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章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和革命活动家。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宣传救国救民的真理，创建和发展北方党团组织，领导陕西、河南和山西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创建红二十四军和晋西游击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四次被捕入狱，坚贞不屈，直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

　　刘天章，又名刘望，字云汉。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出生于陕西省高陵县高刘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刘伟堂虽终年勤耕苦种，仍不能养活全家，后到外地经商，光景稍有好转。刘天章十四岁时，才到三原县城一所小学读书。他目睹清朝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的现实，产生了反抗清王朝统治的思想。一九○八年十一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为了显示皇帝和太后的所谓“勋业”，清政府强令全国学校一律公祭七天。学校举行祭奠，刘天章总是不去，为此屡遭校方斥责，但是他不仅不屈服，而且还鼓动同学进行反抗。一九一四年春，刘天章考入西安三秦公学留日预备科。次年五月，袁世凯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到陕西，刘天章义愤填膺，团结校内外的进步师生杨钟健、魏野畴、李子洲、呼延震东等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上街讲演，声讨袁世凯及其爪牙陕西督军陆建章与日本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祸害陕西人民的罪恶。

　　一九一八年夏，刘天章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进入化学系学习。五四运动中，刘天章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也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在“五四”大游行中，他和同学们奋勇冲进赵家楼，痛殴卖国贼，火焚曹(汝霖)宅。他还负责主编北大学生会会刊，并领导进步学生对罗家伦等人向军阀政府妥协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还多次组织同学上街讲演，宣传取消“二十一条”，收回青岛，抵制日货，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为此他曾遭警察逮捕，但不久即获释。

　　五四运动后，刘天章逐渐认识到，为了更有利于斗争，必须广交师友，建立团体，开展宣传。一九二○年一月，刘天章和杨钟健、李子洲、魏野畴等人，将陕西旅京学生团改名为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创办了《秦钟》月刊，向陕西人民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秦钟》提倡民主，自由、科学和妇女解放;反对封建迷信、尊孔读经和早婚、缠足等旧风俗;向人民揭露反动军阀祸陕的罪恶。这一年下半年，陕西省教育厅长郭希仁强令教育界人士在孔庙行跪拜祭，当时担任省立女子师范教务主任的王授金，因坚决反对这种倒退行为，被郭希仁下令撤职。刘天章与杨钟健、魏野畴等同学联名上书郭希仁，表示抗议，坚决支持王授金的正义行动。在陕西和旅京进步学生一致强烈反对下，郭希仁被迫在一九二一年春下台。

　　一九二○年春，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刘天章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他踊跃参加该会组织的读书会、讨论会和辩论会， 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等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年冬，刘天章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刘天章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投笔从戎

　　一九二四年六月，刘天章在北京大学毕业后，曾一度协助李大钊在北京做党的地下工作，并担任过北京反帝大同盟的秘书。这一年秋天，刘天章通过李大钊和邹均、屈武等人的关系，结识了国民军副总司令兼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胡景翼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倾向革命，在他率部入豫兼任河南省督办时，特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共同商讨创办学生军、聘请苏联顾问等问题，以扩充军事力量。在刘天章和屈武的陪同下，李大钊亲往开封与胡景翼就上述问题进行磋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经党组织和胡景翼的同意，由刘天章在国民二军负责创办学生军，并担任陆军训练处学生兵队大队长(又称学生营营长)。

　　刘天章投笔从戎，在北京招收士兵时，引起了许多人的非议，党内也有些同志觉得他是大学生，有学问，不同意他从军，有的人再三劝阻。刘天章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主张，毅然带领新招收的士兵前往开封就任。学兵队在北方党团组织和胡景翼的支持下，先后招收士兵五百多名，编成四个连。这些士兵多系出身贫苦的中学生。刘天章以黄埔军校为榜样，通过党组织和胡景翼、于右任，从黄埔军校调来共产党员杨家乃、王泰吉和进步军官严云生等担任连、排长。刘天章对学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常识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组织官兵阅读进步书刊，教育官兵要为工农大众服务。他还在学兵队里建立了党团组织，并亲任书记，不到，一年时间，党团员就发展到近百名，连、排、班长大都由党团员担任。经过短期的学习训练，学兵队大部分成员都被分配到国民二军担任下级军官，成为二军的基层骨干。

