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黔贡献
发布时间：2013-01-31 18:07:26
发布人：
Cemiy
肃清匪患
从整个贵州到湘西，匪患几百年不断，长期以来官匪一窝、抢劫不断、政令受阻……
周任省长宣布就职时，首先声言：“三个月以内肃清全省各县匪患，逾期如有人在路被劫，由该县县长负责赔偿。”并立即出示布告：“一、大小股匪，允许自新自首，携械来归者有奖，愿留的量才录用，愿回家的发给路费。执迷不悟，继续作恶者，予以消灭；二、各地驻军，限期肃清驻地大小股匪，剿抚并用。不准株连好人，不准妄放一匪。剿匪时要与当地政府联系，不准借名剿匪扰害民众，随时呈报情况，违者论处；三、民众不准窝藏匪、纵匪通匪，发现有行迹可疑之人，必须盘查底细，弄清去向，不准招留宿食。遇有盘查不清者，及时报知当地政府。因报知而破获重大匪案者奖，明知不报，甚或招留宿食而造成严重事故者连坐；四、商旅无论在何地被匪抢劫，不论被抢财物贵贱多少，概由当地驻军及政府共同赔偿，并以渎职论处（责任人）。”布告一出，民众驻军一致行动，土匪无处藏身，纷纷自首投诚。对于顽固者，实行武力清剿，严加镇压。盘踞于广顺（今长顺）、紫云、定番（今惠水）等地的陆廉山、陆青山，自称司令，拒不投诚，周西成派杨寅亮旅前往，配合民众将其活捉，解赴省城斩首示众。对于拦路抢劫汽车者，一经抓获，即将其系予车后，拖死为止。“黔自民十而还，遍地皆匪。周兼军长莅任，即派遣军队四出清乡，限期肃清。并责成各部队分段负责。[1]
周西成还严厉惩处恶棍地霸，取缔赌博卖淫以维护地方治安和社会风尚。遵义余鼎臣趁滇军驻遵义社会混乱之时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全城人视他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欲拔去之而不能”。周路过遵义时闻之详情，当即将其逮捕枪决。周的叔辈周廷藩，人称周幺老太爷，在周的家乡横行不法，霸占他人田产，被杨国藩具文控告到省，周接控告后，令即解押到省惩处。后因县里官吏知周法不避亲，事先透露，周幺老太爷避往四川，未抓获始罢。贵阳的私娼舵头“大公鸡”、“老黄太”二人被处以极刑，“四姨妈”、“金边茶碗”示众三天。自是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均大为好转，为百姓的生活生产创造了安定的环境条件[1]
周西成对基层的保长和匪首采取了“重赏重罚、说到做到”的手段。在很短的时间内，风气为之大变，治安很快就上了正轨。
整理财政
1926年8月7日，周西成下令由政务厅科员钟景贤、度支处股长、总金库委员杨丕隆、军需处军需赵体全、参谋处参谋严培俊、副处副官王天鹏等六人组织“财政厅查案委员会以”，由财政厅厅长彭峻带领，“彻查厅历年积弊并黔币总券明目及丁厘税收办法”。初时，钟景贤等以“历年二字似觉太宽，积弊种类又极繁复，清理方法实难入手”，“财厅检出档案与簿据甚不完备，办理最感困难”为词，要求“先清理黔币兑券暨各种征收方法”，“附带清理积弊”。但周坚持认为“治乱安危糸于财政”，财政厅成立十余年来，“厅员多未更换”，若历年积弊得不到清理，势必继续作祟。因此，断然拒绝钟等人的意见，并在批令中明确三项清理内容：“一、清查各厅交待册结是否符合；二、各科收入支出册结有无出入；三、收发簿具与文册对照，有无倒填年月”。并警告查案委员们“务须秉公、勿在徇饰”。在周的督促下，从8月到10月，该委员会共提出调查报告15份，历举出民国以来历届政府在财政方面的种种产，弊端。周针对以往“法制不良，办理者多视为利薮，以致归公有限，中饱居多”，“流弊不可胜言”的状况，明令各地经费局必须每月作出预算决算，查明旧库，缮写两份，一份呈财厅，一份呈省署，以备考查，“不准借故拖延”。同时，分别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解决历届执政者烂发钞券所遗留的各种复杂问题。并由财政厅通令各县予于冻结，不准再以任何借口强令民间承购[1]
