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凳要坐十年冷” ——我的学思历程与生死智慧的探索 郑晓江 我自1982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即以中国人生哲学为研究领域，并顺延着进入了生死问题的探讨。我个人研究生死问题有二大基础：一是对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死亡哲学不懈探讨形成的“中国传统生死智慧”的视角，即驻足于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由生观死”又“由死观生”的理论方法；二是在理论性的生死问题探讨之外，特别关切现实人的生死问题，始终把“中国人之生死问题”为自己理论研究的核心向度，为此还提出并践行了“思想考古”的方法。所以，我的理论目标是：希望人们首先能够“学习生死”，即对人之生与死各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探讨，认识之并掌握之；其次则希望人们能够进一步去“学会生死”，即在学习生死的基础上构建人生智慧与死亡智慧来应对复杂的生死问题，并进而去解决人生问题、超越死亡问题。 一、起步 我1982年江西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却留校教书，当时条件异常艰苦，先全家安身于一间10余平方米的小房中，桌碰床，床靠沙发，书塞在床底下，找书成了天下一大难事。后稍有改善，有了一间小卧室与另一间10平方米的房间，它成了我的书房兼餐厅、会客室。可我已心满意足，每天工作不下15小时。屋小，又在顶层，且无南面的通风门，所以，夏日房内的气温可高达40C。我只穿一条短裤，背上豆大汗珠不断淌下，手臂的汗水常使稿纸湿透，每隔半小时。必去冲冷水澡以降温。结果背脊上生发出一大片又刺又痒又痛的毒痱子。 就是在这动心忍性的10多年中，我觉得自己的知识有了迅猛增加，眼光也颇为锐利起来，能在文章书籍中获得养料、发现许多的问题，并渐渐尝试着把它们行诸文字。记得就在这间小屋内，我把所有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撰著 《中国人生精神》(原名《中国人生理论史鉴》)一书中，从先秦诸子到两汉魏晋南北朝的人生哲学思想，再至宋元明清，一直写到孙中山先生的人生哲学思想为止，我与程林辉先生写出了近30万字，意犹未尽。这本书的写作，不仅使我对中国哲学与文化有了更深更广的把握，更使我对人生诸方面的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 1991年，在夏永翔先生、欧薇薇女士、区向明女士的大支力持下，《中国人生理论史鉴》终于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1997年，在温六零先生的督促帮助下，在欧薇薇女士、金虹小姐的精心编辑后，此书更名为《中国人生精神》，与我撰写的另一部书《西方人生精神》配套再版，这是我学术生涯中特别值得庆幸之事，亦是广西人民出版社对我的大力扶持，相信这两本书对读者了解中西方哲人对人生问题的深刻思索和解答有所助益，对现代人解决面临的诸多复杂的人生问题肯定也是有帮助的。同时，我希望《中国人生精神》、《西方人生精神》二书能提供给人们丰富的人生思想与人生智慧，以直面人生，穷尽人生之奥秘，从而自如地驾驭人生，丰富自我的生命内涵，获得更大的人生价值与成功，终则迸发出人生的大辉煌。 我在撰写《中国人生精神》及《西方人生精神》的过程中，不想求体系的完整，亦不刻意于思想家们多方面理论贡献的研究，而以中外哲人在人生观上有否独特建构为标准，探索不同人生模式的渊源、特征、内容、性质。也许有读者会纳闷: 怎么某某都没写?但我只能在宝贵的有限的篇幅内突显出中外历史上各类人生理论的相异性，惟如此，才可供现代人进行比较、鉴别、选择和汲取，并获取健康、合理且合意的人生观，付诸人生的实践，从而走向人生的辉煌。 在研究人生问题的基础上，我于1997年以台湾的三民书局出版了《中国死亡智慧》，算是正式进入了死亡问题研究的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影响。 