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元德是湖北武汉人，自幼双亲被歹人所害，为好心的舅父养母收养。１９２１年，戚元德考上湖北女子师范，在学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地下工作除了人们所想像的神秘之外，更多的是意料不到的艰难和危险。在戚元德的地下工作生涯中，有两次历险，是她终生难以忘记的。

巧取机密文件

　　那是在上海很多同志分头派赴苏区根据地的时候，戚元德的丈夫吴德峰也刚刚离开上海到苏区不久，一位在上海静安寺附近做秘书工作的我党地下工作人员被捕。这位秘书的爱人也是住机关的党员，在紧要关头她机警地躲开了敌人的监视，抱着孩子跑到中央机关。组织上了解情况后，为了她的安全，暂时让她秘密离开上海，回乡下躲一躲。但这位女同志告诉组织，有一份重要文件藏在住所二楼的厕所里，还没有来得及取出来。

　　组织上经过研究，决定把取文件这个任务交给戚元德。

　　接到任务后的第二天，戚元德就装扮成一位中年妇女。几年来，她在党的教育下，早已经过了多次的风浪，斗争经验使她知道，做秘密工作来不得半点粗心大意，任何事情，先要了解情况再行动。于是她在那位被捕秘书住所的附近，花了两天工夫，了解到敌人已经派了两名便衣住进了这里，正日夜张网，等待前来接头的共产党员，准备一网打尽。而这家的房东夫妇游手好闲，惟一顾家的倒是家中一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女仆。

　　那天一清早，看见那女仆挎着竹篮下楼来，戚元德连忙拿起竹篮跟了上去。

　　“大姐，你是买菜去吧，我和你作伴儿走。”戚元德赶上前去主动招呼。

　　“这么眼生呀！没有见过，你住在哪儿？”女仆见来人说话露出外地腔，端详了一眼问道。

　　戚元德说自己也是帮人做事的，还说了住的地方。也许是身世相同，引起了女仆的同情，女仆惊讶地说：“你离这里好远呀，怎么到这里来买菜？”

　　戚元德乘机说：“我家先生太太嫌住的地方太小，想搬搬家，就让我先到这儿来看看，捎带着买些菜。”一席话，打消了女仆的疑虑。

　　两人说笑着来到了菜场。戚元德看女仆买什么，自己也跟着买什么，付钱时手脚麻利地一并付。女仆要把钱还她，她坚决不收，说：“大姐，这点钱我不要了，反正也算不了什么，我和我们太太是亲戚，她有的是钱。只要能替他们找到称心的房子，房租不怕贵，还答应赏我三块钱，给做一身夹衣服呢。”

　　女仆见戚元德面相和善，说话和气，出手也大方，对她越来越有好感了，听她一再说起租房，于是关心地问：“你家太太想要什么样的房子？”

　　戚元德一听，心里暗喜，马上就说：“我家太太嫌平房潮湿没气派，想住楼房。最好是二楼，至少要三间房，要有个卫生间更好。”

　　“真真凑巧，”那女仆说：“你说的条件，正和我们老爷才空起来的房间一模一样。”看见戚元德露出欢喜的样子，还说：“你来要是房间紧张，就和我一起住亭子间好了。”

　　戚元德亲热地握住女仆的手说：“好呀！等房子租妥后，领了赏钱，我拿一半出来给大姐做一件上衣。”

　　女仆越加高兴起来，旁人眼里还以为是两亲姐妹。忽然，女仆皱起眉头说：“眼下看来还不行，等过一阵再说。”见戚元德一脸失望，忙解释说：“原来住着的一对夫妇，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男的被抓走了，女的带着孩子也不见了。现在住着的是两个穿便衣的，不知道要干什么，听人说是要等着抓共产党。”

　　戚元德见那女仆讲的和组织上掌握的情况差不多，就假意说：“能不能先让我抽空瞧瞧房子，不合适便作罢。合适的话，我替我们当家的先交了定钱，几时腾出来几时搬。”