　　一九二五年夏，中共豫陕区委成立，刘天章任区委委员兼军委委员。他同区委书记王若飞等积极帮助国民二军继续办好陆军训练处军官队，通过李大钊聘请了苏联顾问担任教官，吸收了大批党团员在军官队工作和学习，并在国民二军和军官队里秘密发展党团员和青年军联合会会员，扩大革命力量。在中共豫陕区委和王若飞、刘天章等同志的领导下，河南的工运、农运、学运、妇运和军运都有了很大发展，被誉为“华北的广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各地。六月，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在豫陕地区进行“清党”反共，强令《国民日报》改变宣传方针，不准宣传共产主义和反蒋言论，报社工作处境困难。为了指导社务，同敌人进行斗争，刘天章抱病从高陵返回报社。当晚，得悉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部图谋逮捕在西安的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要报社全体人员于七月八日晨去西安留守司令部接受“训话”。刘天章立即请示陕甘区委，研究对策。区委指示报社继续坚持拥共反蒋的宣传方针，并决定由刘天章和白超然、童志道去西安留守司令部交涉。刘天章明知此去凶多吉少，但他抱定流血牺牲的决心，遵照党的决定，挺身前去，果然被拘禁起来。刘天章据理痛斥敌人的法西斯行径，严厉地说：“我是报社社长，我负报社一切责任，可叫他们回去!”迫使留守司令部释放了童志道，而刘天章和白超然被解赴河南洛阳，不久又被押解到郑州内防处。

　　一天，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位同志传阅总结文件时，由于麻痹大意，将文件丢失在地上，被守卫土兵拣去。敌人在文件上发现刘天章是狱中党组织的负责人，便大施淫威，在手铐之外，给他又加上两副七斤重的铁镣，不许他放风。尽管施用酷刑，每次审讯时，刘天章仍拒不承认自己的身份。敌人又派伪军法官劝降，同样遭到刘天章的严厉斥责。狱中党支部决定利用这一机会，进行绝食斗争，要求给刘天章和狱中难友一律下镣，改善伙食和延长放风时间。当时，刘天章的身体虚弱，大家担心他参加绝食斗争会更加损害他的健康，劝他不要参加。但他横下一条心，要和大家共同战斗。敌人一次次送来的食物，他都断然拒食，以惊人的毅力，强忍着饥饿和病痛同敌人进行斗争。绝食斗争到了第三天，敌人慌了手脚，被迫答应解除手铐，改善狱中伙食待遇。但是，刘天章身上的镣铐依然没有解除，仍受到严密的看守。一九二九年夏季，冯玉祥与蒋介石分裂，开封监狱的政治犯先后获释，刘天章也恢复了自由。

　　出狱不久，党组织先派刘天章在中共顺直(北京附近及河北省)省委做宣传工作，公开身份是《天津商报》的总编辑，后又负责领导北方书店。这时，国民党的密探时刻监视他的行动，环境险恶，党组织又派他去负责互济会的工作。刘天章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巧妙地同河北、天津、北京等地监狱中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使狱中的难友得到党的指示和物质上的接济，精神上受到很大鼓舞，为此曾受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表彰。

　　一九三○年春，刘天章在天津又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备受折磨，但坚不吐实，一直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党的机密。敌人抓不到证据，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他六个月徒刑，后转送到“自新院”。是年九月，奉系军阀入关，晋军退出天津，“自新院”的政治犯乘机出狱，刘天章遂被释放。

　　一九三○年九月，党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会后，中央对山西地区的形势作了分析，认为山西地区群众斗争的力量对发动武装暴动十分有利，把山西作为北方革命的重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共北方局于十月在天津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在山西尽快组织工农红军，创建新苏区;同时决定改山西特委为山西省委，派刘天章担任省委书记。

　　刘天章到任后，先以主要精力传达贯彻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和北方局扩大会议精神，开展反对立三“左”倾错误的斗争，调整和恢复了省委，太原市委的领导机构。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山西地方党的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到一九三一年四月，太原市党员发展到一百零五人，团员三十一人。全省共有党员二百六十八人，建立了五个地方党部和二十一个支部;还设立了秘书处和“并州养蜂场”，作为党组织秘密活动的联络机关。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北方局和河北省委部分领导人，成立了“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反对四中全会决议和王明等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主张召开紧急会议，解决“立三路线”的问题。山西省委曾接待了“筹备处”所派的代表。为此，北方局主要负责人为解决所谓山西党组织反六届四中全会的问题，将山西省委改为特委，将刘天章降为特委组织部长，强迫他承认反四中全会的错误。刘天章虽由书记改任组织部长，仍以党的事业为重，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对新任特委书记阴凯卿非常尊重，阴凯卿也信赖刘天章，两人亲密合作，为周围同志一致称道。

