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在“文革”中重新审视历史轨迹，集数十年知识学养、人生体验与心灵感受，撰写的传世之作《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被后辈学者誉为：“接着鲁迅评说中国”，“对鲁迅之后中国社会、历史、思想、文化所提出的最尖锐、最复杂的问题，作出了清醒的反思”。为顾准遗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与拙著《顾准全传》先后作序的王元化先生则进一步指出：顾准“对于1917年至1967年半个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的涌现，都作了认真的思索”；“许多夹缠不清的问题，经他一点，立即豁然开朗，变得明白易晓……处处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

    正如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所说：“史家对以往史实的兴趣，永远和他对当前生活的兴趣连成一体。”顾准以希腊城邦制度为切入点，对东西方文明所作的比较研究，对中国历史所作的探源研究，凸现了他对当代中国该走怎样一条发展道路，寄予悠深的关注，怀有巨大的忧虑。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曾多次对友人说：我的兴趣集中于中国的改革。

    中国从近代起，一百多年来，在改革的道路上历经了无数艰辛痛苦，付出了极其惨重的历史代价。顾准认为，究其原因，一是我们对西方经验缺乏攫神会意的真切认识；二是我们对中国国情并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理性分析，在规划方向时出现了各种简单化倾向。为此，顾准在万马齐喑、一切学术活动均被窒息的“文革”岁月，以身患绝症的抱病之躯，扣着“右派”帽子的“戴罪”之身，挥动“用鲜血作 墨水的笔杆子”，写下他对中国制度重建与人文理念重建的前瞻性思考。

    早在1956年，顾准便曾公开撰文，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声疾呼，新中国如要经济昌盛，必须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调节生产、流通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因此被打成“反党右派”)。他于1972年一1974年奋力撰写的锦绣文章，又高屋建瓴地指出，民主政治——间接民主和具有制衡机制的政治体制，对中国改革大业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他以深厚的学养剖析“我们有些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人们，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长不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的，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

    针对大跃进与“文革”两次不惜任何代价，企图在中国快速建成色彩杂驳的巴黎公社式的“公社”，并幻想通过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改造上层建筑的现实，顾准犀利地指出：“法国大革命中……国民公会集立法和行政于一身，它是古罗马式的、由代表组成的直接民主机构。”这样，罗伯斯比尔就是取胜，“自己会变成拿破仑”。他借用苏联的现实教训，论此证彼：如果不把民主方法看成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结果必将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嬗变为一切权力属于党，再变为一切权力属于斯大林。”而“文革”在集权政治条件下，追求直接民主等至善理想，正是它如脱缰野马一般奔向深渊的最根本原因。顾准据此说破了东方半东方中央集权国家极左路线多年深藏的症结，也率先剖析了直接民主在专权控制下的特殊表现（西方历来认为，直接民主只有三种主要形式美国乡镇会议、俄国村社与法国巴黎公社），为中国今后如何彻底避免“文革”悲剧重演，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施民主与法治，在理论上指明了一条路。

    难能可贵的是，顾准以步步格致的态度指出，中国如要迎接“神武景气”，光解决制度层面的问题远为不够，还必须下功夫进行人文重建。他把他所倾心的“西方文明支柱”，一一介绍给同胞后人提倡独立精神与个人尊严，讲究权利与义务形成誓约的日尔曼“骑士文明……是西方传统中的个人主义等等的渊源”。“有一种个人主义在中国很少见：……像清教徒那样，把赚钱、节约、积累看做在行上帝的道”。古希腊、埃特鲁利亚的混合型海上文明，具有内陆文明难以追比的政治宽容性、文化流动性和契约共享性。中华内陆文明的对应性缺陷，正是“东方专制主义”的成因之一，也是先秦具有和谐精神的自由辩论无法形成逻辑学的原因之一，更是不少中国人至今文化心理枉尊褊狭的历史背景之一……这些人文制约因素，都值得追求“现代条件”的中国改革家正视。

    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永远服从于政治权威”时，曾由于缺乏大量第一手资料，顾准误以“史官文化”涵盖传统文化。但他绝不主张“全盘西化”，十分痛恨照搬西方的洋奴哲学。

    顾准殷切告诫同胞后人：虽然西方文明依据的文化资源是个人主义，长期倡导社群伦理的中国应当大胆鼓励个人主义；但是个人主义也有“不顾大体”、“自相残杀”的负面作用，中国人切不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极其赞赏偶然获得的鲍尔丁（Kenneth E．Boulding）的原著《作为道德学的经济学》，以热烈而郑重的口吻，预先向他争取和向往的未来中国市场经济社会发出箴言：在自由竞争、个性解放的市场经济社会，人应当成为“经济人”，也必须成为“道德人”，否则必将引发灾难。不仅如此，政府也有责任在市场模式自由经济中，扮演积极的角色。没有市场调节不行，没有道德调节、共同价值调节和政府干预，肯定也不行。这正是他作为第一流思想家，在阐述历史奥义的紧要关口，出于德性伦理考虑表现出的冷静与出众。

    顾准对中国问题的穿透性认识，源于他对中国国情的独到理解。

    顾准睿智地点拨中国问题研究者，若要透视中国的本质要义，只需认清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所依托的亚细亚社会模式，便可万丈深渊探骊得珠。

    凭藉对共产国际文化视域的熟知度，顾准向世人严肃指出，被斯大林一棍子打成“伪科学”而严禁使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亚细亚社会”概念，其实是马克思在著作中多次使用过的学术概念，专门用以说明一些东方国家在地缘历史影响下所形成的社会形态与人文特征，与西方文化架构中的经典概念相去甚远。譬如，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便与西方意义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极不相似。