　　“哎呀，两个瘟神蹲在那里，别说我们这些帮人的，连我们太太一家，也不敢惹他们。”

　　“他们总有不在的时候，领我瞅个空子进去一下，几分钟的时间看一眼就行……”见女仆还在犹豫，戚元德连忙掏出五毛钱塞过去，央求说：“我一连出来几趟，看不到房子，太太准骂我没出息。请大姐帮我一把，五毛钱太小意思了，大姐你买包茶喝，等我们搬来后，领了赏钱，一定孝敬你。”

　　那女仆拿了钱，又见戚元德说得在理，考虑了一下说：“今儿个晚了，这么办，明个一早你来，趁那两个家伙外出吃早饭的工夫我领你先看看房子。”

　　第二天清早，戚元德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早早地来到会面的地点。早春时节的上海，天气还是比较冷的，风“嗖嗖”地刮着，行人都缩着脖子赶路，不时有人奇怪地看她一眼。她一个人站在路口，多么盼望那女仆快点出来啊！可太阳已经出来老高了，那楼里仍半点动静没有，戚元德的心里七上八下的，几次想咬咬牙自己闯进去，但她还是控制住了自己。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让她冷静了下来。终于看到女仆出门向自己招手，她连忙走过去说：“大姐，别说了，快点领我去看房吧。”女仆见她一脸诚恳，二话没说就领着戚元德悄悄地从后门进去。戚元德本无心看房，但为了掩饰，她故意东看看，西敲敲。走到厕所的时候，她捂着肚子煞有介事地说：“大姐，真不凑巧。我这两天闹身子，帮我找点卫生纸吧。”说着塞给女仆五毛钱，自己快速推门走进了厕所。

　　关上厕所的门，戚元德直扑马桶前，掀起盖子，那份文件果然藏在一个小洞里，她不假思索伸手就到马桶盖里去抠那份文件。费了一番功夫刚把文件挖出来，用事先准备好的油纸包好，正往腰里塞呐，那女仆手拿卫生纸匆匆推门进来：“快！快！他们回来了一个人，你赶快从后门走！”

　　“大姐别慌，问到你，就说我是来看房子的。”戚元德镇静地说。她藏好文件，下楼的时候恰巧与那个吃饭忘带饭钱的便衣撞了个满怀。但她不慌不忙，泰然地出了门。一出了门，她就脚下用力，想甩掉那个便衣。可是走出几十米时侧身一看，天啊，那个便衣正加紧脚步向她追来。心急如焚的她估计有被捕的可能，头一个想法就是得把文件销毁掉，决不能落在敌人手里。可是，组织上一再强调文件的重要性，自己无权销毁它。她做了充分的心里准备：到万不得己的时候，就把它生吞下去。

　　这时，不觉走到了岔路口，面前有两条路，一条通往静安寺，另一条不远处有一家手工业工厂，戚元德打定主意先混进厂子里再说。临近厂门时，她看到门口有个女厕所，估计这个厂里女工多。于是她灵机一动，装作上厕所，迈步走了进去，随即把文件掏出来捏在手里。她发现那便衣看到进出厕所的女工很多，一下子没有敢冲进来，就对女工们说，外面站着的男人是个流氓，专门调戏妇女。淳朴的女工们一听，再看看那个贼眉鼠眼的家伙围着厕所转圈儿的鬼模样，就联合起来走过去盘问，那便衣想说也说不清楚，被女工们推推搡搡地扭进了工厂里。

　　戚元德躲在厕所里重新收藏好文件，悄悄转到另一条路，跳上一辆黄包车，急急地对车夫说：“拉我到外滩去！快！快！”

　　这一次，戚元德凭着她的机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黑夜苏区行

　　完成了巧取文件的任务后，组织上决定让戚元德到江西苏区去。在现在人眼里，到江西去是很容易的事，可是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却不是一件说走就能走得了的事，况且又是在秘密状态下。当时陈潭秋夫人徐全直找她谈话时就实话实说：“元德同志，你这次去苏区，路上危险不小。走路要轻装，组织上的意见是，要你在两三天之内，设法先将你的两个孩子送回武汉去。”

