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德耀自述
发布时间：2010-10-09 11: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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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qps57
我是江苏省灌云县板浦镇人，1903年农历二月初八生，农工民主党成员，1932年参加工作。法国国授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学位，教授、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国家重点专业实验室、肿瘤细胞工程实验室（国家级）学术负责人。厦大抗癌研究中心领导小组组长、农工民主党中央资监委员会常委、厦门市政协副主席、福建省政协常委。 父亲汪寿序和生物学老师李士博对生物学皆很感兴趣。他们对我的业务成长有很大的影响。随着父亲工作的变动，曾在南京住一些时间，最后在北京定居。这便使我有机会广泛接触社会，亲眼目睹军军阀混战，列强侵略贫穷落后旧中国。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开始思索：不愿做亡国奴、怎样复兴中华中国才有光明前途的问题。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当时我和革命先烈赵世炎（师大附中同学，比我高一班）立刻组织学生自治会，积极投入这场斗争，并且作为全国仅有的两位中学生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大学红楼与北洋军阀当局的谈判——要求罢免亲日派卖国贼的谈判。当时我感到只有发展科学技术，才能使国家富强，以免遭到列强的期凌。因此，我学习倍加用功，成绩优异，1921年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公费赴法留学。 我首先在法国里昂大学学习。经过五年的努力，于1925年获得理科硕士学位。1926年转到法国巴黎大学，在著名的胚胎生理学家万特倍尔教授（P Wintebert）和闻名的马哈博士（M Parat）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于1931年获得法国国授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横口鱼类孵化腺的研究》，富有高质量、创造性的成果。世界闻名的《巴黎海洋研究院》年报于以全文发表。因此我获得著名的生物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Berthelot）的最高额科学研究奖金2500法郎（当时折合250银元）。 在法国期间，我了解外国人对于有几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国很少知道，甚至完全不了解，我就加倍努力学习，进行研究工作。因此，我才能在1926年和1928年，两次作为中国唯一代表参加在捷克都会布拉格和法国博尔多市举行的《解剖学学术研究会》——从大解剖到分子杂交解剖——宣读四篇创造性高质量的论文。我还利用业余时间，把著名的女作家谢冰莹的《从军日记》译成法文，经法国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罗曼·罗兰大师推荐在发得量达100万份的《小巴黎人日报》头版详细报导，使法国人民了解了中国的新女性，并得到了人民热烈拥护的《北伐战争》。因此，我和罗曼·罗兰大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1年汪德耀(后排左1)和女友(前排右1)
在我获得博士学位，导师万特倍尔教授和马哈博士殷切希望我留在法国继续和他们一起从事研究工作。法国著名的罗斯可夫（Roscoff）巴黎大学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长普伦郎教授（Prenant）也以优越条件聘请我到该所工作。当时我正和美貌、温柔、多情的在药学院学习的露丝·德维莱（Lucie Devillers）热烈恋爱；因此，她和她的家人更是殷切希望我留在法国成为他们家中的一员。正好在这个时候，“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正在蹂躏着祖国；东北沧陷、华北告急，几万万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祖国的呼唤，民族的需要，使我痛下决心，毅然放弃了在法国的优厚待遇和优越条件，忍痛割断缕缕情丝，于1931年11月底，从巴黎经马赛乘轮船在海上颠波三十五天之久，回到了多灾难的祖国。 回国之后，一心想着科学救国的我，也不得不随着动荡的社会而四处奔波。先后在国立北平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湖南师范学院、福建省研究院和厦门大学等单位任教和进行科学研究。我把个人的婚姻大事也推迟了，到34岁时才成家。在当时十分恶劣的条件下，我自己当然也难有大的作为，仅在1940年才发表了“动植物细胞的细胞质组成物研究”论文，被我国细胞学界公认为是抗战八年期中唯一的一篇细胞学论文，曾被推荐到中国动物学会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展出。 1945年，汪德耀任厦门大学校长
