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耒阳市田心铺有资家坳，1900年父亲就出生在那里，1916年他从湖南省立三中（位于衡阳）毕业，一心向往外面的世界。违背祖父最远只许到长沙升学的训令辗转到上海，正好赶上考取了到日本的庚款留学。在日本留学整

十年，1926年在京都帝国大学（战后去掉了“帝国”二字，称京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回国。 他一生事业的开始是遇到陈光甫。陈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存有他的口述历史。上世纪20年代他开办了中国第一家现代化的私营银行（以别于老式的钱庄），正留意网罗人才。1928年，在一本金融杂志上看到我父亲的文章，谈对现代银行的想法，十分欣赏，就通过熟人约他晤谈，一拍即合，立即聘他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先任调查部主任，很快做出成绩，陈就派他到美国宾州大学著名的沃顿商学院深造，同时对美、英银行进行考察。1935年回国后，陈派他到天津任分行经理，以后成为华北管辖行总负责人。可惜两年后就发生卢沟桥事变，天津沦陷，他奉陈光甫之命留守天津，保住银行的财产和业务。直到共产党接管天津的十五年是他最艰苦奋斗，也是发挥才干，成就事业的十五年。他对陈光甫大约有一种知遇之恩的感怀，所以按他的本意当然是希望迁往内地，而不在日寇铁蹄下求生存，但是陈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他就忍辱负重，以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当时还有一种考虑，就是天津还有英、法等租界，是日本势力不能进来的，所以他们都认为有可能在租界庇护下做一些事。但是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连租界也占领了。所以1942至1945年抗战胜利这几年是处境最恶劣、最危险的时期。天津的日伪当局以及南京的周佛海（他的留日的老同学）都曾要他任伪职，都被他拒绝，即使任何空头名义也绝不沾边。其中有一次已准备好被抓去坐牢，后来竟化险为夷。但是这一切，我们姐妹当时并没有很深的感受。父母好像大树的华盖，一切风雨都给挡了。淋不到我们头上。现在回想，幸亏胜利来得及时，如果再拖下去，不知什么样的厄运会降临到我家。 　　我感到父亲身上有很多书生气，有时甚至近乎迂阔，其实比较适合做研究工作。他在做银行时也随时都注意调研，有不少著述。陈光甫在为他的一本书的序言中称赞他“理论与实务融合一炉”，不是虚词。到人民银行参事室之后几十年中主要工作是主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一、二辑，这是凝聚了几十人的劳动的巨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父亲作为主要负责人倾注了大量心血，“文革”下放河南信阳时，别的生活用品都不带，只抱着近千万字的书稿资料，打定主意要“我在资料在”。 　　他衷心拥护新政权，这里有他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因为他们一生最痛心疾首的是中国的积弱，特别是留过洋的，更感受到弱国国民的屈辱，做梦都希望中国统一、安定、富强。所以毛主席在政协筹备会议上宣布的那句“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使多少有泪不轻弹的男儿热泪盈眶，对新政权寄予无限希望。外人和当代青年对那一代老知识分子对1949年以后的种种苦难、委屈、乃至残酷、荒诞的承受力感到不可思议，要理解他们当从这句话开始。父亲1948年正好有业务去美国，读到了《新民主主义论》，大为兴奋，更促使他兼程赶回国。当时很多人慌忙外逃，父亲反其道而行之，这在天津金融界引起不小的轰动。解放初期他真的是热情满怀，并积极建言。至于后来，他绝口不提自己的得失荣辱，也从不议论“小道消息”，我不知道他心中有些什么想法，对以后的“世风”究竟知道多少。他可能比一般人闭塞，或者在主观上对一切负面的情况不大愿意相信和接受，宁可信其无。但是以他的阅历和对国事的关心，恐怕也不可能对现实全然无知。我亲见他一反常态地大声提到“阿房宫赋”最后那几句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说明他虽然平日无言，心中并非没有想法，而且想得很深。 　　资中筠：从银行家父亲身上懂得沉默是大爱 　　衡阳耒阳市一个深山老林的半山腰上，有个名为“资家坳”的小村落。平日里男人开荒造田，种稻谷、棉麻、蔬菜，女人纺纱织布。油盐酱醋，得穿过一条羊肠小道到山下平原去买，置办鱼肉杂货，则要到十几里外的盐沙铺去赶墟。但这山前山后，却蕴藏着一种无烟煤，无烟无臭，烧完只剩下一点白灰。村民用它取暖做饭，还可以把煤挑到30多里外的一个水陆码头去卖高价。 　　“由于交通不便，几乎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小地方，我国即使是几千万分之一的详细地图，也没有它的位置。可我父亲后来在日本留学时，竟然在日本图书馆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记录中，看到耒阳田心铺某山上有无烟煤矿的记载！真不知日本用了多少人力，以什么手段得到的资料。这种调查是否就是处心积虑为以后大举侵华作准备？这使他一方面对日本人深感钦佩，一方面又感到触目惊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资中筠在读到父亲资耀华的回忆录时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