统一财政管理 周西成在清理财政的基础上，为克服财政管理上的混乱局面，下令取消中国银行贵州分行代理省金库。另于省政府下设贵州省总金库。将全省划为15个地区、分设15个支金库，专责全省各种款项的保管收支，决定一切税款均由金库核收，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得截留。军政各费所需款项，统由总金库度支、经理二处照章办理，厉行稽核，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省外款项不得解厅即由各县拨用，到省之款不及解库即由会计处摊成分配”混乱现象。[1]
整顿税制调整税率 周西成为解决赋税征收中杂乱情况，下令废止由各县署负责丁粮、田赋的惯例，设立征收局，划分征收范围，各行专责，以防止从中午弊。对于大宗的厘税及正杂各税，分别拟订具体办法和章则，逐步推行。并裁并各地征税局卡，明令各项税款概由征收局负责，实行实解。取消百货、屠宰、烟酒等税的包征办法，统由各地征收局兼征。调整部分税率，如屠宰税即下令“前政府所加之税一律免除”，明确各种牲畜应交税额。改鸦片窝捐为禁烟罚金；颁布《修正贵州官督商办盐务暂行章程》，重新确立四岸（仁局设仁怀；綦局设松坎；涪局设龚滩 ，后改疫小井；永局设瓢儿井，后改设毕节）认商制度；将扩商税列入正式税收项目，成立贵州省护商总所主管其事。1927年撤消护商总所，成立筹饷总局，负责护商税和鸦片通关税的征收工作。另外，在财政厅之外，“设一厘护饷捐稽核总所，以杨德衡为总长，对厘护饷捐局、征收局和县政府有稽核之权，其权力驾于财政厅之上”，“经巡员查报有午弊人员，即派稽查队前往逮捕，解押进省。[1]
周西成清理财政，对革除积弊起了一定作用，使财政收入大为增加。1926年全省财政收入仅为367万元，次年即增加到434万元。使已经濒临崩溃的财政有了转机。 [1]
惩治贪腐
对于防治腐败，他把大小官员带到花溪的城隍庙，让他们在上任之前必须立誓赌咒：“本人在职期间，如有贪污，必受千刀万剐。”并写在纸上签字画押备案，严格按“合同”办事。比如独山县县长张得鹗，因“违背誓言”被斩首示众；遵义县县长拓泽忠，被撤职并派兵“押解进贵阳”；贵阳某官员因贪污，被割去耳朵，钉在枷上，游行全省示众；周西成的侄儿因贪污被下令处死……虽说此举争议很大，但一时间贵州政坛确实干净了许多。
防患兵灾
在军阀时代，最让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还不是衙门贪腐，而是“兵灾”。行伍出身的周西成对这些都心知肚明。于是他在军中推行了“一条鞭法”：如果发现士兵和百姓有争端，无论起因如何，一律判当兵的不对，执法队马上提起鞭子当街抽打士兵。
文化教育
1926年，周西成接受教育界的建议，将贵阳主要的几所中学、学院合并组建为一所现代化的大学，准备设立农林、化学、经济、土木工程、矿冶、机电六个系，这是首次提出“贵州大学”的名称。后来周西成战死，计划中途夭折。很多年后，经历了无数波折的贵州大学才正式成立。
彭汉章主政时期，因教育经费未予满足基本需要，“各学校风雨飘摇 ”。1925年冬，“各学校一齐放了年假，直到翌年5月，还未开学”。周西成就职，“立刻发款接济五校，于是乎弦歌之声洋洋盈耳”。1927年2月正式成立教育厅，以周恭寿为首任厅长。4月，《贵州省教育局暂行规程施行细则》公布实施，明文规定废止劝学所，设县教育局，承办教育行政事宜。实行“各县教育经费独立”，“通令各县清理学款，不准擅行挪移”，制定“教育人员任免及限制条例”，公私并举。于是各县中学相继兴办，安龙、兴义、黔西、天柱、大定、铜仁、瓮安、黎平、思南的县中了逐渐成立。于是“男子师范学校开办后期师范”，“女师范则增设特班”，以解决师资的不足。[1]