1943年我应聘到厦门大学任生物系教授、系主任、理工学院院长、代理校长。1945年9月，正式任厦门大学校长。当时日本虽然投降，学校仍然处在万分困难、百废待兴的局面：除了多方筹集资金、完成由长汀搬回厦门的迁校工作外，还要考虑学校的发展。我在理学院设立海洋学系，在工学院设立航空工程学系和机械工程学系，在商学院设立国际贸易系，在法学院设立南洋经济研究室。这些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空前设立的新系科，对于我国战后国家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经济的人才需要，以及学校和国家今后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解放后山东海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厦大经济学院对外贸易系和厦门南洋经济研究室就是在上述四个富有特色的系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我被公认为有办学的远见卓识的学校领导人。 早年我受蔡元培先生学术思想的影响，鼓励百家争鸣，提倡学术自由、实行民主办校、聘请翻译《资本论》的王亚南、郭大力等一批进步教授来校任院系领导工作。从1947年到1949年解放前夕的解放战争中，全国学运澎湃，厦大也不例外。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三次给我下“亲启密令”，要我限期解聘王亚南，开除几十位进步学生，我都多方为他们开脱、辩护，拒不执行，但当事人并不知道。尤其是在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两次命令我，把可靠的师生和贵重的图书仪器迁往台湾。我皆虚予周旋，以各种借口拖延，使其阴谋无法实现。 一唱雄鸡天下白，沉睡多少个世纪的东方巨狮终于苏醒了！1949年10月中旬，厦门解放了！当时我正应邀在英国参观、考察和讲学，得到接管厦门大学军代表的电报，请我尽快回校。这个喜讯使我欣喜若狂！多年来我追求科学报国的宏愿将要实现了。我一方面回电表示热烈祝贺，另一方面紧缩在英国的计划日程，于1950年3月回到厦门，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洪流。当时，华东教育部立刻任命我为厦大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对外仍用“校长”名义。1950年8月我作为福建省的科学技术界代表出席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会议，亲自聆听周恩来总理关于新中国自然科学发展宏图的重要报告，受到极大的鼓舞！领导决定我参加制定我国细胞学的发展规划。为发挥我的特长，组织上委任我为生物学系主任，并从事我所喜爱的细胞学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我才能集中精力继续探讨动植物细胞的液胞系和高尔基体的演进规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同时，我也开展海洋动物的人工授精研究，为发展福建省的海洋养殖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不但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灾难，也使一大批老革命和科学家受到摧残，我当然也不能幸免；教学科研被迫中断，抄家、批斗、游街等接连不断。我还被扣上“双手沾满了革命烈士鲜血”的“刽子手”罪名。但是我当时深深相信党，乌云必将过去，光明一定会到来。因此，我利用生物系资料室“劳动改造的机会”，偷偷查阅国内外细胞生物学方面的最新资料，写出《现代细胞生物学发展动态》一文，自己出钱油印100份，分寄有关单位和同行。我的这种活动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就成了后“复辟资本主义”的批判对象。 回顾过去的历程，我在旧中国生活了约半世纪，在新中国也生活了约半个世纪。在这么长的历史过程中，我矢志不渝，一直在为国家的高等教育而工作着。我的思想认识，也随着工作的实践不断地升华。应该肯定地说，真正让我认识到一个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应该如何去爱他的国家，并为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贡献力量，明确这个道理是在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才逐步提高了认识，如果说，我能够在教育和科研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为社会主义大厦添了一砖一瓦的话，那么，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同志们对我的教育和帮助。
在我获得博士学位，导师万特倍尔教授和马哈博士殷切希望我留在法国继续和他们一起从事研究工作。法国著名的罗斯可夫（Roscoff）巴黎大学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长普伦郎教授（Prenant）也以优越条件聘请我到该所工作。当时我正和美貌、温柔、多情的在药学院学习的露丝·德维莱（Lucie Devillers）热烈恋爱；因此，她和她的家人更是殷切希望我留在法国成为他们家中的一员。正好在这个时候，“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正在蹂躏着祖国；东北沧陷、华北告急，几万万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祖国的呼唤，民族的需要，使我痛下决心，毅然放弃了在法国的优厚待遇和优越条件，忍痛割断缕缕情丝，于1931年11月底，从巴黎经马赛乘轮船在海上颠波三十五天之久，回到了多灾难的祖国。 回国之后，一心想着科学救国的我，也不得不随着动荡的社会而四处奔波。先后在国立北平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湖南师范学院、福建省研究院和厦门大学等单位任教和进行科学研究。我把个人的婚姻大事也推迟了，到34岁时才成家。在当时十分恶劣的条件下，我自己当然也难有大的作为，仅在1940年才发表了“动植物细胞的细胞质组成物研究”论文，被我国细胞学界公认为是抗战八年期中唯一的一篇细胞学论文，曾被推荐到中国动物学会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展出。 1945年，汪德耀任厦门大学校长