二、开课与海外讲学 我在研究中国人生哲学与生死智慧的基础上，在南昌大学开设出了“生死哲学”课，在对学生进行死亡观教育的过程中，试图让学生们沟通“生”与“死”，破除生死截然二分的流行观念。记得在1994年我开设“中国死亡智慧”的选修课时，约有200余学生报名听课，而到了1997年，我开设“生死哲学”的全校选修课时，第一学期有1360余人选修，第二学期也有1230余人选修，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现代中国人迫切地需要这方面的知识。而我觉得，随着人们生活水准的大幅度提升，“温饱”问题逐步解决，将使更多的中国人关心“生死”问题，际时，人生与人死的诸有关问题及学说都将成为“热点”与“显学”。从2006年开始，我与研究所另四位老师联合在江西师范大学开设了“生命教育与生死哲学”的选修课。 以上构成了我生死哲学探讨的广阔领域及坚实的社会现实基础。现在回想起来，我在二十余年的生死哲学研究及教学中，除了理论上的探讨之外，首先进入的是临终关怀的领域。 那是在1997年的4月，我应邀到到杭州参加“海峡两岸临终关怀学术研讨会”， 以“中国传统死亡智慧”为题作了二十分钟的演讲，没料到竟引起与会者，尤其是台湾各大医院从事安宁照顾工作的大夫们的高度重视。六个月后，我受台湾安宁照顾协会之邀于10月赴台演讲。4日我进入马偕医院豪华的会议大厅，在钟昌宏博士主持下，面对数百台湾各大医院、医学院从事安宁照顾工作的医生和护士，开始了我赴台后的首次演讲。起初我颇有些紧张，虽然以前久经“沙场”，讲演无数，但这是在大陆以外，又面对着完全陌生的面孔和相异学术背景的听众，我的这一套能否让大家听得进？实在是毫无把握。不过，听众的投入与认真很快深深地感染了我，不久，我开始进入了状态，努力地把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报告给台湾的医学界。 后来，邱泰源先生和赵可式博士为安排我的演讲行程，足足忙了数个小时，于是我在接下来的十余天中，或乘飞机、或搭火车、汽车、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嘉义、花莲等地匆匆来回，分别到马偕医院、台中荣总、佛光大学生死学研究所、台湾大学医学院缓和病房、耕莘医院、台南护理学校、成功大学及医学院、高雄医学院、辅仁大学哲学系、慈济医学院、台北荣总等处总共演讲了14场，所到之处，颇受欢迎。我虽然紧张万分，讲得声音都有些嘶哑，十分辛苦，亦无时间参观地方名胜，但心情颇佳，演讲之余我拜访了仰慕已久的韦政通先生，畅谈甚欢，同时还结识了杨柄南先生、陈良圭先生等一大批新朋友，实乃人生一大幸事。 有一次，我在辅仁大学哲学系演讲：先开了一个玩笑：“我一到台湾便迷了路，我这个搞哲学研究的人天天被人带到医院里转来转去，讲来讲去，一直把我带到解剖室去参观，到了辅仁哲学系，我才觉得到了家。”后来，我仔细一想，这正是台湾学者善于把理论引入实践操作的具体表现。当我在国内把生死哲学当成一个纯理论课题研究的时候，台湾学者已经把我的这些成果运用于医学实践。我在台湾出版的《中国死亡智慧》、《生死智慧》、《超越死亡》等书有的就被用作医学院学生的读物，并在临床中运用。 从1997年至2005年，我先后四次赴台湾及香港演讲“中国死亡智慧及其现代意义”、“关于‘非典’之生死哲学的反省”、“宗教之生死智慧与临终关怀”等课题，主要是在医院及医学院校面对从事临终关怀的医生、护士和临终病人，当然也在内地及台湾的许多大学、研究所面对学生及教师们讲生死问题。而在2004年11月由上海市民政局主办的两年一度的“上海殡葬服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应邀在大会发表专题演讲《心灵环保：殡葬业者与逝者亲属的精神抚慰》，算是迈进了殡葬文化研究的新领域。这几年来，我又先后应中国殡葬协会、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殡仪系、上海福寿园、天津永安集团、云南金宝山、福州三山陵园、杭州安贤园等单位之邀，作过《中国人之生死企盼与现代殡葬业发展的思考》及《构建中国和谐殡葬——兼及殡葬场所应该成为生命教育基地》、《关于殡葬业的性质的思考》等演讲，获得听众的热烈反响，也算是对殡葬问题有了一些研究和看法。 至于生命教育问题，我在多次赴台演讲过程中，就对台湾推展的生命教育有深刻印象，且一直希望能在大陆推动生命教育，为此撰写过多篇文章进行介绍。