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曹荻秋平反的争议
发布时间：2009-12-26 15:09:25
发布人：
天堂天使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之后，中央组织部于1972年8月成立了专门机构，配调人员集中力量从事平反工作。本文作者高奇曾任中央组织部干部审查局副局长，他所经办的为曹荻秋同志平反的曲折过程，是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
■上海市委定曹荻秋为“叛徒”
曹荻秋原任上海市委书记，是一位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长期做党的领导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1973年9月上海市委向中央写出报告将其定为“叛徒”。
1975年10月的一天，上海市委组织组组长王日初到中组部汇报，征求对几位受审查的市领导干部的结论定性意见。我当时为调查组负责人之一，主管这方面工作，部里决定由我同王日初交谈。当时部里有个说法，即上海的问题非常敏感，一些事往往捅到上边(指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弄不好会惹出问题，因此不能轻易表示意见，事不得已时只能讲讲个人的看法。
接受任务后，我看到了上面转来的曹荻秋写给毛主席的信，详细阐述了他1932年在上海被捕的情况，强烈反对定他为叛徒。根据这一情况，我在同王日初谈话时提出，曹荻秋最近给毛主席写信申诉，不同意定他为叛徒，建议上海市委对此案进行复查。王日初问我，主席怎么批的。我如实告他没有具体批示。王对我讲的意见没有表示态度，但回上海后很快将我的谈话的内容向张春桥作了汇报。
■中组部否定审查结论对于上海市委关于曹荻秋的审查情况和结论意见，我同组内的同志对有关材料进行了反复研究，并在调查组负责人会上进行了认真讨论。我认为，1932年曹在上海被捕后，一没有向敌人承认是共产党员，二没有发表反共言论，三没有供出同志和党的组织，不应当定为叛徒。但在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把本来没有问题的两件事认为是犯了错误。
在专题研究曹荻秋的问题的会上，我就曹荻秋的被捕情况和上海的查证材料作了详细汇报，具体讲了不同意定为叛徒的理由和根据。经过讨论，会议一致同意我汇报的意见，决定按此向中央写出报告。
■张春桥蓄意陷害中组部的报告上送后，主管中组部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表示同意，批送给其他中央领导人。时过不久，转来了张春桥在报告上的批示：“曹荻秋的叛徒不是已经定了吗?”显然，他不同意中组部的意见，而硬要将曹荻秋打成叛徒。
1975年末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否定曹荻秋叛徒一事成为一个问题在部内有了争议。1976年3月曹荻秋逝世，家属据理要求及早作出结论。1976年4月5日上午，部核心组开会，要我参加，部核心组组长郭玉峰说：曹荻秋的事，登奎批拟可同意中组部邀上海来人商量，再向主席、中央报告；张春桥批的是，可以商量，但不同意中组部的结论。于是我又重申了原来的意见，同时强调这牵涉到执行党的政策和有类似问题的其他人结论如何定性问题，应严肃对待。会上有人一改原来的态度，发言说曹的问题属于可定(叛徒)可不定的。郭玉峰则说：这事要定，下边向上边的报告上边不同意是常有的；可考虑作特殊问题处理，不要牵扯面大了。意思是打算按张春桥的批示办理。
4月7日上午，部核心组主管调查工作的副组长听取上海派来的市委专案办负责人的汇报，说市委这次研究倾向定曹荻秋为叛徒。但此人回去又来电告知，这只是王少庸的个人意见，经市委研究，如何定还是“吃不准”。
■部领导人定曹荻秋为“叛徒”
1976年6月22日下午，郭玉峰和部核心组三位副组长集体找调查组屈清华、赵振东和我三个负责人谈话。郭说：关于曹的结论报告，打算将上海1973年定为叛徒的意见写上，再将1975年他们“拿不准”的意见也写上，然后说我们同意他们1973年的意见，这个案子也就结了。我和调查组另两位负责人都表示，审查的情况没有变化，我们仍是原来的意见。核心组的一位副组长说：从现在情况看，只能这样办，把原核心组的报告后边改一下就行了。
事至于此，调查组已无可奈何，只好组织服从，在保留意见的情况下按部核心组定的调子改写了报告，送到了部里。
■为曹荻秋平反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7年12月，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1978年1月2日上午的会上，我在发言中讲了曹荻秋问题的办理过程。胡耀邦听了我的发言后说，如高奇刚才所说，郭玉峰有什么原则?做干部工作，不坚持党性，不坚持原则，危险得很!……曹荻秋的问题作一个案例，看张春桥耍了多少阴谋要把曹打成叛徒。
在1978年2月3日的整风会上，胡耀邦又谈到曹荻秋的问题，他说：这个会开了18次了，发言的有37位，除(写出)总的材料外，要搞些专题向中央报一下，如曹荻秋的问题。要把曹打成叛徒是张春桥的主意，其中自然涉及郭玉峰的责任。调查组要写一下事实经过。