1928年初，周创办贵州大学。校址设于贵阳南明河畔原省立二中所在地。任命教育厅长周恭寿兼校长。“学校设文、理、预科各一班，土木工程、经济、医事三专科各一班，约有学生二百余人”。师资一为刚从国外大学毕业回省者，如罗登义、花来峰、杜叔玑等；一为聘请学有专长的杨覃生、王疏农等。该校毕业学生，即分配充当各县厘金局长，征收局长等职。周西成死后，1931年元月，矿产专科学生修业期满，学校即宣告结束。
周还着力推进学生体育运动。1927年11月，在贵阳团坡举行全省第一届运动会，周出席开幕式。中学部竟赛项目有100码、220码、440码、880码、1500码赛跑、高低栏、440码接力、跳高、跳远、铅球、铁饼、标枪等。“篮球是首次列入贵州运动会”。次年秋又举办第二次运动会。正进行间因滇军入侵，圧缩时间，于第三天匆匆举行闭幕式，周出席闭幕式后即赴铜仁督战。[1]
交通运输
周西成视修筑公路为“开贵州之生路，辟全黔之利源”的前提。意识到在这地无三里平的贵州高原，交通极为不便，很难向外发展。省会贵阳，交通也十分闭塞，远途运输，全靠人挑马驮。从贵阳到四个邻省边境，步行要走7、8天以上。这种现状对于指挥全省军事和货运往来都极为不便。于是，周西成决心开辟公路。1926年9月9日，省城环城公路开工典礼在贵阳头桥举行，周西成亲自扛着锄头，夫人钱顺英抬着撮箕，向紫林庵走去。他们的后面跟着厅局长、各军政要员和他们的夫人，再后面就是军工，最后是男女学生。官太太和女学生拿起锄头上街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她们含羞带笑，锄头不知是拿着好还是扛着好，引得万人空巷，传为美谈。军政要员及其夫人、学生们的劳动只是象征性的烘托气氛的一种点缀，修路的主力当然是军工和民工。这种数千人场面在当时确实是一项创举。周与袁祖铭率先破土后，即行开工。该道路环贵阳城全城10余公里，路面宽约三丈。是贵州最早修筑的公路。修公路对贵阳人来说是一件新鲜事，为了扩大影响，周西成发动了全城中小学生参加义务劳动，上午9时至下午4时在工地挖土方，收工时，每人发银元一枚。
1927年，下令将路政总局，直录省政府。并令各县成立路政分局，开始修筑长途公路。规定凡“公路经过地方，由路政分局督饬各区，征集全县民工分段负责修筑，限期完成”，“工程事宜一，由路政厅指派工程人员分赴各县指导工作，并设置巡员往复巡察，督促进行”。“并且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参加筑路，命令各地驻军上路做工，还采取以工代赈办法，让灾民参加筑路。筑路经费由省金库负责”。“一时雷厉风行，勘测载道，路工塞途”。先后动工的线路有：
贵赤线：自贵阳经乌江、遵义、桐梓、温水、土城而达赤水与合江的轮运相接。全长400余公里。1927年1月11日动工，次年4月27日，“贵阳北至桐梓的公路通车”。通车里程220.61公里。
贵西路：自贵阳经清镇、平坝、安顺、镇宁、关岭、安南（今晴隆）、普安、盘县而达云南平彝，全长约400余公里。
贵南路：自贵阳经龙里、贵定、都匀、独山而达麻尾入广西南丹。全长334.67公里。1928年春开工。“自贵阳至甘粑哨一段，长121.5公里，糸周氏构筑，1929年完成，工程多不标准”。此外，尚修筑陆家桥经麻哈（今麻江）至下司的陆下约40公里，于1928年春动工，当年12月通车；贵阳至定番（今惠水）的贵番支线，全长约50公里，1929年春动工，周在世时，路基修至青岩；由清镇经黔西、大定至毕节的清毕支线，全长约280公里，于1928年动工，周在世时仅修了部份路基。