2005年5月，我第四次应邀赴台湾，参加了“亚太地区生命教育教学研讨会”，并作为第一位特邀佳宾在大会发表了“关于青少年自杀问题及其对策”的演讲，获得了如潮的好评，同时我也得到了许多关于生命教育的资讯，对生命教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二年，国内的生命教育也开展得如火如荼，2006年5月“清华大学职业经理人培训中心”请我为“卓越女性班”的学员讲了6个小时的“学会生死”的专题；6月及7月，宋庆龄基金会、青苹果教育技术中心等单位请我向全国数百名中学校长、德育老师、心理辅导教师等讲了“论生命教育——关于青少年自杀问题的生死哲学的反思”，所受到的欢迎程度是我始料所不及的。还有，7月底我在南昌接受《信息日报》的采访，稍稍谈了谈生死的相关问题，登出后竟然让报社的咨询电话响个不停。为此晚上我与徐博士专门到报社去接听咨询电话，我后来又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种种迹象表明，已有越来越多的国人意识到生死问题的重要性，其深层原因当然是温饱状态大为改善后，人们的生死问题开始凸显，受到更广泛的关注是必然的，这似乎让我感觉到二十多年的“冷板凳”坐下来，终于有些“热”了。 近年来，我在全国各地演讲生死哲学的相关问题，最让我感动的有二次：一次是2006年4月20日我在云南“2006中国现代陵园（金宝山）论坛”做完“构建中国和谐殡葬”的演讲后去休息室，途中被几十位来听讲的老人团团围住，一位老人拉着我的手说：“郑教授，您这样讲死亡，我们就放心了。”看着他略显混浊的眼睛，我强烈地体会到老人的激动与感谢之意，我大为震撼并有些纳闷：自己究竟讲了些什么，能让这些老人如此开心呢？稍一思考，我恍然大悟：在演讲中我曾谈到“死是生活的终止，生命可以永存”的原理，大意是：虽然人之肉身永存的观念非常错误，而“人死如灯灭”的观念则有着更大的问题，这会导致两种灾难性的后果：或者让人们在生前沉溺于肉欲，无所顾忌，甚至胡作非为、无恶不作；或者心如死灰，寻觅不到任何人生的价值，丧失了生存与发展的人生动力。这是两种危险的人生观与人生践行方式。现代中国社会为何在社会道德方面出现如此多的问题？为何社会总有那么一些亡命之徒横行城乡？中国的犯罪率为何总不能大幅度降低？这种“人死如灯灭”的观念是其背后的重要原因。为此，我认为，必须大力推行现代的生死观教育。健康及合理的生死观是：死是人之“生活的终止，但生命可以永存”。逝者虽然已矣，但其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可以存在下去。因为当人们生理生命结束之后，人在世间构建的血缘生命、人际生命、精神生命还存在。意识到这些道理非常重要，人们可以从中明白自我生前的责任是：第一、努力地从一个生理性、自然性的生命蜕变为家庭性、社会性的生命，建构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第二、随顺自然之生理生命与社会生命的发展，去成家立业，孝顺长辈抚育后代，构建自我之血缘生命。第三、努力奋斗，创新创业，立德立功立言，获得永恒之精神生命，终则超越死亡。这当然是针对接受了现代科学教育且无真正宗教信仰的现代人而言的。这些道理实际上并不特别深刻，但为何会对老人们产生如此大的启迪作用呢？我觉得，生活在现今的中国老人相当可怜，他们用来对付死亡的传统文化资源，如“阴间与阳间”的观念、“生死轮回”的观念等等，已基本打碎并遭遗弃，而新的应对生死问题的观念又没有建构出来。于是，人们只好硬扛着，许多人是在对死亡极度的恐惧中走向人生终点站的，我名之曰：生死品质极低。绝大多数的老人又不好意思对他人诉说死亡之痛，无法表达对死亡的恐惧与担忧，更得不到社会及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抚慰。他们也许深夜碾转反侧于睡榻，常常在内心自问：死是什么？死之后我到那儿去了？现代工业化、技术化的对遗体的处置方式更加深了无数中国老人的恐惧。可是，若他们能够在生命教育中真正明白，死亡是人之生活的终止，人之生命，如血缘生命、人际生命和精神生命可以永存，那么，人之死就不是全部的毁灭，死后生命的永存能给他们以莫大的宽慰。并且，这一原理的运用也让人们寻获了在人生过程中究竟应该追求什么？以何为最大的人生价值和意义？这即是我常常强调的一点：人们仅仅立于“生”是得不到真正的“生”的；只有立于“死”的基点来看“生”、来确定“生”的方向与价值，才能获得真正的“生”。这就叫做：站在人生的“终点”来看人生的“中点”，“自死而得生”。　 