2月11日，胡耀邦在谈到曹荻秋的问题时明确表态说：曹荻秋不仅不是叛徒，而且表现是好的，是张春桥一手陷害的，应当完全平反。
此后不久，曹荻秋得到彻底平反。
（据《炎黄春秋》高奇/文）
■上海市委定曹荻秋为“叛徒”
曹荻秋原任上海市委书记，是一位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长期做党的领导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1973年9月上海市委向中央写出报告将其定为“叛徒”。
1975年10月的一天，上海市委组织组组长王日初到中组部汇报，征求对几位受审查的市领导干部的结论定性意见。我当时为调查组负责人之一，主管这方面工作，部里决定由我同王日初交谈。当时部里有个说法，即上海的问题非常敏感，一些事往往捅到上边(指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弄不好会惹出问题，因此不能轻易表示意见，事不得已时只能讲讲个人的看法。
接受任务后，我看到了上面转来的曹荻秋写给毛主席的信，详细阐述了他1932年在上海被捕的情况，强烈反对定他为叛徒。根据这一情况，我在同王日初谈话时提出，曹荻秋最近给毛主席写信申诉，不同意定他为叛徒，建议上海市委对此案进行复查。王日初问我，主席怎么批的。我如实告他没有具体批示。王对我讲的意见没有表示态度，但回上海后很快将我的谈话的内容向张春桥作了汇报。
■中组部否定审查结论对于上海市委关于曹荻秋的审查情况和结论意见，我同组内的同志对有关材料进行了反复研究，并在调查组负责人会上进行了认真讨论。我认为，1932年曹在上海被捕后，一没有向敌人承认是共产党员，二没有发表反共言论，三没有供出同志和党的组织，不应当定为叛徒。但在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把本来没有问题的两件事认为是犯了错误。
在专题研究曹荻秋的问题的会上，我就曹荻秋的被捕情况和上海的查证材料作了详细汇报，具体讲了不同意定为叛徒的理由和根据。经过讨论，会议一致同意我汇报的意见，决定按此向中央写出报告。
■张春桥蓄意陷害中组部的报告上送后，主管中组部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表示同意，批送给其他中央领导人。时过不久，转来了张春桥在报告上的批示：“曹荻秋的叛徒不是已经定了吗?”显然，他不同意中组部的意见，而硬要将曹荻秋打成叛徒。
1975年末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否定曹荻秋叛徒一事成为一个问题在部内有了争议。1976年3月曹荻秋逝世，家属据理要求及早作出结论。1976年4月5日上午，部核心组开会，要我参加，部核心组组长郭玉峰说：曹荻秋的事，登奎批拟可同意中组部邀上海来人商量，再向主席、中央报告；张春桥批的是，可以商量，但不同意中组部的结论。于是我又重申了原来的意见，同时强调这牵涉到执行党的政策和有类似问题的其他人结论如何定性问题，应严肃对待。会上有人一改原来的态度，发言说曹的问题属于可定(叛徒)可不定的。郭玉峰则说：这事要定，下边向上边的报告上边不同意是常有的；可考虑作特殊问题处理，不要牵扯面大了。意思是打算按张春桥的批示办理。
4月7日上午，部核心组主管调查工作的副组长听取上海派来的市委专案办负责人的汇报，说市委这次研究倾向定曹荻秋为叛徒。但此人回去又来电告知，这只是王少庸的个人意见，经市委研究，如何定还是“吃不准”。
■部领导人定曹荻秋为“叛徒”
1976年6月22日下午，郭玉峰和部核心组三位副组长集体找调查组屈清华、赵振东和我三个负责人谈话。郭说：关于曹的结论报告，打算将上海1973年定为叛徒的意见写上，再将1975年他们“拿不准”的意见也写上，然后说我们同意他们1973年的意见，这个案子也就结了。我和调查组另两位负责人都表示，审查的情况没有变化，我们仍是原来的意见。核心组的一位副组长说：从现在情况看，只能这样办，把原核心组的报告后边改一下就行了。
事至于此，调查组已无可奈何，只好组织服从，在保留意见的情况下按部核心组定的调子改写了报告，送到了部里。
■为曹荻秋平反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7年12月，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1978年1月2日上午的会上，我在发言中讲了曹荻秋问题的办理过程。胡耀邦听了我的发言后说，如高奇刚才所说，郭玉峰有什么原则?做干部工作，不坚持党性，不坚持原则，危险得很!……曹荻秋的问题作一个案例，看张春桥耍了多少阴谋要把曹打成叛徒。
在1978年2月3日的整风会上，胡耀邦又谈到曹荻秋的问题，他说：这个会开了18次了，发言的有37位，除(写出)总的材料外，要搞些专题向中央报一下，如曹荻秋的问题。要把曹打成叛徒是张春桥的主意，其中自然涉及郭玉峰的责任。调查组要写一下事实经过。
2月11日，胡耀邦在谈到曹荻秋的问题时明确表态说：曹荻秋不仅不是叛徒，而且表现是好的，是张春桥一手陷害的，应当完全平反。
此后不久，曹荻秋得到彻底平反。
（据《炎黄春秋》高奇/文）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