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胆忠心 高风亮节    范树瑜遗作

                             忆 张 维 翰 同 志

   张维翰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老战士。他是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领导者之一。“七七事变之”后，他在鲁西北特委的领导下，对团结争取民族英雄范筑先、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队伍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张维翰同志逝世六年多了，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革命事业。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造就了光辉的革命业绩。作为一个在战争年代与他生死与共的战友，深切的怀念他忠诚正直的思想，高尚无私的品格和为革命事业勇于献身的精神。

                       脱 离 家 庭 投 身 革 命

张维翰同志，字墨林。1906年出生在山东省馆陶县南彦寺村。幼时家贫，全家以务农无法维持生计，大哥兼以买豆腐资助家庭，二哥、三哥也为生活所迫外出当兵。那时他经常吃糠菜、花生饼，割草、拾粪这些都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刻下了劳动人民的深刻印记。民国初年，由于他二哥张维玺在冯玉祥部一再得到提升，家境也因之好转。1915年，他随母到北平，入冯玉祥办的第十六混成旅军官子弟学校就读。1917年张勋复辟，维翰一家被迫返回故里，至1919年再次进入该校就读。

这是一所军事性质的学校，学生多是冯玉祥部的中下级军官子弟。学校和部队一样，实行军事化管理，生活十分艰苦。除文化教育外，他们在学校穿军衣，讲军纪，日操练，施供给制。校规正严，俨然一兵，每天进行两小时的军事训练和站岗，放哨。最难得的是学校反对少爷作风，提倡一人一业。张维翰同志在这所学校里除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外，还兼学做皮鞋手艺。正统严格的教育培养了他正直的品格，独立的能力，俭朴的作风和强健的体魄。1922年这所学校改为育德中学，余心任担该校校长，他的到来带来了先进思想和民主空气，张维翰同志进一步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

张维翰同志有幸和彭雪枫同志结为莫逆之交，这对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重要作用。彭雪枫同志是冯玉祥部军官彭雨亭的侄子，他在学生时代就显露出了才华和很强的感染力。他俩共入该校，朝夕相伴，结为挚友。当时在他们身边聚集着许多进步同学，张维翰同志由于身体强健，善长体育，同时也成为了这些进步同学的保护者。他们在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张维翰同志积极投入到学生运动中，参加示威游行，和彭雪枫同志组织下乡宣传队，在乡村召集群众大会，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启发老百姓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进步学生运动也使张维翰同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体恤了民众的疾苦，培养了和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由于学生时代凝成的友谊，后来经彭雪枫、张维翰同志做工作，许多育德老同学投身到了抗战急流中，其中许多人为了民族解放大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25年冯玉祥、吴佩孚战争，学校被迫撤退绥远，冯玉祥在南口失败后，当时已初中毕业的张维翰同志第二次返回家乡。长期在育德中学的生活，使他养成了正直军人的性格。返乡后，他看到了由于军阀混战，到处赤地千里，民不聊生，他思忖着旧中国的症结所在，希望悟出救国救民的真理。

1926年北伐开始，他的二哥已升为冯玉祥西北军的第十三路军军长。张维翰同志正在思想成熟之时，来到了大革命士气十分高涨的西安。当时西安受大革命的影响，将皇城命名为红城，操场改为红场。到处可以听到打倒帝国主义、土豪劣绅的口号。张维翰同志被这种环境所感染，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在西安期间，他还求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尚蔚南先生。尚教授给他讲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黑格尔的哲学以及社会发展史和空想社会主义，使他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启蒙教育。当时他把所学理论和中国现实以及西安革命形式联系在了一起考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有了初步认识。

1927年，冯玉祥在开封办了一所训政学院，张维翰同志得知该院院长是余心清先生，就邀集了育德同学共产党员彭雪枫、赵子众以及原在北伐军北路军工作因思想进步被清除出来的牛连之、路庭训等共同考入了该院。入校后，他们发现学生里集中了许多政界旧人员，于是就紧紧的团结在彭雪枫、赵子众周围，看进步书籍，了解革命形势，探讨革命真谛，并在学生中宣传革命道理。这些活动引起了校方和反动学生的注意，不断放出他们“思想左倾、是共产党员”的风来，对他们施加压力。1929年韩夏梁投靠蒋介石后，倒了冯玉祥的戈，学校立时变为白色恐怖，他们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于是他们连夜逃离学校，到农村隐蔽起来。

1929年8、9月间风声断息，张维翰同志又邀集彭雪枫、赵子众等同志到北平，共同考入民国大学政治系。张维翰同志始终是同学中的知己，当时彭雷枫因家境贫寒付不起学费，他就节衣缩食资助他。后彭雪枫因共产党员的身份暴露，辗转到上海，由中央介绍进入苏区。这一段，张维翰同志和在湖南萍乡的彭雷枫同志还保持着书信联系。后来，张维翰同志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总是说：“我对他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而他对我的影响是最大最深的，是他给我奠定了革命的思想基础，帮助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当时民国大学较进步、黄松岭、张友渔、施存统等共产党员、进步人士都在民大任教。张维翰同志在这所学校里又进一步学习了社会发展史、资本论等课。是他从理论上懂得了社会主义终将战胜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解也从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

张维翰同志在学校里擅长体育，为了打击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他们组织了民大足球队，打着“民族精神，体育救国”的旗帜，在北平大胜外国队。比赛胜利后，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大学生夹道欢迎他们的凯旋而归。当时他们的胜利大长了中国人的士气，激励了许多学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感。