从1926年8月至1930年6月，在近四年的时间内，“共计修的马路有二千余里，修筑桥梁，大桥十座、小桥有140余座”。周在世时，全省通车公路约一千里。据当时代理运输处长吕济的呈文，1930年3月28日，可知全省共有客车二辆（城镇汽车）、贷车六辆（长途洗车）。客车专作公车使用，贷车于安顺、乌江等地营业。开始筹组“贵州先导汽车运输公司”[1]。
贵州的第一辆汽车，是周西成专门从香港购来的福特汽车。由于当时省内修建的公路还没有连接到外省，这辆汽车是被拆散后，人挑马驮运进来再重新组装的。他让这辆汽车在贵阳郊区的示范公路上一圈一圈的跑，让贵州的官民感受现代化的气息。这段往事，被历史学家传为笑谈。
随后设立了公路局，制定了《全省马路计划大纲》，首次提出了“县县通公路”的设想。周西成死后计划搁浅，解放后很多年这个目标才实现。
至1929年止，贵阳到安顺、黄果树，贵阳到遵义、桐梓的公路通车；贵阳到赤水，贵阳到毕节路基建成。公路修通后，汽车代替人力运输川盐，成本降低了许多，老百姓“吃不起盐”的现象得到缓解。今天，遵义到重庆已经是高速公路，但很多人都会专程去体验一下娄山关的那“七十二道拐”。
后来政府出资成立了“贵州先导运输公司”，作为示范，购进美国汽车10辆投入运营。其后民间资本先后成立了40多家私营运输公司（车行）。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解放前商业运输一度蓬勃发展。
电邮行业
山城入夜灯似豆，山城风残听梆更。山城三里荒野冢，但闻犬吠伴狼声。”这首诗，真实再现了当时贵阳的“夜景”。没有电灯，夜幕降临就是一片昏暗。周西成当政后，拨专款在甲秀楼旁建了一套发电设备。并向技术人员下令：“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发不出电来就枪毙”。1926年6月，点亮了贵州第一盏电灯。[1]
贵州电讯设施极为落后。1926年，贵阳市内电话经扩装后仅105部。对外线路电报，仅能通达毕节、洪江、重庆、荔波、楁江等地。1927年，周西成从广西运来150瓦特无线电机一部，在贵阳城南观风台建无线电台。后移城西陈公祠。与南京、广东、广西等地建立联糸。经后逐渐扩充，与各通都大埠，均可相接。并设城乡电话局，由地方筹款兴办电信事业，经三次派捐收款一万余元，于1928年完成。以后“各县增设者亦日渐加多，遵义、安顺等电话局的设备较为完全。线路分达四乡”。并于同年创设城乡电话学校于贵州电政监督处。[1]
1927年春，周西成令建设厅技正花来峰(曾留学日本帝国大学，专攻电机、物理)负责技术，将袁祖铭弃置镇远多年的一套直流发电机组运到贵阳，在城南诸葛武候丞相祠和鄂文端祠创设电气局，于次年8月15日发电投入运用。该局初由刘述锡主持。“职员、工人合计80余人，机器最大马力一百匹，……，有泰来洋行75千瓦直流发电机两架，……供给全城电灯，计16支烛光有2500余盏，32支有350盏，50支150盏”。[1]
厉行实业
1928年，周为纪念公路通车，在贵阳南门外设造币厂，铸造过面值一元的‘汽车银币’，铸造总额为五万枚，铸工精细美观，银币成色高于周氏1924年在黔北赤水仿四川汉版银币56%，低于当时中央政府规定标准的12%左右。
兴办模范工厂：该厂专营织布，产品达数十种，行销贵阳及省内各县。除贵阳的模范工厂外，部份县也设立了简易工厂，平民工厂。
兴办造纸厂：厂址设于贵阳南门外，其产品分别名为正、混同、双朱等。
兴办白药厂：其产品专属军用。
兴办黔隆煤油厂：龙里泡木冲发现石油，周派农工厅长付启钧矿业专科毕业生文中让前往验视后集资兴办。由于生产方法落后，不久停办。
开采朱砂、锑、铅等矿：“铜仁大喇洞朱砂，安南（今晴隆县）
锑铅之采办，均有相当之成效”。
设立威水毕矿务局：“委任专员，办理三县矿务”。
在各县增设实业局，“以努力于垦荒、森林、牲畜、蚕桑以及农产之振兴”，对于贵阳的农业试验场，“则力加整理”，这些工作都由农工厅“统筹设施，以期逐步发展”。
