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强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时，陈作兵的哥哥姐姐、嫂子妹夫全都汇集到医院来，三家人轮流送饭、守夜，伺候老父亲。在普外科，很容易看到那些肿瘤晚期的病人，头比细弱的身体大许多，有的只是躺着，浑身插满管子，看上去无声无息。眼见许多恶性肿瘤晚期的病人瘦骨嶙峋，痛苦不堪，陈有强找到医生说：“我实在不愿意再看着儿女这样奔波劳累，也不愿意自己变成别人那个样子，你们让我安乐死吧，如果你们不能这样，我自己想跳楼。”

　　老父亲的愿望，也是许多晚期肿瘤患者的愿望——无论是在浙江，还是在中国其他省市，每年都有肿瘤患者跳楼自杀——1994年的一天，刚刚参加工作的陈作兵在诸暨市人民医院的二楼写病历，一位身患肝癌晚期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从12楼跳下，她是这家医院的一名护士长，她的女儿也是医院的护士长——陈作兵和她的女儿听到响声，都跑去急救，早已来不及了。那是陈作兵第一次见到跳楼的病人。

　　算起来，陈作兵和医学打交道已经23年了。1989年，他考入浙江大学医学院，1994年进入浙江诸暨市人民医院工作，然后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急诊中心工作多年，也曾担任医院的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他知道，在医疗技术日趋发展的今天，死成为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除了脑部，人体的大部分器官都可以移植替换，还有先进的各种人工制造的替代品，比如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如果肾脏出了问题，可以做血透，如果无法进食，可以静脉输营养液，癌症肿瘤有放疗化疗，抑制肿瘤生长的药物越来越多，即使是恶性肿瘤晚期病人，往往也能在各种治疗手段下生存一年多……

　　父亲的主治大夫高大夫是陈作兵多年的好友，老人的病情和想法，高大夫如实相告。陈作兵得知后，对父亲说：“爸爸你放心，活着的时候你要坚强，但走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让你那么痛苦——最后一定让你安安静静没有痛苦地走。”父亲听到这句话，几天后，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又翻出了喜欢的老子和庄子的书，慢慢看。

　　陈家也为老父亲的病情召开了家庭会议。如果按照陈作兵所见到的那些病人家属的做法，父亲有公费医疗，儿女的经济条件都还不错，放疗化疗，是可以多活些日子的。陈作兵和家人商量后，决定由父亲自己决定。父亲虽为工人，后做农民，但喜读国学，对生命哲学有自己的见解。

　　父亲问，化疗、放疗后可以延长多少时间？陈作兵说，不一定，效果好也许几个月。父亲又问，多少钱，对人体有什么不好？陈作兵答，全部公费的，副作用是脱发、无力、胃口不好等等。父亲说，让我想想，我明天上午告诉你。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母亲打电话给陈作兵，说父亲已经决定了，要他来病房。

　　父亲说：“我想和你母亲回老家去，走之前我有两个愿望，一是到你的办公室看一看，二是你去病房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把我带上，我想听一听。”这时候，还有晚期的肿瘤病人躺在旁边的病床上。

　　父亲对儿子是医生非常骄傲，他常对陈作兵说，医德比医术更重要，“德者才之王，才者德之奴。”但陈作兵工作二十多年来，父亲从未到过他的办公室。这天上午，父亲和母亲先是去西湖边坐了坐，然后就到办公室来了。陈作兵的办公室在医院一排老式的平房里，门前有很高的香樟树，屋子里没有装修，是简单的水泥墙，有一张办公桌，两台电脑，一排旧书柜，有张待客的长沙发，后面是一道狭长的空地，由一堵高大的水泥墙围着，有两棵泡桐树安静地站着。父亲转着仔细地看了，又在陈作兵的办公桌前坐了一会，说：“你上班的环境很好啊！”末了，父亲说：“你做医生，就踏踏实实地做个好医生，不要学人家赚钱，要赚钱么回家做生意好了。”陈作兵所在的浙江诸暨，曾经是陶朱公——儒商之鼻祖范蠡经商的地方，有做生意的传统。

　　不过，父亲跟着陈作兵查房的愿望没有实现。陈作兵说，那样对病人不好，父亲说是，便也不再提此事。第二天，陈作兵便送父母亲回老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