另一次让我深受感动的是：2006年6月2号，我在自己服务的学校——江西师范大学所开展的学术文化月“瑶湖之会”上，应邀作了一次题为“学会生死——访学台湾之沉思”的演讲，1个小时20分钟的演讲及10分钟的回答问题显得短了一些，气氛却相当热烈。不过，我也并没有特别在意。两天后的晚上我打开电脑，收到这样一份电子邮件：“尊敬的郑老师您好:我是政法学院03级政教系的学生,我叫某某某（我隐去了其名字）。几天前在方荫楼听您的‘生死哲学’的讲座,真的觉得学习到了很多平时疏忽了的重要的东西。回来后我想了很多很多,因为自己最近的感情问题也遇到了一些波折,也曾在很伤心的时候想到过‘死亡’,不过,听了您的话以后,我第一次认认真真的考虑了究竟什么是死亡？死亡又有什么意义？您说得真好,我们其实只是觉得生活上的感觉不如意,并没有去认真的思考过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样的责任。我在看您放给我们看的照片和课件的时候,真想让我所有的朋友和家人也看一看,也好好的想一想生活的意义。所以我想麻烦您,我能不能去您的办公室拷贝一下您那天讲座的课件,暑假回家时带回去给我妈妈和好朋友们都看一看。如果可以的话,您能给我回一个邮件告诉我您什么时候会在惟义楼办公室吗?或者您用邮件的附件形式发给我可以吗?(可能上传时会比较慢)麻烦您了,郑老师,谢谢您，祝您工作愉快!”这封电子邮件真的让我喜出望外，自己研究多年的生死哲学可能挽救了一条鲜活的年轻姑娘的生命，正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三、现代人生死问题的研究 我研究生死哲学二十多年了，这不算短的岁月似乎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前十五年。在这一阶段，我埋头于发掘中外哲人的生死学说，试图把传统的有关人生的伟大智慧尽可能地寻找出来，并提供给现代人去运用。当我经过非言词所能表达的艰辛，撰写出了《中国人生精神》与《西方人生精神》，《中国死亡智慧》与《生死智慧》等几本书后，我认为自己的工作已经有了一些收获，虽然还不是那样的理想。不过，近些年来，我常常想：自己的研究尽管计划性较强，形成了有系统的著述，从中国到外国，从生到死，似乎在研究中都囊括在内了。可是仔细反省一下，自己的这些探讨多局限在古人的看法，亦多限囿在古书的观念，而人之生死问题可以说是世上变化最快也最最复杂的，透视古人古书中的人生学说固然重要，但毕竟离现实太远，有时未免显得虚玄而无益，尤其是，如何在深入研究他人的思想基础上，逐步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理论呢？就在我发生这些思想的困惑时，1998年发生的一桩事使我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转变，它也标志着我的研究与著述生涯中的第二阶段的开始。 1998年，我又再次应邀赴台湾，在各地共演讲了七场。这一次，我的中心讲题就不是局限在传统的死亡观与死亡智慧的范围内了；我有意识地把研究和演讲的视野扩大到现代人之人生问题和死亡问题。我在佛光大学讲了《现代人十大生死问题及其对策》，获得了听众的热烈反响；在高雄医学院和台湾大学医学院讲了《现代人五大死亡问题及其对策》，也获得如潮的好评。于当年创刊的佛光大学生死学研究所的《生死学研究通讯》以两期的篇幅专门就我的演讲词进行了商榷，可见已受到台湾学界的重视。而我返回大陆之后，顺道在深圳市图书馆会议大厅作了同一题目的演讲，结果反应之强烈又是出乎我之意料，也出乎热情张罗的欧阳卫国君和主办的有关方面的意料。讲完后，我被热情的听众团团围住，提了数也数不清的问题，并把我所有的名片一讨而光，一直到我指着手表说：“非常抱歉，我还要赶六点的火车。”听众们这才让开一条通道让我离开。然后，我又到了广州的华南师大，再讲《现代人之十大生死问题及其对策》，只见诺大的教室挤得水泄不通，已经把教室内所有的课桌搬掉了仍然有许多学生站在外面听。演讲中，场上的学生一会儿大笑，一会儿陷入深深的沉思状态。气氛之热烈，效果之显著，实使我这个演讲者深受感动。