1931年后，民国大学北国党控制，进步教授被辞退。张维翰同志目睹这一状况，十分气愤，以拒绝上课示抗议，因此后期的学业多是他自修完成的。

冯玉祥在蒋、冯、闫大战中失败，张维玺与冯玉祥同时下野。因此张维翰同志的家庭也开始走下坡路。这时，由于张维翰同志长期的自主生活和无产阶级思想的熏陶，是他产生了痛恨地主阶级，厌恶坐享其成的思想。

他当时是个血气方刚又带几分幼稚的青年，想凭正义感和一腔热血去闯自己的道路。因此他从大学毕业后，只身到了山东省牟平县工作，不久他发现了县长王照旭鱼肉乡民，有贪污嫌疑，于是就自己调查核实后，到省民政厅向厅长李树椿告状，谁知李与王狼狈为奸，非但不将贪污县长查办，反秘谋伺机迫害他。处在这种境地，他干脆甩手不干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华日紧，蒋介石仍一意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张维翰同志由于一再遭受挫折，思想趋于成熟。他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官僚腐朽的反动的统治，找寻着自强不息的革命道路。当时他积极地做了几件事。首先，他在济南找到了老同学陈占云（当时他是韩复榘的一个营长，后在鲁西北抗战中牺牲），让他和王致远在韩复榘的部队里秘密活动，重点争取中下级军官，前后团结了高谊之、冯惊涛、曹之漠等营以下军官二十余人。他们结成秘密团体，暗中集会。在会上，张维翰同志与他们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说：“国民党丢了东三省，又搞华北五省自治，有全面投降的危险。现在红军北上抗日，华北也必将成为抗日的战场。因此，我们要积蓄抗日的力量。在韩复榘的第三路军中要以你们为主发展组织，我进一步将育德同学团结起来，并与他们订立了“团结一致，抗战救国，倘战争爆发拉到敌后打游击，致死不后退”的誓言。其次，张维翰同志又在济南发动成立了“育德同学会”，计划恢复育德中学，进行军训，准备抗战。他亲自去到南京找冯玉祥，希望他出山抗战，对成立育德中学给予支持。张维翰同志自觉地为积蓄抗日力量做工作，将这些青年人团结起来，形成了一股主张抗战的强大势力，也为我党后来在鲁西北抗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来他们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成了战斗骨干，许多人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36年，具有民族气节的范筑先将军到聊城任山东省第六区专员。张维翰同志对范筑先的一身清廉，刚直不阿早有所闻，经张维玺介绍到范的专署内当了秘书。当时掌握山东军政大权的韩复榘在第六区内极力推引梁溟的乡乡农运动，借以扩大兵源，维持他的统治，经营独立王国。他将国民党c.c分子朱香庭安插在专署内当了第四科长，又让国民党顽固派王金祥担任了保安司令。乡建派头头担任了秘书主任。张维翰同志见此情形十分气愤，他就利用自己是筹备专署机构的成员之一这有利条件，将民国大学同学冉光远，育德同学牛连文和中国大学张廉茅等安排在六区工作，并团结了范的左右，在六区形成了与国民党c.c牌，乡建派相抗衡的新的进步力量。

1935年何梅协定鉴定后，国民党虽然将设在聊城地区的县党部撤了，但是仍然把持着教育阵地，宣传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张维翰同志和专署内的进步力量为了把群众从国民党的欺骗中解救出来，在与国民党争夺第三师范这块教育阵地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37年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任命冯光荣为第三师范校长，企图对校内的共产党员和学生开刀，我地方党识破这一阴谋，为确保我党的这一据点，领导和发动了驱逐冯光荣的风潮,。学生和教员因势力单薄就到专署内请求支援，张维翰同志和大家经过研究，为了掩护共产党，断定了坚守教育阵地，坚持驱冯的斗争方针，提出了“鲁西北的教育由鲁西北的人来办，不许外人插手”的口号。他们先利用私人关系使国民党企图派军队镇压的阴谋未能得逞，然后又将斗争矛头直指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他们起草了揭露何思源把持山东教育的十大罪状，印成传单到处散发，然后分兵三路，由张维翰同志到北平，王化云去南京，王致远在济南大造倒何思远的舆论。张维翰同志到北平后，发动在北平各大学中就读的山东籍大学生，支持聊城的学生运动，号召他们毕业后到鲁西北去办教育，并在大学生中散发反何传单。他们的行动，吓破了何思源的胆，他只得称病躲到杭州去了。张维翰同志在这场斗争中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并利用自己的身份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在第六区争夺教育阵地领导权的斗争中进一步扩大力量，使之在专署内占了主导地位。这一斗争也为今后积蓄了革命力量，斗争亦使张维翰受到了锻炼，积累了经验。

“双十二”事变后，国共再次合作，周恩来同志派彭雪枫同志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北平做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当他在北平打听到了张维翰同志在聊城时，立即约张维翰同志到北平会面。

张维翰同志和彭雪枫同志分别七年多重又相会，都十分感慨。他们在北平朝夕相处了十天，此间，彭雪枫同志向他讲述了红军粉碎国民党五次围剿和长征两万五千里胜利到达陕北的情况，又进一步阐述了共产党损弃前嫌，致力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张维翰同志也向他介绍了团结三路军中下级军官，共同誓约中日战争一旦全面爆发，留在敌后打游击，以及在聊城团结争取范筑先，积蓄革命力量的情况。当张维翰同志讲到：鲁西北是农民暴动的策源地，群众基础很好时，他听了很高兴，即决定与张维翰同志一起去山东一行。