从整个贵州到湘西，匪患几百年不断，长期以来官匪一窝、抢劫不断、政令受阻……
周任省长宣布就职时，首先声言：“三个月以内肃清全省各县匪患，逾期如有人在路被劫，由该县县长负责赔偿。”并立即出示布告：“一、大小股匪，允许自新自首，携械来归者有奖，愿留的量才录用，愿回家的发给路费。执迷不悟，继续作恶者，予以消灭；二、各地驻军，限期肃清驻地大小股匪，剿抚并用。不准株连好人，不准妄放一匪。剿匪时要与当地政府联系，不准借名剿匪扰害民众，随时呈报情况，违者论处；三、民众不准窝藏匪、纵匪通匪，发现有行迹可疑之人，必须盘查底细，弄清去向，不准招留宿食。遇有盘查不清者，及时报知当地政府。因报知而破获重大匪案者奖，明知不报，甚或招留宿食而造成严重事故者连坐；四、商旅无论在何地被匪抢劫，不论被抢财物贵贱多少，概由当地驻军及政府共同赔偿，并以渎职论处（责任人）。”布告一出，民众驻军一致行动，土匪无处藏身，纷纷自首投诚。对于顽固者，实行武力清剿，严加镇压。盘踞于广顺（今长顺）、紫云、定番（今惠水）等地的陆廉山、陆青山，自称司令，拒不投诚，周西成派杨寅亮旅前往，配合民众将其活捉，解赴省城斩首示众。对于拦路抢劫汽车者，一经抓获，即将其系予车后，拖死为止。“黔自民十而还，遍地皆匪。周兼军长莅任，即派遣军队四出清乡，限期肃清。并责成各部队分段负责。[1]
周西成还严厉惩处恶棍地霸，取缔赌博卖淫以维护地方治安和社会风尚。遵义余鼎臣趁滇军驻遵义社会混乱之时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全城人视他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欲拔去之而不能”。周路过遵义时闻之详情，当即将其逮捕枪决。周的叔辈周廷藩，人称周幺老太爷，在周的家乡横行不法，霸占他人田产，被杨国藩具文控告到省，周接控告后，令即解押到省惩处。后因县里官吏知周法不避亲，事先透露，周幺老太爷避往四川，未抓获始罢。贵阳的私娼舵头“大公鸡”、“老黄太”二人被处以极刑，“四姨妈”、“金边茶碗”示众三天。自是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均大为好转，为百姓的生活生产创造了安定的环境条件[1]
周西成对基层的保长和匪首采取了“重赏重罚、说到做到”的手段。在很短的时间内，风气为之大变，治安很快就上了正轨。
整理财政
1926年8月7日，周西成下令由政务厅科员钟景贤、度支处股长、总金库委员杨丕隆、军需处军需赵体全、参谋处参谋严培俊、副处副官王天鹏等六人组织“财政厅查案委员会以”，由财政厅厅长彭峻带领，“彻查厅历年积弊并黔币总券明目及丁厘税收办法”。初时，钟景贤等以“历年二字似觉太宽，积弊种类又极繁复，清理方法实难入手”，“财厅检出档案与簿据甚不完备，办理最感困难”为词，要求“先清理黔币兑券暨各种征收方法”，“附带清理积弊”。但周坚持认为“治乱安危糸于财政”，财政厅成立十余年来，“厅员多未更换”，若历年积弊得不到清理，势必继续作祟。因此，断然拒绝钟等人的意见，并在批令中明确三项清理内容：“一、清查各厅交待册结是否符合；二、各科收入支出册结有无出入；三、收发簿具与文册对照，有无倒填年月”。并警告查案委员们“务须秉公、勿在徇饰”。在周的督促下，从8月到10月，该委员会共提出调查报告15份，历举出民国以来历届政府在财政方面的种种产，弊端。周针对以往“法制不良，办理者多视为利薮，以致归公有限，中饱居多”，“流弊不可胜言”的状况，明令各地经费局必须每月作出预算决算，查明旧库，缮写两份，一份呈财厅，一份呈省署，以备考查，“不准借故拖延”。同时，分别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解决历届执政者烂发钞券所遗留的各种复杂问题。并由财政厅通令各县予于冻结，不准再以任何借口强令民间承购[1]
