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副教授 陈贻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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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贻鑫:我的恩师贺绿汀

发布时间:2013-07-27 14:51:42      发布人: ◤实事求是◢

  1939年秋天,我从重庆第一直属保育院被选拔到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音乐组学习。

  一个晴朗的下午,我们正在教室里自习,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他脸庞黑瘦,两眼炯炯有神,脚上穿着一双木屐,衣衫破烂处,肉都露出来了,陪同他来的老师介绍说:"这是你们音乐组主任贺绿汀先生。"我们很惊奇,觉得他不像一位作曲家,倒像一个工人。

  有一次贺先生给我们上视唱练耳,他弹了一支很好听的曲子《新年》,要我们记下来。我们却直瞪着双眼望着他,没有一个人能记下来。贺先生看着我们困窘的模样,鼓励我们说:“不要着急嘛,慢慢来,只要经常练习去听,将来你们就会听到什么曲子都可以记下来,那时你们该会多么快乐呀!”在贺先生循循善诱的教导下,我们发奋用功,过了一年,我们的耳朵果然大大有了长进。初学弹钢琴,手指常酸痛、发硬,贺先生对我们说:“基础的东西比较枯燥,但它们却是很重要的。弹奏新的练习时,因为还没有掌握正确方法,进展不顺利,但只要度过开始的难关,就会取得进步。”每当我们弹错了音或没有按照表情记号弹奏时,贺先生那瘦长的身影就立刻出现在我们身旁,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就会在我们耳边响起:“再来!从头再来!”直到我们改正为止。

  陶行知校长号召全校师生:"创造主未完成之工作,让我们接过来,继续创造。"我响应号召,谱写了童声合唱《月光光》。不久我收到当时大后方惟一的音乐杂志《乐风》寄来的几块钱稿费,这才知道是贺先生把我的处女作送去推荐发表了。

  贺先生不仅教我们学音乐,还教我们做人,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课,讲的就是“怎样做人和如何治学”。一个月明风清的夜晚,贺先生参加我们学生的生活会。他对我们说:“一个人首先要有健壮的身体,如果学问很好,但年纪轻轻就死掉了,那对国家和民族就不会有什么贡献。第二要有高尚的人格和完美的道德,我们到社会去工作,应该到处受到欢迎才好。如果处处为个人打算,不为大家做事,大家就把你看作垃圾。第三要有丰富的学识,如果只有健壮的身体,没有学识,那就像牛一样,身体虽然棒,但肚里全是一团杂草。第四要时刻虚心向人请教,不能自满、骄傲。”

  1940年春天,在当时乐谱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贺先生好不容易在重庆给我们收集到20多本钢琴谱。他从重庆取谱返校的途中,因乘坐的小火轮多运超载,又是逆水上行,船身吃水不平衡,一个大翻身,船像一口大铁锅整个扣在嘉陵江里。幸好贺先生从小会游泳,靠了他的好水性,抓住一块船板,才奋力游出船舱。回到岸上后,他穿着湿透了的衣裤,站在寒风里索索发抖,直等到捞上了那包湿漉漉的乐谱后,才抱着它走回学校。而和贺先生同行的会计雷醴泉却被恶浪急流吞噬了生命。贺先生为此十分悲痛。

  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国民党对育才学校的迫害加紧了。在党的安排下,贺先生离开我们去苏北新四军。临走前,他含泪向陶校长告别,把他的小提琴留给了我们。他走后,陶校长把贺先生谱写的《嘉陵江上》、《胜利进行曲》等珍贵手稿交给我保管。在以后8年里,无论日子多么艰难,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把它们视作珍宝地带在身边。直到解放后,我才完璧归赵,把这些手稿亲自交还到贺先生手里。

  上海解放后,贺先生就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他在百忙中仍经常抽空来育才学校看望我们。有时晚上时间太晚,他不便赶回地处郊区江湾的上音,他就用缴获的美国军用睡袋往我的帆布行军床上一铺,我则睡在他床前的地板上,我们师生二人又回忆和沉浸在"育才"的难忘岁月中……

  1958年,我从上海调到北京中央乐团工作后,我和贺先生见面的时间就少了。但他每次来北京或我去上海时,我们总要见上一面,畅叙一番。每逢他的生日和佳节,我会寄去一束鲜花、一张贺卡和衷心的祝福。他也常给我寄来他的近照,他新出版的著作、盒带和乐谱。1994年夏天,我到上海看望贺先生,他给我题写了如下的话:“音乐组当时的同学现在在中国音乐界已成为骨干力量,没有辜负陶先生的一片苦心。我们在现在见面真不容易。希望你们好好工作。”

  千真万确,我能从一个难童成为指挥家和中国最高音乐学府的教授,是得益于陶校长的苦心教诲,得益于恩师贺绿汀的辛勤培育,是他引导着我在音乐艺术的道路上,一步步探索、攀登、实践、创造,是他把我培养成一个音乐家,一个正直诚实的人。

  贺老没有离去,他将永生在敬爱他的人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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