五月间，他们先在济南住了十余天，张维翰同志召集了育德同学和三路军中的军官开了座谈会，会上彭雷枫同志向他们宣传了我党的方针策略，尔后，他们又到聊城和牛连文，赵伊萍等会了面，并给赵伊坪接上了组织关系。彭雪枫同志每到一地都谈到了他在红军的职务，中央派他出来的任务，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张维翰同志从他的言传身教中，学到了许多革命经验和工作方法。彭雪枫同志根据张维翰同志的本人要求和他这些年来的革命实践，1937年5月，在聊城亲自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维翰同志从学生走向社会，亲身经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他曾凭自己的正直和一腔热血与反动统治顽强搏击，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在屡遭挫败后，他终于悟出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他入党后，革命的目标更明确了，完全脱离了家庭的桎捁，抱定了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之中。

团结范筑先开创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彭雪枫同志到聊城后，制定了我党在鲁西北工作的基本方针。即尽一切力量团结争取范筑先，为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做准备，张维翰同志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方针，积极的为党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维翰同志和赵伊萍同志在立刻研究，如何争取范筑先和宣传组织群众问题，他们办起了抗战壁报，利用这种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广大群众；张维翰同志还争得范的同意，拟定了组织群众抗战的计划；他还利用他二哥和范的旧军友关系，多次与范推心置腹的长谈，向他传输进步思想，启发他的民族意识和觉悟，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8月初，冯玉祥担任津浦线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过去追随他的旧部也纷纷出山抗战。张维翰同志得知张维玺等几个原西北军高级将领住在济南宾馆，他就到济南与当时调到省委工作的赵伊萍、六区驻济南办事处主任牛连文、王化云等研究如何做他们的工作，积极抗战。他们认为原西北军将领受蒋介石排挤，有一定的爱国心，范筑先也是西北军高级参赞，和这些西北军老人关系很密切，完全有可能通过这一渠道，做范筑先依靠共产党抗战的工作。经请示省委同意后，张维翰同志即打电话邀请范来济南会面。

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张维翰同志、王化云同志以及张维玺等原西北军高级将领和范筑先在济南津浦宾馆会晤，他们重点谈了抗战形势问题。张维翰同志向他们讲述了彭雪枫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来华北开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过，并向他们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进一步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详尽的分析。他的话打开了范筑先的心扉，讲出了他们早有感觉但又不敢讲的话。他们冗冗长谈，直到凌晨，得出了共同的结论即：蒋介石是投降主义，他们的几十万军队抵不住日寇的进攻，纷纷南退，华北也快落入敌手，靠国民党抗日根本不可能，要想抗战救国，挽救危亡，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发动群众，采用红军的游击战术。大家说：“我们都是鲁西北人，决不能离开鲁西北。随国民党南退只有死路一条，我们一定要留在自己的家乡和日寇血战到底。”他们认为，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保卫鲁西北，进而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最后，范筑先说：“我们和共产党没有联系怎么办？”张维翰同志和王化云同志见范筑吸纳邀请共产党抗战的决心已定，就立即回答：“由我们负责联系，聘请共产党来鲁西北，协同抗战。”第二天，张维翰同志即将情况向省委赵伊萍同志作了汇报。省委首先派共产党员姚弟鸿同志到聊城，范筑先委任他为专署的秘书。

10月初，日寇占了德州，大兵压至山东境内，范筑先急派张维翰同志再到济南，聘请共产党到六区协同抗战。张维翰同志先通过省委和共产党员冯基良、刁子言、解彭年、徐茂里、高元贵、管大同、吕世隆、于汇川、巩固等十二名同志接上头，聘请他们到六区任干事。后于10月12日到第三集团军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挑选学员。他们根据思想进步，抗战坚决，能吃苦耐劳，身体健康等条件，挑选出以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的政训服务员二百四十名。齐燕铭同志将队伍集合好后，请张维翰同志作了鼓舞士气的动员。他介绍了鲁西北的情况，坚持抗战的有利条件和范筑先欢迎大家去鲁西北发动群众抗战后，大家情绪激昂，高唱《大刀进行曲》，开赴聊城。张维翰同志后来回忆起这时的情景时，还十分感慨地说：“我当时看到青年的爱国热忱，倍受鼓舞，认定了我们国家有这样的青年决不会亡国。我当时就下定了决心，和学生们并肩战斗，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去。”

张维翰同志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临危不惧，坚定了范筑先在鲁西北抗战的决心。10月16日下午5时，张维翰同志随最后一批学生到聊城后，立即到专署范筑先那里，汇报情况。但见专署内异常紧张，工作人员都在整理行装。他急忙找到范筑先，范心情沉重地说：“日寇占了高堂，前天接到韩复榘的电话，命令我急速率全体军政人员向黄河南撤退。其它地区的专署都撤了，鲁西北已经混乱，我们也只有先撤到齐河渡口，看看形势再说吧！”他听后感到很突然，坚定地说了一声：“我不走。”范问：“你不走怎么办？”他冷静地思索着：“我在济南刚跟学生们讲了如何坚持敌后抗战，现在未见敌人就跑，怎么对得起这二百四十名青年，怎么对得起鲁西北的老百姓，又怎能完成党交给的争取范筑先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呢？”他沉默了一会儿，更坚定地回答：“你走吧，我坚决不走。我在济南领来了二百四十名服务员，这里有不少你聘请的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他们一定有人愿意留下来和我一道抗战。我们有这一部分力量，敌人来了，能守就守，不能守就拉出去打游击。”范筑先见张维翰同志这样坚决，就任命他为聊城的代理县长，自己带专署撤到了齐河。