统一财政管理 周西成在清理财政的基础上，为克服财政管理上的混乱局面，下令取消中国银行贵州分行代理省金库。另于省政府下设贵州省总金库。将全省划为15个地区、分设15个支金库，专责全省各种款项的保管收支，决定一切税款均由金库核收，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得截留。军政各费所需款项，统由总金库度支、经理二处照章办理，厉行稽核，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省外款项不得解厅即由各县拨用，到省之款不及解库即由会计处摊成分配”混乱现象。[1]
整顿税制调整税率 周西成为解决赋税征收中杂乱情况，下令废止由各县署负责丁粮、田赋的惯例，设立征收局，划分征收范围，各行专责，以防止从中午弊。对于大宗的厘税及正杂各税，分别拟订具体办法和章则，逐步推行。并裁并各地征税局卡，明令各项税款概由征收局负责，实行实解。取消百货、屠宰、烟酒等税的包征办法，统由各地征收局兼征。调整部分税率，如屠宰税即下令“前政府所加之税一律免除”，明确各种牲畜应交税额。改鸦片窝捐为禁烟罚金；颁布《修正贵州官督商办盐务暂行章程》，重新确立四岸（仁局设仁怀；綦局设松坎；涪局设龚滩 ，后改疫小井；永局设瓢儿井，后改设毕节）认商制度；将扩商税列入正式税收项目，成立贵州省护商总所主管其事。1927年撤消护商总所，成立筹饷总局，负责护商税和鸦片通关税的征收工作。另外，在财政厅之外，“设一厘护饷捐稽核总所，以杨德衡为总长，对厘护饷捐局、征收局和县政府有稽核之权，其权力驾于财政厅之上”，“经巡员查报有午弊人员，即派稽查队前往逮捕，解押进省。[1]
周西成清理财政，对革除积弊起了一定作用，使财政收入大为增加。1926年全省财政收入仅为367万元，次年即增加到434万元。使已经濒临崩溃的财政有了转机。 [1]
惩治贪腐
对于防治腐败，他把大小官员带到花溪的城隍庙，让他们在上任之前必须立誓赌咒：“本人在职期间，如有贪污，必受千刀万剐。”并写在纸上签字画押备案，严格按“合同”办事。比如独山县县长张得鹗，因“违背誓言”被斩首示众；遵义县县长拓泽忠，被撤职并派兵“押解进贵阳”；贵阳某官员因贪污，被割去耳朵，钉在枷上，游行全省示众；周西成的侄儿因贪污被下令处死……虽说此举争议很大，但一时间贵州政坛确实干净了许多。
防患兵灾
在军阀时代，最让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还不是衙门贪腐，而是“兵灾”。行伍出身的周西成对这些都心知肚明。于是他在军中推行了“一条鞭法”：如果发现士兵和百姓有争端，无论起因如何，一律判当兵的不对，执法队马上提起鞭子当街抽打士兵。
文化教育
1926年，周西成接受教育界的建议，将贵阳主要的几所中学、学院合并组建为一所现代化的大学，准备设立农林、化学、经济、土木工程、矿冶、机电六个系，这是首次提出“贵州大学”的名称。后来周西成战死，计划中途夭折。很多年后，经历了无数波折的贵州大学才正式成立。
彭汉章主政时期，因教育经费未予满足基本需要，“各学校风雨飘摇 ”。1925年冬，“各学校一齐放了年假，直到翌年5月，还未开学”。周西成就职，“立刻发款接济五校，于是乎弦歌之声洋洋盈耳”。1927年2月正式成立教育厅，以周恭寿为首任厅长。4月，《贵州省教育局暂行规程施行细则》公布实施，明文规定废止劝学所，设县教育局，承办教育行政事宜。实行“各县教育经费独立”，“通令各县清理学款，不准擅行挪移”，制定“教育人员任免及限制条例”，公私并举。于是各县中学相继兴办，安龙、兴义、黔西、天柱、大定、铜仁、瓮安、黎平、思南的县中了逐渐成立。于是“男子师范学校开办后期师范”，“女师范则增设特班”，以解决师资的不足。[1]