演讲完后，学生们的问题接连不断地提出，散场之后，同学们还跟随着我问这问那，一直到宾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演讲会的组织者林伟建对我说，如此热烈的气氛是这些年来没有见过的，同学们拉住他，一定要他答应什么时候再请我来演讲，我的讲稿也被众学生争着拿去复印（后正式发表在《上海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我不认为我是个优秀的演说家，我的记忆不太好，我的语言不华丽，我讲的内容也不煽情，我的长相更是无甚特点。可为何我的这一演讲题能引起海内外如此大的反响呢？原因很简单，是我讲的东西与人们关心且切身的问题密切相系，触动了人们的情绪和思考，故而引起了听众们的热烈回应。 回到我在南昌的简陋的书房“神游斋”，我沉思了很久很久，最后决定今后的研究方向将做战略性调整：由原来主要集中于传统的思想资源转向现代，由主要谈古人的生死观转向主要探讨现代人面临的生死问题。当然，这并不妨碍我有时仍把目光投向传统，但我将以大部分精力集中于当前。这就是我后来撰写《穿透人生》的起因和背景。这本书可以说是我著的第一本只谈现代人生死问题的书，而且又是以人生随笔的形式写成的。我在2005年推出了《中国生命学——中华贤哲生死智慧》一书，试图在中国贤哲的生死智慧中获取解决现代人之生死问题的方法与途径，特别是为建构适合中国人生死实践特点的中国生命学，或生死哲学之理论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读者可以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仔细体会中国贤哲是如何面对自我之生死课题，又是如何解决之的。而在本书的三篇附录《走向“生命共同体”》、《由“认”到“命”》、《心灵环保》中，我即试图运用传统的生死智慧来解决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所遭遇的三类生死问题。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生死问题一方面具有特别个我化的性质，也就是说，每一个人所遭遇到的生死问题都不一样，解决的方法与途径也应该各不相同，所以必须广泛地去涉猎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生死智慧;另一方面，生死问题又具有最大的普泛性，人人都必定会在特定的时间地点遭遇到生死问题。这一特质决定了生死问题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勇敢面对的问题，也是人们特别需要智慧去加以解决的问题。如果本书能够为读者解决生死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那就是著者我最大的幸福与快乐了。亦是在具象的生活过程中让读者进一步去体味中国博大精深的生死文化和生死智慧。 我在2006年推出了《生死学》，这本教科书原名《生死哲学》，追求的不仅仅是表述一门学问，更强调将生死学与生死哲学的知识落实于每一个人生活的实践中去运用。让读者把生死的知识性学问转化为生死的生命性学问，使理论知识成为实践的智慧，以应对我们每一个活着者都必然要面对的生死大事，这即是贯之本书的主线——从“学习生死”到“学会生死”。 “学习生死”，即是对人之生与死各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探讨，认识之并掌握之；而“学会生死”，则是在学习生死的基础上构建人生智慧与死亡智慧来应对这些复杂的生死问题，并进而去解决人生问题、超越死亡问题。一般而言，人生问题是可以去解决的，但死亡问题则无法解决只能去超越。 四、原理与方法 我二十五年对生死哲学的研究，基本上形成了探讨生死问题的五大原理：“生命与生活的紧张之原理”；“人生时光与物理时间不等式的原理”；“生命共同体的原理”；“生死互渗之原理”；“死是生活的终止，生命可以永存的原理”。 我探讨人生问题的主要方法是“生命与生活的紧张”。认为，人之生命作为有机体的存在，是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一条“流”。因为，没有过去的生命，人们不可能有现在的生命；没有未来的生命，则已是一个死人。这样，立于人之生命的角度，必走向沟通你、我、他，乃至与一切生命体与自然宇宙和谐相处，这是一种普遍性的类我化的人生观。但人之生活作为有机体的感受，则是当下此在的一个“点”。因为，过去的生活感受已消失了，未来的生活感受还没有开始，所以，人们一讲生活必是此在性的。