    按照马克思、J．St．穆勒、R．琼斯等人的说法，属于亚细亚社会的中国，与属于半亚细亚社会的俄国，以及类似的东方半东方国家，由于生存方式、生产方式、转型方式特殊，政治权威与国家机器自古便具有超常的专制力量，经济文化均受制于政治，私有财产始终处于软弱地位，虽然也存在土地私人占有，“国家却是真正的地主”（马克思语）。以集权君主为代表的政治权威在各方面享有极大的自觉性自由，对臣民的劳动力、财产，乃至人身权利，都具有最高支配权，犹如黑格尔形容，是一种“普遍奴隶制”。

    一贯坚持亚细亚基本理沦的顾准，淳淳提醒今后可能读到他遗墨的读者（他当时是“牛鬼蛇神”，没有任何写作权利，也不能指望文稿发表和长期存世），被遗忘的亚细亚社会模式客观存在。如何看待亚细亚社会相对西方而言的特殊历史，分析华夏古国的具体国情，明辨其先天缺陷与优势，发现其潜在危机与动力，都是关系中国今后命运的大问题。

    集中阐述亚细亚问题时（1974年8月），顾准已处于肺癌晚期，鸡蛋大小的癌肿紧紧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使他不能顺畅地呼吸，且因咯血过多需去医院输血。可是，他却在使命感和责任感推动下，发起了一次生命的冲刺——此时距离他病故仅四个月!为了给生养他的祖国再做一次贡献，顾准每天不是在北京建国门外一间简陋的斗室里坚持写作；就是怀揣两只冷馒头、一个喝开水用的旧酱菜瓶，艰难执著地彳亍独行，前往北京图书馆读书，展开思维的翅膀，寻求真理的方向。

    顾准挥笔据实指出，中国从大陆式部族（部落）公社，发展成专制的务农领土王国，根本没有出现过西方意义的奴隶社会。而且，“中国从来没有产生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就连西方意义的国家学说，也很难适用于“中国历史和中国现状”……于是，他得出了结论：既然东方亚细亚的中国如此特殊，倘对西方意义上的历史与社会发展概念，“认为无条件适用于中国，那是彻头彻尾‘非历史’的，从而也是教条主义的。”当然，顾准也并非认为那些西方经典概念，完全不适用于中国。但是，他必须警示他的同胞后人，从希腊——西方文明中产生的概念，绝不能“无条件适用于中国”。中国得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他为此再一次明确点题：“千万不要忘掉，马克思他们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之下写作的！”

    其实，马克思本人也说过：某些宣传家把我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顾准仿佛面对某些人质疑的面容，坦诚地说：“马克思地下有知，肯定会赞成我这种说法。”

    以超越历史局限、俯瞰人类文明长河的气势和一个东方世界“中国人的立场”，顾准高瞻远瞩地指出：“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两股潮流在交叉。1917年的革命无疑对资本主义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量，没有这种冲击，西方的资本主义不见得会在其内部产生一股民主福利国家的潮流，至少，这股潮流不会强大到目前那种正在缓慢地改变资本主义面目的程度。奇怪的是，冲击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这股潮流，本身也在演变，而且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事情正在向它的反面转化过去。我不相信，它真能转化到它的反面。看来，互相激荡的两股力量，都在推动历史的前进；两股力量，正在互相渗透，渗透的结果，都促使它们向前进。没有激荡，没有渗透，进步就不可想象了。”

    以其成熟的思考，顾准进一步提示后人：“到本世纪以后，就不再纯粹是接受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现代化’问题，可以有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也可以有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还有50年代以后‘新兴国家’的特殊样式等等。”他屏足全部余力，高举思想火把：“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现实，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

    然而，21世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在顾准心中究竟是怎样一幅蓝图呢?

    还没有来得及具体描绘，顾准就在一个寒风呼啸、大雪肆虐的冬夜，带着这个秘密溘然辞世了。也许，这位先知先觉的哲人，以他“彻底经验宅义”的哲学立场，根本就觉得这个问题无需再多说。前些年，我为了撰写《顾准全传》，曾在采访中试图了解顾准的思想遗嘱，却只是获知，他曾经透露，他认为——他坚信，人类未来必将出现一个较低限度的大同局面。在这个一体多元、和谐多样的大同世界里，有一些公认的基本的共同价值和生存模式，而没有唯理主义的终极目的。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尊重和全球性团结。但是，人类又在诸多客观因素的互相作用下，“不断地偏（偏来偏去、颠颠拐拐）”，像新生儿一样“蹒跚前进”，渐进地演变和进步，以经验主义的态度，探寻人类新的理想之路。

    顾准的逝世带走了智慧，也带来了启迪。

    现在，我们正面对西方意义的“全球化”。记得2001年6月，龙应台女士曾由台湾来上海座谈中国的现代化问题。那天，我曾对她说，中国的现代化，起码有三大问题需要解决好：一、决策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二、消除思维模式上的激进主义痼疾；三、在理念上疏理清楚，什么是中国今天该走的现代化道路。其实，这都是顾准留给大家的老课题。

    回顾已逝的极左年代，胡风发疯，老舍投湖，邓拓自缢，吴晗瘐死，熊十力减食而亡，陈寅恪缄口以殁，储安平下落不明……那一代中国知识精英，唯有顾准撰写了一部思想巨著，代表蒙难受辱的知识分子群体发出应有的声音。顾准的学术研究，依然具有导向作用。顾准的思想富矿，远未被深入开掘。21世纪，我们仍将不断与顾准对话。（选自《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