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屡受政治运动的冲击
195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下放劳动回到经济研究所,受孙冶方委托研究会计和经济,相继翻译了熊彼特和琼·罗宾逊的经济学著作;1965年,因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外甥宋德楠与几个同学建立“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被视为组织“反动小团体”,顾准受到牵连,再次被划为右派,并在随后的文革中,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出于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以及对顾准的不理解,与顾准患难与共30多年的妻子汪璧被迫提出与顾准离婚,1968年4月更因不堪迫害而含恨自杀;五个子女宣布与顾准断绝关系,并断绝一切来往。
尽管遭受种种非人的迫害,并承受与亲人分离的痛苦,顾准仍坚持独立思考,特别关注民主问题,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追问“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的问题,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1974年12月3日,顾准因肺癌在北京病逝。临去世前,他留给病床前的学生吴敬琏最后一句话,“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并要他“待时守机”[1]。顾准的骨灰,一半遵照他的遗嘱,抛撒在他生前曾工作过的三里河路中科院大楼前面的小河里,另一半根据经济所的意见,安放在八宝山公墓后的老山骨灰堂。
1980年2月9日,顾准被“恢复名誉,彻底平反”,当日,中科院为他和妻子汪璧召开追悼会,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正局级墓室里。
1994年9月,《顾准文集》出版,1997年9月,《顾准日记》出版。顾准的书籍出版后,在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刮起了“顾准旋风”。学者李慎之说,顾准其实是拆下自己肋骨当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