当时在专署内部，有的主张过黄河逃跑，有的主张暂在齐河观望，斗争很激烈，范筑先因此举棋未定。张维翰同志再次到齐河做范的工作。在会上，他和姚弟鸿同志一针见血的驳斥了渡黄河的逃跑主义。力陈班师回聊，发动鲁西北群众抗战的主张，反复强调依靠广大群众和共产党、八路军并肩作战，坚持以游击战与敌周旋，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方针。范筑先听了他们的慷慨陈词后，深受感动，同意了他们的意见，率部队返回聊城。

范筑先班师回聊后，中共山东省委加强了对鲁西北抗战的领导。由于党的直接领导，很快扭转了一度因撤退造成的混乱局面。但是，11月鲁西北形势又危急起来，韩复榘再次命令范筑先撤退：“一、三集团军决定全部撤退黄河南，黄河以北再无中国军队。假如不率部队撤走，以后就来不及了。”在这关键时刻，山东省委代表张霖之让张维翰同志、姚弟鸿同志对范筑先做说服工作，以坚定其抗战决心。11月18日，张维翰同志、姚弟鸿同志和范筑先，在搏平西关小店再次作了长谈。他们说：“当前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战场不战而逃，但共产党的八路军却在山西打胜仗，我国抗战胜利要依靠共产党八路军打游击战，不能象国民党军队那样单纯防御。宋（哲元）、韩（复榘）虽都南撤，当现在我们已掌握两千多人、抢，服务员也下到各县与当地爱国民众结合，群众很快就可以发动起来。日寇来了，我们就在群众掩护下和他们打游击，城市站不住脚了，就退到农村坚持，用游击战术来战胜敌人。聊城若被日寇占了，我们就转到冠（县）、馆陶，邱（县）三县，凭借卫河和敌人周旋。八路军快到河北了，我们终不是孤军作战，有八路军的合作和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可以坚持下去。在此存亡之秋，我们不能听韩夏渠撤退黄河南的命令，而要依靠共产党，在鲁西北抗战到底。”范筑先听后，心情豁然开朗，搂着胡须连连点头称对，随即坚定了表示依靠共产党发动群众，坚持鲁西北抗战的决心。

是夜，范筑先来回踱步，反复思考后，命令秘书拟了一个“守土抗战，誓死不渡黄河南”的电稿。

19日晚7点，范筑先在专署召开了军政联席会议，到会的是科以上官员，共产党员只有张维翰、姚弟鸿两同志参加。议题主要是讨论电稿。会上，先由范筑先朗读了通电，即：“全国各报社、各通讯社、各机关报、各学校、各人民团体均鉴：既自倭奴入寇，陷我华北。铁蹄所致，版图易色。现我大军南渡，黄河以北坐待沉沦。哀我民众，胥蹈水火。午夜彷徨，洫血椎心。筑先黍督是区，守土有责，裂訾皆北视，决不南渡。誓率我游击健儿和武装民众与倭奴相周旋。成败利顿，在所不计，鞠躬尽瘁，亦所不辞。所望饷项械弹，时予接济。俾能抗战到底，全其愚忠。引颈南望，不胜翘企。”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 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叩皓（19日）。

然后，就是否发通电各自发表意见，由于范筑先的威信，一些乡建派和无党派人士不敢公开反对电文，却提出：不要通电全国或通电时间晚一点再说的主张。张维翰同志和姚第鸿同志根据鲁西北特委的指示，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式，认为坚持鲁西北抗战是完全可行的，表示坚决拥护范司令领导鲁西北抗战，主张立即把电报发出去。范筑先的到了共产党的坚决支持后，当即表示：“我已下留鲁西北，坚决不渡黄河南”的决心。就这样，电文很快通过了。20日，全国各大报纸都发表了范筑先通电全国“誓死留在鲁西北，坚决不退黄河南”的消息。在当时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纷纷南逃的形势下，这一壮举，确给全国人民很大的鼓舞。   

张维翰同志就是这样，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和与范的关系，忠实执行了我党在鲁西北的工作方针和一系列指示，他在争取范筑先依靠共产党、坚持鲁西北抗战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作用，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

通电发出后，抵抗日寇的进攻和建立根据地是首要的工作。张维翰同志立即投入到这些艰苦的斗争之中。他随范司令北据日寇，经梁水镇、界碑、南镇等多次战斗，粉碎了日寇取道聊城，渡黄河钳击济南的企图，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南镇战斗后，连日寇也在广播中惊叹：“开战以来，在南镇见到老百姓参战还是第一次”。

当前线的战斗稍事稳定后，张维翰同志又以政训处主任的身份，率领一部分服务员到各县建立抗日政权和我党政训处的办事处。1938年初，张维翰同志和刘致远同志到冠县、馆陶一带收编土匪，开辟抗日根据地。他不畏艰险，申明大义；利用关系、耐心说服，先后将五千多人的土匪武装改编成抗日部队。并建立了冠、馆、邱三个县的抗日政权，他兼任了冠县县长。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巩固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两方屏障，打通了和八路军冀南根据地的联系，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

利用公开身份忠实积极的为党工作

    在鲁西北的抗日政权中建立党的机构，确立党对鲁西北抗战领导权方面，张维翰也作出了重大贡献。1937年9月，日寇逼近山东，为建立抗日体制，第六区和保安司令部合并成立了“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其中政训处长职务被国民党CC分子王见行夺走。当时正在济南的张维翰同志得悉后，考虑到这一阵地的重要性，和在济南的赵伊坪同志、牛连文同志紧急商量，在中共山东省委的帮助下，通过第三集团军政训处长余心清的活动，由第三集团军直接委任张维翰同志为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政训处处长。张维翰同志遂带委任状回到聊城，在范筑先同意后，立即接任了这一职务，从国民党手中夺回了这一阵地。政训处于10月成立，张霖之、姚第鸿任秘书，邵子言任组织干事，解树椿任宣传干事，王唯一任军事干事，冯基民任训练干事。1937年底为适应抗战形势，又将政训处扩大，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民运部，成为鲁西北特委的办事机关。鲁西北党的负责人张霖之、王幼平、赵健民等许多优秀共产党员都在政训处任过职，他们是鲁西北抗战的核心、中间和领导力量。以后，他们通过这个机构，逐步发展到有八千党员、五万名中华民族先锋队员的鲁西北抗战核心力量。

