振作起来，没有哪个想打倒你们。"……我（指我父亲赵力之）记得，毛主席还说，你们要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和我还怎么共事呀？坏人总是有的，不过是百分之一、二……”

2008年夏，王谦同志去世一周年纪念日前，作为王谦书记生前的老部下、老战友，我父亲口述了一篇万余字的回忆文章《缅怀王谦同志》，捷夫同志对文稿前后进行了五次修改，每次都是密密麻麻的注解和修改意见，力求使文章所述史实更加确切，用词更加准确，感情更加真挚。父亲在最后一稿的末尾处加了注脚：我毕竟九十有四，体弱多病，视力衰退，手不应心，只能由张捷夫同志和我大儿子承亮根据我的口述执笔整理。定稿时，捷夫把自己的名字删掉，并在旁边作了这样的解释：请不要写我的名字。干这一行，是我多年来的职分，如果都要提名，那就成了灾难了。二十年前，刘舒侠同志（生前曾任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省委宣传部部长）写给我一个条幅：“为人作嫁四十年，身居待制却无衔；一万五千日日夜，斑白犹在写诗篇。”确实如此，“为人作嫁”是我的应尽职责，本分如此。

这二十八个字，生动写就了张捷夫同志的一生，也写出了他为人谦和、朴实无华、兢兢业业、默默奉献的高尚人格。

2006年后，我们的健康每况愈下。这时候就经常在医院的楼里相遇。病痛虽不幸，但却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时间来聊人生、聊过去、聊时下，经常一聊就是几小时，实是不幸中之万幸。

如今，捷夫先我而去，生命之中的挚友又少一人！

呜呼，捷夫仁兄，安心去吧。若有来世，你我再聊。

（此文由樊伟强同志根据本人口述执笔整理）

赵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