1928年初，周创办贵州大学。校址设于贵阳南明河畔原省立二中所在地。任命教育厅长周恭寿兼校长。“学校设文、理、预科各一班，土木工程、经济、医事三专科各一班，约有学生二百余人”。师资一为刚从国外大学毕业回省者，如罗登义、花来峰、杜叔玑等；一为聘请学有专长的杨覃生、王疏农等。该校毕业学生，即分配充当各县厘金局长，征收局长等职。周西成死后，1931年元月，矿产专科学生修业期满，学校即宣告结束。
周还着力推进学生体育运动。1927年11月，在贵阳团坡举行全省第一届运动会，周出席开幕式。中学部竟赛项目有100码、220码、440码、880码、1500码赛跑、高低栏、440码接力、跳高、跳远、铅球、铁饼、标枪等。“篮球是首次列入贵州运动会”。次年秋又举办第二次运动会。正进行间因滇军入侵，圧缩时间，于第三天匆匆举行闭幕式，周出席闭幕式后即赴铜仁督战。[1]
交通运输
周西成视修筑公路为“开贵州之生路，辟全黔之利源”的前提。意识到在这地无三里平的贵州高原，交通极为不便，很难向外发展。省会贵阳，交通也十分闭塞，远途运输，全靠人挑马驮。从贵阳到四个邻省边境，步行要走7、8天以上。这种现状对于指挥全省军事和货运往来都极为不便。于是，周西成决心开辟公路。1926年9月9日，省城环城公路开工典礼在贵阳头桥举行，周西成亲自扛着锄头，夫人钱顺英抬着撮箕，向紫林庵走去。他们的后面跟着厅局长、各军政要员和他们的夫人，再后面就是军工，最后是男女学生。官太太和女学生拿起锄头上街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她们含羞带笑，锄头不知是拿着好还是扛着好，引得万人空巷，传为美谈。军政要员及其夫人、学生们的劳动只是象征性的烘托气氛的一种点缀，修路的主力当然是军工和民工。这种数千人场面在当时确实是一项创举。周与袁祖铭率先破土后，即行开工。该道路环贵阳城全城10余公里，路面宽约三丈。是贵州最早修筑的公路。修公路对贵阳人来说是一件新鲜事，为了扩大影响，周西成发动了全城中小学生参加义务劳动，上午9时至下午4时在工地挖土方，收工时，每人发银元一枚。
1927年，下令将路政总局，直录省政府。并令各县成立路政分局，开始修筑长途公路。规定凡“公路经过地方，由路政分局督饬各区，征集全县民工分段负责修筑，限期完成”，“工程事宜一，由路政厅指派工程人员分赴各县指导工作，并设置巡员往复巡察，督促进行”。“并且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参加筑路，命令各地驻军上路做工，还采取以工代赈办法，让灾民参加筑路。筑路经费由省金库负责”。“一时雷厉风行，勘测载道，路工塞途”。先后动工的线路有：
贵赤线：自贵阳经乌江、遵义、桐梓、温水、土城而达赤水与合江的轮运相接。全长400余公里。1927年1月11日动工，次年4月27日，“贵阳北至桐梓的公路通车”。通车里程220.61公里。
贵西路：自贵阳经清镇、平坝、安顺、镇宁、关岭、安南（今晴隆）、普安、盘县而达云南平彝，全长约400余公里。
贵南路：自贵阳经龙里、贵定、都匀、独山而达麻尾入广西南丹。全长334.67公里。1928年春开工。“自贵阳至甘粑哨一段，长121.5公里，糸周氏构筑，1929年完成，工程多不标准”。此外，尚修筑陆家桥经麻哈（今麻江）至下司的陆下约40公里，于1928年春动工，当年12月通车；贵阳至定番（今惠水）的贵番支线，全长约50公里，1929年春动工，周在世时，路基修至青岩；由清镇经黔西、大定至毕节的清毕支线，全长约280公里，于1928年动工，周在世时仅修了部份路基。
从1926年8月至1930年6月，在近四年的时间内，“共计修的马路有二千余里，修筑桥梁，大桥十座、小桥有140余座”。周在世时，全省通车公路约一千里。据当时代理运输处长吕济的呈文，1930年3月28日，可知全省共有客车二辆（城镇汽车）、贷车六辆（长途洗车）。客车专作公车使用，贷车于安顺、乌江等地营业。开始筹组“贵州先导汽车运输公司”[1]。