这样，立于生活的角度与立于生命的立场不同，人们往往走向特殊性的个我化的人生观，并形成你、我、他，乃至与其他生命体和自然宇宙间的种种摩擦，这是一种较狭隘的人生存在方式与观念。所以，立于人之生命的存在面所形成的人生观与立于人之生活的存在面形成的人生观是有很大区别的，二者的紧张构成了一切人之生死问题所由发生的基础。 我探讨死亡问题的主要方法是“生死互渗”，认为所谓“生”实蕴含着“死”之因素在内，而“死”则意味着某种新“生”。由此视野来探讨有关人之死亡的诸问题，就决不是一种生理学和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研究，而主要是人文主义的视野。生死哲学不追求客观的“真”，因为生死问题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和无穷多的论域，因其主体——人——有着不一样的家庭与教育的背景、地区与国别的差异，以及文明传统、思维方式、性格特征等等的不同；所以，在生死问题上决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真理”，人们一掌握此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生死问题。由此出发，生死哲学不以成为科学为目的，而以创造能够解决人们生死问题的智慧为目标。这种智慧又不可能是“一种”或“一个”，而是多元并存。生死哲学特别强调全人类文明传统中一切生死的智慧具有同等的价值，每一个人都可根据自己所遭遇的生死问题进行理性与感性的抉择。所以，本书将各宗教的生死智慧与哲学智慧并列，希望读者能在阅读中感受人类伟大文明传统的永恒魅力，当然，更重要的是获得学会生死的途径与方法。 近七八年以来，我还倡导并身体力行一种求学的新方法，姑名之“思想考古”。简单地说，即是在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中要“从经典还原为人，从人还原为生活”，这也许是我提出恢复传统“讲会”制并付诸行动的根源所在。 想我大学毕业后，对方法问题尤为重视，多年摸索，却并无大的突破。直到我耗时十年，在广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中国人生理论史鉴》（再版时改名为《中国人生精神》）、《西方人生精神》二书后，才忽然有了一些进展。 这二书出版后，在纷至沓来的赞誉面前，我还保留了一份学术上的清醒。记得一天，我在南昌大学简陋的“神游斋”中随意翻看新书，突然醒悟到：我所撰写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人生精神，只是典籍内的人生精神，亦即从这些思想家所写的文章、书籍中抽出观念，组成一个理论的系统，再稍加评论而已；而这些思想家的人生观念与其人生践履想必有差距，且他们的人生观念一定跟不上其人生行为的变化。一个人很难做到以一种观念持之终身，无论其多么崇高多么神圣；况且，人们表述在文章或书籍中的东西往往并不与其行、甚至与其思完全吻合。所以，我虽然与两位老师合作推出了《中国人生精神》与《西方人生精神》二书，说是探讨了几十位中外思想家的人生，但实际上仅仅是研究了典籍中的人生观而已，与其真正之人生模式可能相差甚远，在某些方面也许完全相反。那么，我们能否找到某种方法，去对思想家真正的人生模式加以探讨，以使我们的理论探索更加接近历史人物的真实呢？ 后来，我连续花了七八年的时间，借鉴文化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的方法与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深入乡镇田野，在古村古树古庙古墓古道古书院等等这些历史人物生活、求学、婚娶，乃至安息之地中去阅读古人，准确地说是感悟古人。结果收获极大，一路走，一路读；一路的思索，一路的辩驳，最后形成的文章汇集成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与《神游千古》二本书，出版之后，反响颇佳；且凡自认为有所悟者皆写成份量颇重的专题论文发表，亦有些好评。 五、前瞻与沉思 几十年来也不知伴随着多少好心的不解或恶意的嘲讽，多少个不眠或少眠的思考之夜？也不知经历过多少理论上乃至人生中的风雪雨霜，甚至让我被迫告别了学于斯教于斯近三十年的南昌大学，调往江西师范大学工作。但我总在坚持、坚持、再坚持，也许是我天生愚钝、不善权变？