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慎谔先生是我国植物学科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1920年去法国留学，1929年获法国国授理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主任，开始发展植物学研究。以后虽然在动乱的年代几经搬迁，也没有停止科研工作。他的一生，在培养人才、普及科学知识和发展植物学理论等各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科学成果，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他的以动态地植物学为理论基础的“森林采伐更新理论的研究”和共同合作的“西北沙漠地区修筑铁路设计施工”两项科研成果被授予重大科学成果奖。

    1、创建中国的植物学研究基地

    刘慎谔先生1929年回国后，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主任兼研究员。培养科研人员、收集科研资料、大量采集植物标本，步入正轨的科研工作，从无到有，为我国植物学科研究打开了局面，奠定了基础。但从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东北，威胁华北，时局动乱，不能安心搞科研工作，所以在1936年迁所，和西北农学院联合成立西北植物调查研究所，组织采集植物标本和建立植物园，1941年又迁所到云南的昆明，住在西山的一个庙里，到各地采集植物标本和调查研究，又在昆明建立一个植物园，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北京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由昆明迁回北平，继续科研工作，到各地采集植物标本，在动物园的西部建立了植物园。1949年建国后，刘慎谔先生应东北农学院刘达院长的邀请到哈尔滨东北农学院任植物调查研究所所长，开始研究东北地区植物，在白山黑水之间大量采集植物。1954年东北农学院植物调查研究所并入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迁到沈阳。刘慎谔先生任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副所长兼植物室主任，在沈阳又建立一个植物园，从长白山和大、小兴安岭林区等地运回很多树木成为大城市里的花园。植物室经过多年的科研工作，拥有50多万份植物标本，出版了一些植物学方面的专著和论文，已成为研究东北植物的中心。

    2、发展有中国特点的植物学科理论

    植物学科在中国发展较晚，各地的科研人员由于受不同学派理论的影响，在对于问题的理解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往往也有所不同，有时还不便于交流、因之，刘慎谔先生认为中国有这么辽阔的大自然条件和在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却没有中国自己的理论系统而感到遗憾。所以他结合森林采伐更新和治理沙漠方面的问题，多次到东北林区和西北大沙漠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一方面考虑解决在各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一方面也积累着一些观察到的问题和经验。根据他多年来在国内、国外积累的经验和中国实际问题相结合，在各学派有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动态地植物学”和“历史植物地理学”，这是他多年来经验的总结、他为了使全国的植物学工作者能够互相交流和得到提高，先后在1962年和1963年在沈阳召开了“地植物学讲习会”。在会上，他除了讲解他编著的“动态地植物学”和“历史植物地理学”之外，还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请有关人员介绍了法国瑞士学派和苏联各学派的地植物学理论。使来自全国的有关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生产单位的二百多位从事植物学、林学和地植物学等方面的专业人员得到了教益。另外，他还应邀到北京、长春、哈尔滨、武汉、呼和浩特和兰州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做“国际植物命名法规”、植物分类学和地植物学等方面的学术报告。

    3、诲人不倦的良师、献身科学的表率

    刘慎谔先生非常注意培养人才，在他回国建立植物学研究所时，为了开展科研工作，亲自教所内人员法文，讲授有关植物分类学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并派人出国学习、他通过召开讲习班、学术报告等方式把他的学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青人。他鼓励年青人钻研业务，他说：“搞科学研究要入迷，一天八小时出不了科学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他的殷切希望。他常在讲完课时说“你们不要停止在我讲的问题上，你们要在这个基础上提高，对我讲的要扩充它、发展它和纠正它”。他对别人要求严格，自己也能以身作则。他在生活方面非常简朴，从没有大科学家的架子，非常平易近人。他对于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抱有很大的希望，他说：“我国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丰富多彩的自然条件，还有日益发展壮大的科研队伍，一定能为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做出贡献”。

    为了纪念刘慎谔先生献身科学事业的高尚精神和学习他渊博的科学知识，在1986年由朱济凡、王战、曹新孙、刘媖心和赵大昌编辑出版了《刘慎谔文集》。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为刘慎谔先生在植物园树立了半身塑像。在文集中的“动态地植物学”和“历史植物地理学”是研究植被、植被演替、植物地理、植物区系和植被区划等各方面的重要科学资料，希望年青人要好好学习，在工作中作出贡献。
 
 
（责任编辑: 刘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