贵州的第一辆汽车，是周西成专门从香港购来的福特汽车。由于当时省内修建的公路还没有连接到外省，这辆汽车是被拆散后，人挑马驮运进来再重新组装的。他让这辆汽车在贵阳郊区的示范公路上一圈一圈的跑，让贵州的官民感受现代化的气息。这段往事，被历史学家传为笑谈。
随后设立了公路局，制定了《全省马路计划大纲》，首次提出了“县县通公路”的设想。周西成死后计划搁浅，解放后很多年这个目标才实现。
至1929年止，贵阳到安顺、黄果树，贵阳到遵义、桐梓的公路通车；贵阳到赤水，贵阳到毕节路基建成。公路修通后，汽车代替人力运输川盐，成本降低了许多，老百姓“吃不起盐”的现象得到缓解。今天，遵义到重庆已经是高速公路，但很多人都会专程去体验一下娄山关的那“七十二道拐”。
后来政府出资成立了“贵州先导运输公司”，作为示范，购进美国汽车10辆投入运营。其后民间资本先后成立了40多家私营运输公司（车行）。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解放前商业运输一度蓬勃发展。
电邮行业
山城入夜灯似豆，山城风残听梆更。山城三里荒野冢，但闻犬吠伴狼声。”这首诗，真实再现了当时贵阳的“夜景”。没有电灯，夜幕降临就是一片昏暗。周西成当政后，拨专款在甲秀楼旁建了一套发电设备。并向技术人员下令：“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发不出电来就枪毙”。1926年6月，点亮了贵州第一盏电灯。[1]
贵州电讯设施极为落后。1926年，贵阳市内电话经扩装后仅105部。对外线路电报，仅能通达毕节、洪江、重庆、荔波、楁江等地。1927年，周西成从广西运来150瓦特无线电机一部，在贵阳城南观风台建无线电台。后移城西陈公祠。与南京、广东、广西等地建立联糸。经后逐渐扩充，与各通都大埠，均可相接。并设城乡电话局，由地方筹款兴办电信事业，经三次派捐收款一万余元，于1928年完成。以后“各县增设者亦日渐加多，遵义、安顺等电话局的设备较为完全。线路分达四乡”。并于同年创设城乡电话学校于贵州电政监督处。[1]
1927年春，周西成令建设厅技正花来峰(曾留学日本帝国大学，专攻电机、物理)负责技术，将袁祖铭弃置镇远多年的一套直流发电机组运到贵阳，在城南诸葛武候丞相祠和鄂文端祠创设电气局，于次年8月15日发电投入运用。该局初由刘述锡主持。“职员、工人合计80余人，机器最大马力一百匹，……，有泰来洋行75千瓦直流发电机两架，……供给全城电灯，计16支烛光有2500余盏，32支有350盏，50支150盏”。[1]
厉行实业
1928年，周为纪念公路通车，在贵阳南门外设造币厂，铸造过面值一元的‘汽车银币’，铸造总额为五万枚，铸工精细美观，银币成色高于周氏1924年在黔北赤水仿四川汉版银币56%，低于当时中央政府规定标准的12%左右。
兴办模范工厂：该厂专营织布，产品达数十种，行销贵阳及省内各县。除贵阳的模范工厂外，部份县也设立了简易工厂，平民工厂。
兴办造纸厂：厂址设于贵阳南门外，其产品分别名为正、混同、双朱等。
兴办白药厂：其产品专属军用。
兴办黔隆煤油厂：龙里泡木冲发现石油，周派农工厅长付启钧矿业专科毕业生文中让前往验视后集资兴办。由于生产方法落后，不久停办。
开采朱砂、锑、铅等矿：“铜仁大喇洞朱砂，安南（今晴隆县）
锑铅之采办，均有相当之成效”。
设立威水毕矿务局：“委任专员，办理三县矿务”。
在各县增设实业局，“以努力于垦荒、森林、牲畜、蚕桑以及农产之振兴”，对于贵阳的农业试验场，“则力加整理”，这些工作都由农工厅“统筹设施，以期逐步发展”。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