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善洲虽然是大亮山林场的主要创办人，但他从不从林场领取报酬。林场场长自洪学曾跟杨善洲谈过很多次，自学洪说：“老书记，多的钱咱们林场拿不出来，一月补助你500元林场还是有的”，但杨善洲一句话就把自洪学顶了回去：“我上山来是种树的，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保山地区经济协作办公室得知杨善洲的情况后对他说：“老书记，你来做我们的顾问吧，一个月我们给你1000块钱”。杨善洲谢绝了，他说：“我现在是林场的顾问，没有时间给你们做顾问”。

　　他的老伴坐过4次林场的吉普车，他为此交了370元的汽油钱。他说：“办林场后，领导考虑到我老了，出外办事不方便，就专门为我配了车。但车子是办公用的，不是接送家属子女的。虽然不在岗位了，但原则还是要坚持。还有我当领导有小车用，那些买不起车，买不起摩托车的人怎么办呢？想想这些，我觉得当个领导已经够‘特殊’的了，还想多占点其他的便宜，就太不应该了。” 　　杨善洲无论下乡还是出差，都是自掏腰包，从来不拿林场的半分半厘，也不占公家的便宜。23年来从未在林场报过一张发票和单子，也没有报过一分钱出差费。林场职工感慨地说：“人们都说叫花子还有三担，而我们的老书记连一担也没有。”开始有人认为：这老家伙就是想退休以后捞一把，几万亩森林成材后，他一年可以分红几万元。杨善洲说：“在林场捞油水的机会还是有的，办林场这么多年，引进资金300多万元，按当时规定，引进资金可以提成5%~10%，能得30万，买幢房子不成问题。但我没有要。来造林是了却我的一桩心事，是我应尽的义务，我分文不取。我既不是林场场长，也不是支书，就是义务植树人。“ 　　办了保证树苗茁壮成长，他像照顾孩子一样照看着种下去的树苗。有一次发生山火，大家好不容易把他从火场劝回。到凌晨3时，大家回到住地后，他还坐在值班室里。 　　大亮山林场挂牌后，杨善洲不是场长，却没少操心。平时，他和林场职工一样，起早贪黑，上山挖塘种树，吃的是一个锅子里的饭，住的是一样的油毛毡窝棚。有的同志看不过去，说他年纪大了，给一点特殊照顾，给他开个小灶，他坚决不肯，执意要和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了御寒，大亮山四季烧火塘，晚上，大家就围在杨善洲住的火塘过商量工作。杨善洲乐在其中地说，“白天造林、晚上烤火，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嘛！” 　　大亮山上，杨善洲的全部家当是一张床、一张学生用的书桌、两个小坐凳、一个火盆，火盆上架着锅针，锅针上是一把熏满火烟的烧水壶，旁边是用来煮药的两个小罗锅，四个小碗摆放在桌上，火塘边的墙疙嗒摆放着雨伞、蓑衣、马灯、手锤、砍刀、板锄、镐、钉耙、油纸帽，床头挂着水准仪、黄布帽、草帽、手套、袖套、围腰，床脚下一双黄胶鞋、一双翻皮皮鞋、一双拖鞋，墙壁上两张用旧的洗脸毛巾。2009年4月，杨善洲把自己用23年时间辛苦创办的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正式无偿移交给施甸县林业局。有人算过一笔账：大亮山林场占地7.2万亩，其中5.8万亩华山松中有3万亩已郁闭成林，按1亩地种200棵树，一棵树按最低价30元计算，大亮山林场的活立木蓄积量价值已经超过3亿元。移交林场时，他不沾林场一点好处，不带林场一根草，留下的是可观的绿色存款，留下的是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留下的是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