　　刘天章到山西后，一面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一面组织工农武装，发动武装暴动。到一九三一年夏季，驻晋军阀部队中党的地下组织都有了新的发展，党员数量也有了很大的增加。刘天章和阴凯卿、军委书记谷雄一认真分析了新的形势，共同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发动兵变，组织红二十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在吕梁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在此之前，刘天章曾派共产党员阎红彦和白锡林，吴岱峰等在晋西山区开展武装斗争，筹建红军游击队，于一九三一年夏在孝义县和中阳县交界的楼底村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这是华北地区第一支红军游击队。不久，驻汾阳永安镇敌军一个排全部起义，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的人员和武器装备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

　　游击队成立后，刘天章和谷雄一经常以买蜂蜜为名，到并州养蜂场同游击队负责人秘密接头，传达党的指示，布置任务，转送枪枝弹药。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群众，建立农会，公审土豪，开仓济贫，贫苦农民纷纷报名参加，队员发展到二百余人。从此，以吕梁山为中心的汾阳、孝义、离石，中阳、石楼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并日趋发展。

　　吕梁山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震惊了山西的反动统治者。晋西各县政府纷纷向省方告急。山西省主席徐济昌派兵万余人前往“围剿”。游击队与敌激战数次，终因寡不敌众，向陕北转移，于九月初到达清涧、安定(今子长县)一带，同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接上了关系。后来，刘天章又与赵伯平联系，将晋西游击队及党的组织关系交给陕北特委领导。十月，晋西游击队到达陕甘边的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合，成为刘志丹、谢子长领导创建的西北红军的一支骨干力量。

　　一九三一年七月四日午夜，在山西特委和刘天章的组织领导下，在山西平定爆发了高桂滋部的武装起义。次日，宣告成立了华北地区最早的一支工农红军——红二十四军，赫光(即万启贤)任军长，谷雄一任政委。部队转战到河北阜平县城，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北方第一个红色政权——阜平县苏维埃政府。

　　但是，由于我军领导人缺乏斗争经验，同年八月，误中敌新编第一师沈克假投诚的圈套，结果被俘，遭敌杀害。敌军乘机分途进攻阜平县城，我军被迫撤离，横跨晋北山区十余县，击退追兵十余次，从保德县境渡黄河到达陕北府谷和榆林一带，后又遭军阀井岳秀部包围，起义归于失败。

　　红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太原，刘天章受特委的重托，一面给陕北特委写信求助，一面派人前往陕北寻找红二十四军。他也亲自化装成贩牲畜的商人， 日夜兼程，前往陕北，准备召拢部队，直接指挥。当他赶至黄河岸边时，得知红二十四军已经失败，于是又重返太原，不久，被敌人逮捕。

　　刘天章被捕后，敌人将他和阴凯卿、任国桢押解到太原警备司令部。在敌人的多次审讯中，他都严守党的机密，用化名“王慎修，山西蒲州人，是个卖柿子的”来对付敌人，后来，敌人拉出张绍武等四个叛徒出庭作证，供出了刘天章的真实姓名和身份。接着，又派出山西省“清共”委员会委员兼审讯员刘冠儒，对刘天章等进行诱降，遭到严厉斥责。从此，敌人对刘天章的迫害更变本加厉，坐老虎凳、压杠子、抽皮鞭，灌辣椒水等种种惨无人道的刑罚都用尽了，但他总是以“不知道!”“没有!”回答敌人，或拒绝回答。敌人无计可施，便从生活上对刘天章百般虐待，每天只给少量发了霉的高梁镆和稀汤。刘天章本来就患有严重的胃病，在非人的折磨下，他的病多次复发。

　　敌太原警备司令部施用了种种酷刑和卑劣的手段都没有使刘天章等屈服，最后将他们移交给新成立的山西临时军法会审处继续审讯。刘天章把法庭当战场，对审判中提出的问题逐条据理驳斥，义正辞严地质问敌人：共产党救国救民，拯救民族危亡，何罪之有?敌人被驳得理屈词穷，便丧心病狂地判处刘天章和阴凯卿，任国桢等同志死刑。

　　刘天章深知敌人要下毒手，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在临赴刑场前脱下自己身上的破毛衣送给狱中的党员，请转交给党组织，作为他最后交纳的党费。狱中党员睹此情景，无不凄然泪下。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阴森的气氛笼罩着太原。全城交通断绝，布下了严密的岗哨，小东门外的刑场上布满了宪警和匪兵。审判庭杀气腾腾，刀枪林立。刘天章、阴凯卿、任国桢等同志在法庭上对敌人骂不绝口，宣判还未结束，就齐声高呼口号。敌人惊慌失措，急惊用棉花将他们的嘴塞上，在场的群众无不为他们的英雄气概所感动，连一些卫兵也惊叹不已。下午，刘天章和阴凯卿、任国桢惨遭阎匪枪杀。年仅三十五岁的刘天章，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