　　戚元德哪里忍心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分手，可是，为了能到苏区去，她还是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在做了必要的准备后，戚元德在日军的炮火声中离开了上海，按事先安排好的秘密路线，向江西苏区进发。

　　一路上，戚元德都穿着那双作为暗号的白鞋，尽管险象环生，但幸好都化险为夷了。三天后，她跟着交通员来到了故乡武汉，她多么想去看看不久前托人送到那里的两个孩子啊！但是她知道组织纪律不允许，而且交通员已经买好了车票，他们必须星夜赶到株洲，从那里再转到江西萍乡。

　　顺利到达萍乡后，和党的地下联络站接上了头，戚元德正暗暗庆幸呐，可是联络站的同志却告诉她，目前情况非常险恶，去苏区十分困难，劝她还是先回株洲，观察一下等一段时间再说。但戚元德一想到自己人生地不熟，组织上给的经费又不多，与其退回去还不如往前闯，于是表示道路再艰难也要出发上路，无论如何也要赶到苏区。联络站见她态度坚决，就又派了新的交通员，乘黑夜带着她出发上路。这一夜，她跟着交通员走了约摸八九十华里，终于在黎明前走到了另一个联络站。

　　所谓的联络站，站长也就是交通员，平时以小商人的身份为掩护，是我党一个非常秘密的交通，一般人都想不到他是搞地下工作的。戚元德在第三位交通员的家整整睡了一天，到黄昏时，简单地吃了一点东西后，就又上路了。这次，他们一共走了两天，乘车坐船，还在一个陌生人家睡了一晚。

　　第三天傍晚时分，红日西沉，倦鸟归巢。戚元德走在路上，心里真不是滋味。这样走，几时才能走到苏区啊？这一路上又不能说话，真是憋死啦！突然，她发现路尽头有一座高高的碉堡，心里顿时不安起来：要过敌人的碉堡了吗？敌人盘问起来怎么应付？交通员没有回头给她任何暗示，却径自向碉堡走去。她更加怀疑了：为什么朝敌人的碉堡走？莫非———见那交通员的脚步不仅没有放慢，反而更快，她只得反过来安慰自己道：你也太胆小太无常识了。碉堡里要是有敌人，哪能黑洞洞的没个灯光哩！可想是这样想，心中仍惴惴不安。硬着头皮走到碉堡前，只听得交通员说：“进去吧！你可以在里面休息一会儿。”见她犹豫着，又说：“别怕，白狗子早不在了。你别这么胆小，在这里安心休息，我去找交通站的人来领你。注意，这里的环境更恶劣，什么也别问人家，人家伸出手来，你握住他的手就可以了。”

　　戚元德一个人站在又暗又潮的碉堡里，心惊肉跳地等待着。也许是由于过度紧张，她不知不觉睡着了。迷迷糊糊间，她突然觉得有一样东西摸到了自己的身上，惊醒过来，是一只手，而且已经伸到了自己的胸口。她吓得一口气来不及吐出来，就噎住了。但她让自己冷静了下来，定了定神，想起交通员临走前交代的话，便擅抖着也伸出手去，来人一把握住她的手，半句话没说，拉起她就摸黑冲出了碉堡，朝着夜幕下的小路疾走。戚元德自然不敢问什么，但从握着的手判断，来人是个上了年纪的妇女。

　　走了大半夜，鸡叫的时候，两人来到一个小村庄。村庄的边缘，在浓密的阔叶树掩映下，有两间不起眼的小屋。也不知道那老妇使了什么暗号，小小的门突然打开了，老妇扭过头就走，什么也没说。

　　戚元德被那神秘的人拉进门里，只见靠墙有一个暖阁样的小间，挂着门帘，看起来仅能容纳两三人，她被指定隐到暖阁里，随即门帘又被放了下来。

　　戚元德在这暖阁里没吃没喝整整蹲了一天。

　　黄昏又来了，有人掀起门帘，递给她一杯水一块饭粑。戚元德又饿又渴几口就把东西吃光了。不一会儿，天黑了下来，她又跟着交通员上路了。这已经是她第六个夜行军了。这一次的形势更加紧张，远处不时地有枪声响起，野地里还弥漫着战火后的烟硝气味。天空中不见星星，她跟着交通员一口气又走了二十余里。