   政训处成立之后，他们首先分配我党的干部到六区十二个县和四区所属的馆陶等县，在各县建立了政训处办事处；其次争取了范筑先，由他先后委任了十个共产党员接任了鲁西北各县县长。通过他们大力开展各县的抗日工作，同时利用抗日政权为我党的抗日武装筹粮筹款，积蓄抗日经费，这一措施对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第三是创办了我党在鲁西北的宣传事业；第四是通过政治部从延安、武汉等地先后输送到鲁西北大批共产党员和红军干部，并选送了许多青年到延安去培养。政训处还组织召开了多次会议，宣传动员群众，是鲁西北形成了民众支持抗战、踊跃参军的生动局面。

1938年5月1日，鲁西北特委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要恢复政治部名称的精神，派人分别向在武汉的周恩来同志和在西安的林伯渠同志作了汇报，将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改为鲁西北抗日游击司令部，将其政训处升格为与司令部平级的政治部，张维翰同志人政治部主任。5月1日至6日，政治部召开了政治工作扩大会议，会上，张霖之、赵伊坪、张维翰同志都讲了话。会议总结了鲁西北抗战工作半年来整治工作的经验，并分析了形势和今后的任务。还决定成立政治干部学校和军事教育团。这次会议的召开，加强了我党的领导地位，对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38年9月，为贯彻129师冀南军区召开的冀鲁两省军政会议精神和向八路军学习抗战经验，由政治部召开了鲁西北军政联席会议，会议要达到的目的是“军政”三位一体，促进全面抗战。会上，赵伊坪做了发动群众及政治工作计划的报告；张维翰同志做了对我党武装——第十支队整编和政治工作报告。这次大会还通过了经鲁西北特委反复讨论提出的《抗日行动纲领》、《整军方案》和《战时经济政策》三个文件。这些文件充分体现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我党政治工作、政权建设和战时经济政策的方针。当时鲁西北的抗日武装部队已经发展到三十多个支队、三路民军约六万余人。这次会议针对部队政治工作薄弱、装备不齐、人员不充实等问题，提出了加强组织建设、提高战斗力、建设游击兵团的方案。经多次讨论酝酿并报请徐向前同志批准，拟将鲁西北部队合并成立四个纵队，由张维翰同志兼任第四纵队司令员。

                     建立党的武装坚持平原抗战

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建立初期，由于收编的武装多，派系复杂，部队未经过很好整顿，因此在部队内部暗藏着些坏人，他们煽动了部队火并，发生了共产党员被杀害事件。我党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为牢牢掌握抗战的领导权，必须和国民党顽固派、旧军队残余及地主土匪武装作坚决的斗争，建设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是十分迫切的问题。为此，我党自鲁西北开创之日起就着手建立自己的武装。张维翰同志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他在参加鲁西北抗战的同时，又以充沛的精力和满腔的热情为建立武装多方奔走。当他发现建立武装的主要困难是没有武器弹药时，就慷慨解囊，捐献出来他多年积蓄下来的数百块现洋，并进一步筹集了二千七百现洋，用这笔钱买了二十二挺机枪，又通过关系要来冲锋枪数十支、子弹数万发，以这些武器装备成立了机枪营；当他发现部队缺乏训练、战斗力还不强时，就研究古今中外的作战韬略，学习八路军的军队建设经验，并将小学学到的军事技能和训练方法批判的吸收，用以整训部队，使这支部队在短时间内加强了组织纪律性，提高了战斗力。

1938年1月底，张维翰同志看到共产党的武装蓬勃发展，就从范筑先那里要来番号，亲自组织了以机枪营为基础的第十支队，他任司令员，老红军王幼平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他们这支部队按八路军的模式，设立政治主官，强调政治工作，实行官兵平等，废除军阀作风，在鲁西北建立起了我党领导的第一支新型人民军队。自第十支队建立之日起，就一方面抗击日寇，一方面打击伪顽、地主土匪，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发展扩大了部队。到1938年第十支队发展到五千人，他们和广大群众建立了鱼水关系，成为鲁西北抗日的核心武装。

1938年5月，十支队打开了馆陶城，冀南和鲁西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鲁西北特委为了对范筑先进一步争取，借商讨和八路军联防问题，安排在威县和129师副师长徐向前会见，张维翰同志也随范前往。并在八路军举行的欢迎大会上代表聊城政治部发言说：这次来是向八路军学习政治工作和战斗经验的，我们要把这些经验作为今后工作的典范。张维翰同志此行做了许多团结工作，使范筑先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增强了依靠共产党八路军、依靠群众抗战胜利的信心。张维翰同志在威县还通过在沙盘上进行战例研究，学习了八路军的战术思想以及建立人民军队的经验。这次向八路军学习使张维翰同志掌握了更多的军事知识。再后来的鲁西北军事斗争中，他一直运用这些理论和战术思想来建设部队、扩大武装和对敌斗争。