也许是我总认为生命何其短也，闲言碎语甚或暗中使绊不值得太在意？也许我内心真有那么一点终极信念在支撑自己？无论何者，反正是二十五年如一日，对生死哲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探索始终没有动摇过。 其实，我在内心也早就算过一个账，明白生死问题的普泛性和重要性。因为，人世间的生死困厄是人人都会遭遇的严重问题。中国每年正常去世的人口约820万左右，以每一个人约5个直属亲人计，便有4100万人有生死哀伤的问题；再以每1个去世者有10个左右的次亲及朋友、同事计，则有8200万人有生死之痛的问题。3项总计为13,120万人，也就是说，中国每年有十分之一以上的人有生死问题的困扰。生死不由人，由生之死是人生的一个自然现象，又是对人之情感特别震撼的现象。每个有正常寿命者，除必需面对自我之死外，还必然要面对亲友以及其他非正常死亡现象的悲惨场景。对将逝者而言，应该有“临终关怀”来照顾他们；而对丧亲丧友者而言，则需要用“悲伤抚慰”来帮助他们。一般而言，伴随着死亡现象的产生，人们必然会产生悲伤、不安、恐惧、痛苦、焦虑等负面情绪，让人不得不去正视死亡带来的悲痛与生命中的失落等问题。临终关怀及悲伤抚慰在西方及台湾地区已成为重要的专业，有专业咨商师、辅导师、宗教师的设置，在这方面也累积了大量的成果。我希望通过研究及引进，来大力推动临终关怀及悲伤抚慰在中国大陆的展开。而且，如此巨大数量的要处理生死问题的人群，是需要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生死观教育的，是需要进行临终关怀及悲伤抚慰的，也是需要让人们学会由死观生的方法，来获取正确的人生方向的。 另有一个数据也相当惊人：目前中国每年约有1.6万名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平均每天有40多人，相当于每天消失一个班。中国每年还有10万人丧生于车轮之下，每年自杀人数也在28万人之多。如此众多的非正常死亡的事实告诉我们：在全社会必需开展生命教育，特别是对学生、家长，教师等要开展系统的生命教育。让孩子们从小就理解生命的意义，珍惜生命，保护生命，建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走出生命的误区，创造生命的价值与辉煌，并能够正视死亡现象，预防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发生。如是，世界因此而更美好，社会也因此而更和谐。但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从官方到学界到民间，皆对生命教育的目的、意义、内容、方式、途径等的认识还相当模糊，应作深入的研究。我特别希望在中国大陆引入西方及台湾地区生命教育的丰富经验，推动国内的生命教育走向深入，并期待着生命教育能在不久的将来在全国的中小学成为制度化的课程。 还有一个经常被人们忽略的领域：在中国大陆，殡葬从业者近4万人，民间从事这种职业者或许有10余万之多；殡仪馆、火葬场、公墓等殡葬经营单位也将近3000家。但中国的殡葬业主要分布在城市，在广大农村的许多地方还是空白。而已有的殡葬业，也还存在着从业人员文化素质不高、服务水平偏低和产品的精神文化含量偏少等等问题。如何快速、健康、协调地发展中国的殡葬业，需要进行深入地探讨。而殡葬业又如何舒减自身员工的心理和社会压力，如何对逝者及遗属提供更好更全面的服务，殡葬场所能否及如何成为生命教育的基地等等方面，都应该也必须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及改进。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的向前发展，殡葬业也应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同时还要大力提升殡葬业的管理及文化品质，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深思与研讨的。 以上构成了我生死哲学探讨的广阔领域及坚实的社会现实基础，我将一直坚持下去；无论有无成绩或成绩有多大，我都将会永远探讨不止，直至生命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