　　前面有个较大的村子，带路人回过头来，捂了捂嘴，示意她不要发出任何声响。走在村子的街上，她一连绊了几脚，几次险些跌倒。在一个十字路口，她的双脚连连踢到几个球状的东西，她估摸着是人，心里直发怵，又不敢吱声。她推测，红军和白军可能在这里刚刚有过一场血战。来到一条巷子里，她发现这里的房屋稀稀拉拉的，巷底的一家门扉虚掩着。交通员学了几声鸟叫，一会儿听到有人走了出来，奇怪的是又像上次一样，来人只是从门缝里伸出一只手。戚元德已经有了经验，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于是她主动把自己的右手送进去。带她来的交通员见里外两只手越握越紧，知道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也是扭头就走。

　　戚元德被拉进屋里，夜色中，她发现拉她进来的是一位头上戴孝的黄花闺女。那姑娘小声问她还能不能继续走路。戚元德虽然非常疲惫，但她实在不愿意在这样陌生恐怖的小村子里度过，于是她连一口水都没有喝，便跟着这位年轻的姑娘又上路了。

　　走出几华里路，眼前出现了一条小河。姑娘敏捷地前行几步，从野草丛生的岸坡处，拉出一只小船来推入河中，然后摆手示意要戚元德上船。坐上小船，姑娘划开了桨。也许都是年轻姑娘的缘故，戚元德终于忍耐不住连日来的沉默，主动和姑娘搭话。姑娘说，今天早上这里刚刚打过一场恶仗，国民党到这里大屠杀，老百姓死伤遍地。姑娘的母亲是村里的妇女主任，是个秘密交通员，前些日子被杀。她的父亲接替母亲交通站的工作，又在今天早上被国民党杀害。她头上的孝便是为爹娘戴的。戚元德听了异常感动，自己的双亲被杀，但坚强的女儿顾不得悲伤，冒着被抓住杀头的危险，继续出来完成双亲未竟的事业。这是多么感人的行为啊！

　　小船行驶了两三个小时后，两人弃船上岸。姑娘指着前面的道路，要她沿着这条路的方向走。姑娘说：“离天明还有一个多小时，不用再替你找向导了。你自己一直向前走就可以了”。

　　被一种希望支配着的戚元德快步向前走去。天渐渐亮了，她无意中低下头一看，自己脚上的那双白鞋，早已变成红色了。但她没有难过，因为她估计着离苏区越来越近了。

　　走着走着，戚元德觉得空气越来越清新，眺目远望，蓝天白云下，是一望无边开着黄花的油菜，蝴蝶儿到处飞动着，周围是一派宁静的气氛。田野里有许多人在劳动，既有老百姓，也有穿着制服的男女红军战士，有的还一起唱着革命歌曲。戚元德马上被这种景象吸引住了。突然感觉一阵轻松，这里就是自己梦寐以求的苏区了。

　　经过近一个星期的长途跋涉，戚元德提着的一颗心落下了：她终于来到了江西苏区。

　　一见到同志们，戚元德高兴之余，疲惫感顿时向她袭来。等同志们一走，她混身的骨架就像散了一样，朝铺上一躺马上就睡着了。这时候，宣传科有一位女同志带着邓颖超大姐看她来了。其实，邓大姐在上海时就知道了戚元德，只是由于秘密工作的纪律，她们从没有见过面。此时，邓大姐仔细端详着熟睡中的戚元德，感慨地说：“还是个妹子哟，哪像三个孩子的母亲哩！”

　　戚元德先是被分配到党中央机要科工作，不久，随丈夫吴德峰调往湘赣苏区。两年后，戚元德以二方面军保卫局支部书记的身份，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