1938年11月15日，范筑先被伪装抗日的国民党分子李树椿和王金祥勾结日寇所出卖，在聊城壮烈殉国。范司令牺牲后，鲁西北的抗日力量分化瓦解了，根据地顿成乱局。王金祥投了国民党，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与地主、土匪、反动会道门勾结，在莘县杀害了共产党县长吕世隆。张维翰同志闻讯后带部队驰援莘县未成，于11月19日赶到冠县，省委代表张霖之、特派员朱则民、齐燕铭即在冠县召开了鲁西北特委紧急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范筑先未完成的事业必须由共产党来承担，领导权绝不能落入国民党手中，会议上决定让张维翰同志代理第六区专员和游击司令，以其名义发布公告，以安民心，并向杀害吕世隆同志的反动武装兴兵问罪。

国民党分子李树椿听说共产党任命了张维翰同志后火冒三丈，立即命令王金祥投降国民党的几个支队消灭第十支队。经过贺店战斗十支队机枪营遭受了损失，被迫撤到北馆陶补充休整。聊城失守和十支队遭受损失后谣言四起，形势十分危急，部队干部思想上也产生了混乱，出现了“右”的倾向。

鲁西北特委为此在北馆陶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有的同志认为：鲁西北革命形势已处以低潮，我们还没有在平原上进行游击战争的经验，为了保存实力，应把机枪营调到泰西大峰山去。特委书记徐运北同志说：“冠、馆、邱有卫河之险，是冀鲁两省的结合部，便于我们和敌人周旋，这里背靠八路军，情况紧急他们随时可以支援，我们在鲁西北还有广大群众支持，是可以坚持的”。

张维翰同志在会上发言，坚决支持徐运北同志的意见，他说：“我们不能因为形势变就认为革命已到低潮，因此影响我们在平原开展游击战的决心，如组织要调走机枪营就调走好了，我个人坚决不走，我还有独立团等武装可以凭借卫河和敌人周旋。”由于他们的坚持，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决定机枪营仍留冠、馆一带，在特委领导下继续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会后，张维翰同志马上在部队展开工作，他一面进行动员、稳定思想，一面补充部队，准备战斗。这次会议对在鲁西北坚持平原游击战争起到决定性作用，

贺店战斗后，国民党气势汹汹，妄图把十支队一举歼灭。李树椿、廖安邦等在张秋镇召集吴连杰、王金祥、齐子修、刘冠千等开会，制定了四面围攻第十支队、将共产党挤出鲁西北的作战计划。会后，民军第一路参谋长刘冠千带十余人从张秋镇回来时，被第十支队查住，送到司令部。张维翰为查明敌人的企图，采取了办酒席给刘冠千洗尘的办法，在宴席上生擒刘冠千，了解了国民党张秋镇会议的全部计划，并清算了刘冠千在聊城临阵逃脱和投靠国民党的罪行。

1938年12月14日，八路军总部派陈赓同志率115师344旅688团到达鲁西北，和第十支队协同歼灭了民军第一路改编的国民党第22旅，清除了后顾之忧，使鲁西北的形势基本稳定下来。同月，以李聚奎为司令的八路军先遣纵队以指挥机关到达鲁西北，筑先纵队即抽调部队给先遣纵队，编为先遣纵队第二、三团。

为了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1939年1月，十八集团军将第十支队改变为筑先纵队，张维翰任司令员，袁仲贤同志任政委。筑先纵队经过收编、整编、和战斗锻炼，后来发展到七个团、八千多人的抗日武装，并在纵队里成立了筑先学院，为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干部。这支部队和先遣纵队并肩战斗，在坚持鲁西北抗战的一年多时间里，粉碎了日寇的两次大扫荡，进行了大小数十次战斗，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还参加了宋任穷同志在冀南地区组织的反顽战役。1940年1月，筑纵、先纵和黄河以东杨勇同志率领的部队互相配合，最后打垮了国民党分子王金祥，收复了其盘踞的范县、朝城、濮县、观城、莘县，取得了与伪顽斗争的胜利。张维翰同志这段时间里除担任筑先纵队的领导职务外，还在王金祥过去盘踞的地区建立了七支游击队。

 1939年11月25日，根据中共北方局和鲁西北区党委决定，成立了鲁西北行政委员会，张维翰同志兼任了主任。

                          毕生精力献给革命事业

张维翰同志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勤勤恳恳的为党工作，无论组织分配他做什么，他都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得失，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1940年4月，筑先纵队整编为129师新八旅，张维翰同志被任命为旅长。从此这支部队离开了长期战斗和保卫的土地，调到了冀南，张维翰同志也告别了家乡，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他和李聚奎同志一同到了太行山党校，通过十个月的学习，使他在革命理论上有了很大提高，增强了阶级观点，进一步学习了政治工作方法，在思想上、政治上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在学习期间，他还参加了太行举行的全军运动会，获得了个人总分第一名。

1942年新八旅和冀南军区三分区合并，张维翰同志任三分区司令员。当时华北的斗争环境十分艰苦，日寇采取囚笼政策、进行铁壁合围、逐块清剿、强化治安，先后进行了五次万人以上的大扫荡。张维翰同志率机关和一个连的兵力，驰骋在敌人扫荡的点线之间。他亲自指挥三分区的部队，粉碎了日寇对吕洞姑进行的大扫荡。由于他对地形熟，下决心快，指挥正确，以一个团担任牵制任务，掩护所有部队、机关和老百姓跳出包围圈，以小的代价取得这次战斗的胜利。从此他仔细研究敌人的战术，找出对付的方法，使部队在敌人扫荡中没受过损失，最终赢得了反扫荡战斗的胜利。

当时，卫河以东地区自抗战以来一直被国民党顽固派和反动势力所占，1943年，为巩固卫西抗日根据地，张维翰同志率四个连到卫西配合七分区司令员赵健民同志作战，他们利用当地错综复杂的矛盾开展工作，采取了政治争取、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政策，两个多月时间里，顶住了日寇的扫荡，建立了政权，组织了群众，扩大了部队，保卫和巩固了卫西地区的安全。

