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还区分了家雀与海燕，可是海燕是少数，如今的海燕又岂能对大批饿死的人充耳不闻？海燕又怎能是驯服的工具”，1959年12月26日，顾准在他的日记中说。这时候，他记录的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难熬的时刻——1959年冬季。这之前，他已经在河北省赞皇县和河南省商城县接受劳动改造一年半。 
 
 
  
 
 
 
　　但在“暴风雨”来临时，这只“海燕”并没有发出“欢呼”，从1956年到1974年的18年里，他边咯血边独自低语，直到死于肺癌。

　　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评价不一。论官位和级别，他再没有超出30多岁时的“正局级”的高度，1958年他第一次戴上右派帽子，1965年“文革”前夕再次戴上右派帽子；论学术成就，他没有什么像样的大部头著作，所以有人说，他只是一个不太合格的经济工作者而不是经济学家。但他死后若干年，更多的人指出，他在1957年就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并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1995年出版的《顾准文集》在学术界和民间引起强烈的反响，虽然这些东西多是他同弟弟陈敏之的通信，是真正意义上的断简残篇，而且真正留给他写作的时间只有1973年和1974年两年；对他的成就高度，曾在他领导下工作并尊称他老师的吴敬琏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写下的《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以及日记等著作，使他在身后成为公认的中国有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代表，虽然在后人“中国曾有顾准”的理直气壮话里，我们只能说当中只有一半是自豪。

　　从1952年开始，顾准连遭厄运。先是“官场”失意，在“三反”运动中因与中央的税收方法之争而戴上“恶劣分子”的帽子并遭撤职，调北京工作。1956年9月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又调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1957年，因与苏联专家意见相左，第一次戴上“右派”的帽子，受到批判，开除出党，下放农村劳动改造。1959年，在河南信阳专区商城县劳改，顾准亲身经历了在短短数月间饿死百万人的“信阳事件”，并记录下他周围农村的饥饿、死人、人相食等现象。在这期间，顾准要每天进行长达十五、六小时的体力劳动，成为“集中营里最臭、最卑贱的一个人”，还不时要遭受激烈的批斗、惩罚、凌辱，直到1960年回北京到院属清河饲养场养猪。1962年 摘掉帽子并返回经济研究所工作后，又在1964年经济所“四清”运动中被作为“孙冶方的幕后狗头军师”、“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的“黑干将”而遭受批斗。1965年2月，被秘捕并“监护审查”了4个多月，9月再次戴上右派帽子，成为二次戴帽的右派，又开始劳动改造。

　　高健国所作的《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中，记述了1966年顾准曾经遭受的毒打——

　　9月1日，正是夏季的毒日头。红卫兵又把顾准单独抓来，拳腿交加地当众毒打了一顿，打得他满头满身都是伤……又抓起一块方形的建筑砖头，狠狠地朝顾准的脑门中央砸去，“砰”的一声，他的脑门顿时血流如注。谁知，头部开裂的顾准竟然笑了笑，却一声也不吭……又把他打翻在地，在地上使劲地拖过来，又拖过去，一边拖，一边踢……他挣扎着，好不容易才站起身来。他用手把头上流淌下来的鲜血抹了一把，而后，仰脸朝天，“呵呵”一阵冷笑，滴着大串的鲜血，蹒蹒跚跚地向前走去……

　　1969年11月，顾准获知妻子汪璧已于一年半前自杀的消息后，下放到河南信阳专区息县东岳人民公社学部“五七干校”，两个多月之后，顾准患上肺炎，高烧不退，从而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导致最后患上中心性肺癌。1972年7月，顾准返回北京，在持续的咯血中不停地读书、摘录、笔记、翻译，直至1974年12月死去，在临终前“工宣队”在病床前宣布对他“右派摘帽”。

　　学者李慎之在谈论顾准经历时说，“思想家历来要倒些霉，但是苦难深重如顾准也真还罕见”，顾准“形单影只、独处斗室，以啃冷馒头、钻图书馆度日以至于死。除了挨批挨斗挨骂挨打以外，连一天都没有能直起腰来松一口气的人，也可算达到苦难的极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