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社会的动物，我们不否认人是需要一点压力的，有了压力才能够有动力，才能够不断前行。但压力不等于过多的苦难，过多的苦难也会把人压垮。凡是读过《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这本书的人，大概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压在顾准身上的苦难未免太重了！小时候的家庭动荡，使少年顾准稚嫩的肩膀，过早扛起了全家的饭碗；当自己的事业刚刚出现了转机，他又加入了革命事业，尽管他对革命百分百的忠诚，却逃脱不了来自自己阵营的猜测与怀疑；革命胜利了，仕途春风得意的顾准却倒在了“三反五反”运动中，从此苦难接踵而来：五七干校的下放，目睹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这场“人为”的“天灾”，促使顾准开始思考社会制度的弊端，顾准这些独立思考又给自己戴上了第二顶右派帽子。接踵而来的就是妻离子散，家庭的破裂，加上疾病缠身，顾准在孤苦伶仃中独自咀嚼、涅磐

然而，我们又很欣慰，正是这些重叠的苦难，让顾准有了对国家深远的忧患意识，催生了他非凡而深刻的思想。如果历史不开顾准的玩笑，不给他这些苦难，中国也许多了一位高官，但缺少了一个思想家。要知道，在我们中国，思想家是多么的稀薄！特别是在五六十年代，那些人祸横行的张牙舞爪的狰狞岁月，如果没有了顾准，就等于是知识分子在这历史时段的全体缺席。幸亏有顾准！

与其说顾准的思想是先知先觉的智慧结晶，毋宁说是中华苦难母亲用乳汁哺育出的赤子，付出生命代价换来的体验和觉醒。苦难带给顾准痛苦的同时，也让他产生了对抗苦难的激情，顾准的一生显示出了极致的悲剧美感。他建造思想大厦使用的材料，大多取自于自己身陷灾难以后，既平常又不平常的感受——痛苦、绝望、孤独，甚至卑微之感，以及回顾、反思、顿悟，思想和情感升华后的淬火。

说顾准是负重的人，一方面是说他的思想不被人理解，另一方面也基于他的情感不被自己的亲人认同。可以说，顾准的苦难是双重的，他的肩膀背负的是精神和身体的双重苦难！

顾准的一生，一共出现了三次思想高峰，他的三次思想高峰分别形成于1956——1964——1972年，都以八年为一个周期。这三次思想高峰都是形成于顾准生命中很短暂的安定时期：1956年，“八大”召开，随即“反右”运动；1964年，经济文化重新繁荣，随即“四清”运动；1972年，公开纠正极左，随即“批林批孔”。顾准的思想高峰产生于阶级斗争的夹缝当中，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

这三次思想高峰的形成都遭遇到了误解，这使顾准在精神上特别苦闷。1955年——1956年，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思想轨迹逐步形成，涉猎面十分深广，顾准一站到思想的起跑线上，就坚决抛弃了僵化教条的思维模式，以非偏执的多元主义态度，重新审视他和祖国走过的漫漫长途。真理的价值和历史的声音召唤着他，去突破当时中国的一切思想条框，勇闯一个又一个理论禁区，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首创者。悲哀的是，顾准的经济思想足足等了三十年才被人们理解和接受，他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直到90年代才被主流社会所肯定。1972年，顾准回到北京，围绕着鲁迅所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命题，进入了一生中思想最活跃的第三个思想高峰期。顾准在造神运动席卷的中国，独自集中了数十世纪人类文明的成果，进行超前的理论研究。他的民主、自由思想就是在这时候达到了集大成的崇高境界。

著名经济学家（也是顾准的弟子）吴敬琏等人说过，顾准的民主思想，是他在学术上连续取得重大突破性成果的基本原因之一。顾准曾经针对五四运动所举起的进步旗帜，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结出应有的累累硕果，以切肤之痛大声地说：“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种牢靠的民主……唯有民主才能发展科学研究，才不致扼杀科学……我主张完全的民主。因为科学精神要求这种民主。”“‘五四’的事业要有志之士来继承。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顾准文集》）

顾准正是在民主思想的鼓舞下，不受任何强权的约束，不尾随教条主义骥后，无视所谓的思想禁区，长期坚持独立思考，才探索到别人失之交臂的思想瑰宝，才成就了思想家的顾准。

在民主思想的指导下，顾准察觉到，“文革”的荒谬与野蛮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不仅仅与错误的指导思想有关，也与错误的思想方法密切相关。思维模式、思维方式、是比观念更稳定和更持久的东西。他决定在继续痛斥极左思想、揭示其根源的同时，对思维方法的落后、先验、偏执和绝对化，给予充分关注。他觉得，时至今日，任何问题任何观念，无论政治的、哲学的、道德的、宗教的、自然的……都应放在理性的法庭上重新审视、重新评估。这让我们想起了五四，顾准与五四时期的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理念不谋而合。难怪有人称顾准为“中国的哈耶克”，顾准的学说，与这位西方思想家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

顾准的自由民主思想在《顾准文集》俯拾皆是。学术界、思想界将《顾准文集》的重要性与《鲁迅全集》并列，说这是20世纪两个“真的人”写的“真的书”。借用鲁迅的话说：这是血的蒸汽，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鲁迅著作中有“现代中国民族魂”，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精神和20世纪人类文明的结晶，是现代中国的百科全书。顾准著作中有“现代独立自由精神”，他作为三、四、五、六、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对鲁迅之后中国社会、历史、思想、文化所提出的最尖锐、最复杂的问题，做出了清醒地反思，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顾准的思想总是不合时宜，他的一些观点在当时的境遇中，是那么的尖锐和特立独行，顾准是注重言行一致的人，这些思想反过来又影响到他的行动。顾准曾说过一句惊天动地的“黑话”，这辈子“绝不进人民大会堂”！当好友张纯音女士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顾准愤愤地说：我绝不进人民大会堂，当大跃进造成全国人民生活困难，到处饿死人的时候，却修建这个富丽堂皇的宫殿，还叫什么“人民大会堂”。直到今天，顾准的这段话还没有第二个人敢讲，但顾准敢，这就是大思想家的风范。

思想不被理解的痛苦打不倒顾准，让他难以承受的是亲人的疏远。在遭受到种种不公以后，顾准第二次戴上了右派的大帽子，妻子汪璧为了孩子无奈提出了离婚，离开了顾准，最后倒在了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当中。顾准直到离开这个尘世，也没能再看一眼自己的几个子女。尽管汪璧的离开让我们感到遗憾，尽管我们为顾准在遭受精神的迫害之时还不得不忍受来自家庭的重压，但我们无权指责什么，我们没有责怪汪璧的权利，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境遇中，汪璧也别无抉择。我们只能谴责专制的制度，是这种制度让思想者受难。

顾准的女儿顾淑林在文章《迟到的理解》中，发出了这样的追问，也许这段追问能让引发我们对社会制度的思索：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现在，是到了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