1943年底，张维翰同志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他除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外，还积极参加党的整风运动。由于自己的出身，他向组织主动提出对自己进行审查，组织对张维翰同志的历史和表现十分了解，作出了“历史无问题，不予审查”的结论。在延安期间他还积极参加生产，利用业余时间种地、纺花、丰衣足食。1945年8月，他在延安听了毛泽东同志做的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后，积极要求奔赴前线，当时中央决定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准备让他担任筹备委员会委员，他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后因形势变化未开）。

1945年11月，张维翰同志怀着十分急切的心情踏上了返回前线的征程，不巧在绥德患了重病，重又返回延安住院。直至1947年，张维翰同志坐着担架重又踏上了回前线的征途。

他在太行被任命为冀南军区九分区司令员（九分区是由他以前在的三分区改成）。他到分区后，见到原来分区的老部队都被编入野战军，新成立的三个团是由县大队改编而成。军政素质很差，他拖着还未康复的身体，亲自组织了军事训练，通过官教兵、兵教官、兵兵互教，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张维翰同志在九分区工作期间，还亲自组织了永年战役。当时国民党残匪王泽民、许铁英等两千多人盘踞在四面环水的永年城负隅顽抗。过去，我正规部队因地形险要没有攻下，这股残废趁我野战部队南下之际，经常抓伕抓丁，骚扰老百姓，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张维翰同志和分区领导研究，决心依靠现有部队和民兵，歼灭这股残匪。他们根据永年的地形情况进行了周密部署，发动军民在永年城外筑城，将其围得水泄不通。永年之敌在粮食断绝的情况下企图向安阳逃窜，他们按既定的战术，将这股顽敌在运动中歼灭，一举解放了永年，拔出了国民党在冀南的最后一个据点。随后，他又带部队配合四野解放了安阳。

1949年邯郸军分区成立，张维翰同志是第一任司令员。分区成立初期，干部少、经费缺乏、没有住房。邯郸地区因为战争遭到破坏，人民支前负担很重。张维翰同志为了不再给老百姓增加负担，亲自带领军分区的干部盖房子、建操场，并将在延安学到的“丰衣足食”的经验用到机关建设中来，他在分区搞起了机关生产，一是和华北炮兵联营豫北纱厂，二是办起了贸易货栈，搞各种加工业，这些措施使分区摆脱了困境，促进了工作全面开展。

张维翰同志也是我军军事体育正规化训练的开拓者之一。由于他懂体育，1953年总干部部任命他为广州军事体育学院副校长，后又代理校长。为了搞好学校教学和基本建设，他亲自到各部队严格挑选学员；在没有任何训练经验的情况下，自己边学边摸索，吸取了外军的训练方法，并结合我军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训练大纲、计划；建立健全了各种教学制度；培养了教学骨干；总结了教学经验；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要求学员，是学校的教学工作取得了优异成绩。当时，他已是近五十岁的人了，仍然每天到训炼场，给青年学院做示范，和他们一起摸爬滚打。三年中，他还参加了四次总部和军区组织的分队训练课目集训。由于他的努力，这所学校在短短几年里，为部队培养了几千名军事体育骨干，为部队开展军事体育训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时到校参观的多批外国专家，看到学校在短时间培养出来的军体尖子，连连翘起大拇指赞叹不已。

1956年，张维翰同志又被调到北京，他参与筹建了国防体育协会，并任陆上运动部部长。1958年国防体协交国家体委，1959年他离开多年战斗、工作过的军队，转业到地方，任国家体委陆上运动司司长。他在国防体育战线上也取得了卓著的成绩，使我国的射击、无线电、摩托车这几个国防体育项目在国际上名列前茅。他曾三次率代表团出国比赛，为国家争得了荣誉。特别是1957年，他率我国无线电收发报代表队到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国际收发报比赛，获得了除一项外的全部金牌。1965年，张维翰同志已因病离职休息，当时正值召开第二届全国运动会，他主动担任了摩托竞赛委员会主任。比赛后，他又主动在摩托俱乐部蹲点一年，办了两期集训班，亲自组织、总结了摩托训练的五条经验。当年他培养的运动员，成为训练骨干，现在还在为发展我国的体育事业努力工作。

                    虚怀若谷高风亮节

张维翰同志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不论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里，还是在全国解放的几十年中，他都坚定不移的跟党走，忠实地为党工作。他默默地耕耘着，洒下的是心血凝成的汗水迎来的是满梢的累累果实，当人们享受这收获的喜悦时，他又默默的走开了。他从未伸手向党要过任何名利地位，而是勤勤恳恳的为革命事业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由于极“左”思潮和一些世俗的偏见，使他的革命生涯崎岖坎坷，在他的革命历程中遭受了许多别人未曾遭受的挫折，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一直忍辱负重的工作着。

1939年5月，当时的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原和张维玺是西北军同事），趁范筑先牺牲，想以高官厚禄收买张维翰同志，鹿派人送去了任命他为少将师长的委任状，见此情况，张维翰同志拍案而起，当即把委任状撕得粉碎，严辞痛斥这种卑鄙的手段。当时在场的王化云、牛连文、袁仲贤都为他的坚定立场所感动。敌人见软的不行就用十万大洋悬赏他的头。日寇还烧了他家的房子，施毒计抓走了他的父亲，威胁说：“若不投降就杀你父亲”。张维翰同志丝毫没有动摇，他借用古人的话说：任其杀戮，我还要分吃一杯羹呢“。就是这样，在关键时刻不被敌人的威胁利诱所动摇。谁知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后来被捕风捉影的背着他提了出来，以致他被调离部队接受审查近一年之久。事后当他知道这件事，精神上受到了打击，但是他没有任何怨言，仍然以一个革命者的宽阔胸怀忘我地为党工作。