1943年我应聘到厦门大学任生物系教授、系主任、理工学院院长、代理校长。1945年9月，正式任厦门大学校长。当时日本虽然投降，学校仍然处在万分困难、百废待兴的局面：除了多方筹集资金、完成由长汀搬回厦门的迁校工作外，还要考虑学校的发展。我在理学院设立海洋学系，在工学院设立航空工程学系和机械工程学系，在商学院设立国际贸易系，在法学院设立南洋经济研究室。这些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空前设立的新系科，对于我国战后国家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经济的人才需要，以及学校和国家今后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解放后山东海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厦大经济学院对外贸易系和厦门南洋经济研究室就是在上述四个富有特色的系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我被公认为有办学的远见卓识的学校领导人。 早年我受蔡元培先生学术思想的影响，鼓励百家争鸣，提倡学术自由、实行民主办校、聘请翻译《资本论》的王亚南、郭大力等一批进步教授来校任院系领导工作。从1947年到1949年解放前夕的解放战争中，全国学运澎湃，厦大也不例外。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三次给我下“亲启密令”，要我限期解聘王亚南，开除几十位进步学生，我都多方为他们开脱、辩护，拒不执行，但当事人并不知道。尤其是在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两次命令我，把可靠的师生和贵重的图书仪器迁往台湾。我皆虚予周旋，以各种借口拖延，使其阴谋无法实现。 一唱雄鸡天下白，沉睡多少个世纪的东方巨狮终于苏醒了！1949年10月中旬，厦门解放了！当时我正应邀在英国参观、考察和讲学，得到接管厦门大学军代表的电报，请我尽快回校。这个喜讯使我欣喜若狂！多年来我追求科学报国的宏愿将要实现了。我一方面回电表示热烈祝贺，另一方面紧缩在英国的计划日程，于1950年3月回到厦门，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洪流。当时，华东教育部立刻任命我为厦大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对外仍用“校长”名义。1950年8月我作为福建省的科学技术界代表出席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会议，亲自聆听周恩来总理关于新中国自然科学发展宏图的重要报告，受到极大的鼓舞！领导决定我参加制定我国细胞学的发展规划。为发挥我的特长，组织上委任我为生物学系主任，并从事我所喜爱的细胞学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我才能集中精力继续探讨动植物细胞的液胞系和高尔基体的演进规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同时，我也开展海洋动物的人工授精研究，为发展福建省的海洋养殖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不但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灾难，也使一大批老革命和科学家受到摧残，我当然也不能幸免；教学科研被迫中断，抄家、批斗、游街等接连不断。我还被扣上“双手沾满了革命烈士鲜血”的“刽子手”罪名。但是我当时深深相信党，乌云必将过去，光明一定会到来。因此，我利用生物系资料室“劳动改造的机会”，偷偷查阅国内外细胞生物学方面的最新资料，写出《现代细胞生物学发展动态》一文，自己出钱油印100份，分寄有关单位和同行。我的这种活动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就成了后“复辟资本主义”的批判对象。 回顾过去的历程，我在旧中国生活了约半世纪，在新中国也生活了约半个世纪。在这么长的历史过程中，我矢志不渝，一直在为国家的高等教育而工作着。我的思想认识，也随着工作的实践不断地升华。应该肯定地说，真正让我认识到一个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应该如何去爱他的国家，并为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贡献力量，明确这个道理是在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才逐步提高了认识，如果说，我能够在教育和科研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为社会主义大厦添了一砖一瓦的话，那么，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同志们对我的教育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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