1948年，正当他所领导的九分区工作蓬勃开展，给南下的部队一批又一批的战士时，突然决定分区所有部队南下，只留他一人在冀南地委当武装部长，并由他一人来组建武装部。工作性质和职位的突变并没有使他颓唐，早已坚定了的革命信念使他功名利禄看得十分淡薄。他回忆了自己一步步的革命历程，鲁西北的戎马倥偬生活、战死在沙场的同志，下决心为革命事业做更多的工作。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一职务，展开了倾注他全部心血的工作。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只身一人白手起家，从各地挑选干部、组织了机构、加强了各县的人武组织、镇压了两起反动会道门叛乱，以优异的成绩向党作了汇报。解放后，张维翰同志由于自己不能选择的出身和家世，遭致了许多难言的苦衷。尤其是在邯郸军分区工作的后期，由于他的出身、阅历、甚至他所具备的文化，受到了许多莫须有问题的株连，使他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很大的折磨。对此，他曾多次申诉、找领导同志谈话、写上诉材料。当时他所采取的基本态度仍旧是以革命利益为重，从大局出发，努力为党工作。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二十多年后，直至他离世这些问题才得以彻底平反。

张维翰同志所受的最大磨难，还是那使人深恶痛绝的十年浩劫，当时他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但仍然和许多老干部一样被审查关押，遭到了毒打和非人的折磨。1970年，他又拖着病弱的身体和老伴一同被驱赶到晋东南山区的“五七”干校。

解放以后，每每有空闲时间，张维翰同志总喜欢苦思幂想、伏案疾书，他是想把自己一生中最有价值、最绚丽壮观和感人的一页——鲁西北抗日斗争史记录下来。他回忆、搜集、撰写、整理了许多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史料、素材和照片。要说他有什么奢望？这是他最大的心愿。但是由于十年浩劫，不但早已搜集的材料被付之一炬，还被迫中断了这一工作。文革中，许多老战友因在鲁西北工作过被打成国民党、土匪、汉奸、特务。由于当时他在鲁西北所处的地位，几年间找他外调的有上千次之多，有时一天十几起。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态度，无一不漏的写了证明材料，保护了许多老干部。为次，他也一次又一次的忍受着造反派的威胁、谩骂、逼供和殴打。1968年的一天，家人去探望他，见他因写证明材料被殴打的惨重老伴悲痛欲绝、女儿含着泪水，他却用颤抖的声音说：“你们不要难过，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心里已经好受了。”随之，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972年，栖居邯郸的张维翰同志，目睹着这场浩劫残酷现实，激起了他的正义感。他为了显还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为了不是更多的同志再受迫害，为了告慰九泉之下的烈士英灵，为了使后人永远不忘，决心把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完整、系统地写出来。正如他在1974年写道：“因为我在鲁西北工作，数年之内各地向我外调的不下千余人次其中有鲁西北特委的负责同志、聊城政治部领导干部、政治干部学校和军事教育团、青年挺进队的学员和队员、还有各支队的官兵、抗日政府的官员、群众团体的干部以及地下党员等。他们所提都是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0年整顿一二九师新八旅，撤销鲁西北行政委员会这段历史阶段的问题，主要是对当时鲁西北抗日根据；各抗日部队和聊城政训处（即特委机关）的性质不了解；对范筑先如何在党的影响下抗战的情况；对国民党如何破坏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也不了解。我写的几个问题，是对‘文革’期间所写外调材料的综合。把以上几个问题整理出来，以供今后参考”。此后，他不顾高龄和癌症的折磨，废寝忘食，每天伏案写到深夜，几年间从未间断过。当家人劝慰他时，他却说：“我想到鲁西北的老同志受迫害就心里难受，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为了历史不再被扭曲，我要尽快把它写出来”。当时有一位在范筑先部队牺牲的我党同志，“文革”中被定为“土匪”，后代也被打成反革命子女，他得知后。马上写了证明。改定为烈士子女，使其免遭迫害。

四年时间里，张维翰同志用他惊人的毅力和心血，四易其稿，写成了十几万字的《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简介》，这部史诗般的回忆录全面而详细的记述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产生、发展过程、党的建设、军事斗争等情况，是研究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最详细的史料。这是他晚年最大的夙愿。直至他病重住院期间，还忍受着癌症的巨大折磨，不断地修改者。1979年，张维翰同志已经病重卧床，当时发表了一篇纪念彭雪枫同志的文章，因有些与历史不符之处，他还在口述让子女代笔写文章加以纠正。1979年10月19日，在他最后弥留之际，还惦记着这篇文章，当他的夫人范树瑜告诉他“文章写好了，你蒙受的冤屈也平反了”时，他才安祥地合上了双眼。此刻，他没有苛求、没有遗嘱，但是他却给后人留下一部珍贵的遗产——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完整、真实的记录。

张维翰同志，用不懈的奋斗走完了他的一生，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无产阶级的事业，他丹心赤诚、随去犹存，留下了一个优秀党员的光辉形象。正如追悼他时所述：“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热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于革命实践。光明正大、作风正派，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是我党的好党员，好干部”。

                                              1984年3月23日零点完稿

注：此为范树瑜同志生前遗稿。范树瑜同志是张维翰同志夫人，是范筑先将军侄女，于2010年10月去世。

11月15日为范筑先将军殉国73周年，特将此稿奉上以纪念为中国人民的事业奋斗一生的张维翰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