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不懈的民主革命斗士，曾搏击于辛亥革命的惊涛骇浪之中；在国运艰辛之际，他苦苦求索，服膺真理，向往光明；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他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56名委员之一，嗣后又出任教育部部长，任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常委。 　　 　　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他是忠实追随者，为筹措军火，东渡扶桑……

　　 张奚若，原名志诚，又名侠耘、亦农，字熙若，后改奚若。1889年10月16日出生于陕西省朝邑县（今归大荔县治）仓西村一个农民家庭。18岁考入三原高等学堂（宏道书院）。在这所新办的近代学堂，他阅读中国同盟会创办的《民报》和陕西留学生办的《夏声》等，从而开阔了眼界，民主主义思想得到迅速提高。后因鼓动学生赶走一个寻衅殴打学堂工友的日籍教师，而被迫退学。 　　1908年，张奚若经人介绍进入上海理化专修学堂，不久转入中国公学。在这一时期，有两件事对他人生道路影响颇大。一是结识了胡适先生。其时胡适正好在中国公学任教，而胡适却比张小一两岁，时常为张补习英语。尔后他们又同时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为旅美同窗学子，交情甚笃，但在30年代末终因政治观点不同而分道扬镳。二是秘密加入了同盟会，结识了陕西籍的于右任、杨西堂（铭源）、井勿幕等革命志士，即投身于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革命洪流之中。

 　　张奚若在辛亥革命期间，足迹遍及陕、豫、沪和南京等地，为实现民主共和历尽艰辛。25年后，他回忆这段历史时曾感叹地说：“由武昌到上海，沿途所见很难令人满意。当时我感到革命党人固然富于热情和牺牲精神，但是对革命后如何治理国家，建设国家，在计划及实行方面就一筹莫展了。”不久，袁世凯窃国专权，他深感辛亥革命“除了推翻清室，把君主制换成所谓共和制政体外，革命是徒有其表的，皇帝换成总统，巡抚改称都督，中国并没有更现代化一点。”于是，他决定到国外去读书，想学点实实在在的知识，以图日后为建设国家所用。经过一段时间精心准备，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赴美国自费留学生，出国前夕与杨西堂的女儿杨景仁订立婚约，后在英国完婚。

 　　 哥伦比亚大学刻苦攻读，莱茵河畔艰辛考察，十二年旅外学子生涯，他潜心研究西方民主政治,1913年7月，张奚若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开始准备学习土木工程，后改修政治学，1917年获法学学士学位。12月28日，他致信已回国内并执教于北京大学的胡适先生：“前阅来书，知已至北京大学，惟堂堂大学，尚须哲学教习代授英文，其幼稚情景可想而知，望足下尽力所能至处，大加整顿，总期大学名实相符，庶国中将来或有高等学问可言也。”其字里行间充满对国内教育事业的关心。其间，他还先后来到德国西部莱茵河畔的科隆和法国一些地方，作实地学习考察，不久又复返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学业，1919年春获法学硕士学位。

 　　1925年1月，张奚若回到阔别12年的祖国，即与胡适等人交谈，想以“全副精神”创办《努力》杂志，但因情况变化而担任了北京国际出版品交换局局长。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张奚若在《现代评论》杂志发表《沪案筹款方法及其支配机关》文章，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军阀进行了深刻鞭挞，同时也指出了募捐活动中一拥而上，缺乏组织与领导的问题。文章卓而不群的观点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7年10月，他应蔡元培邀请，任国民政府大学院（次年改称教育部）高等教育处处长。1928年9月，任中央大学政治学教授。1929年8月，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南迁。当时，他是国内政治学方面的知名学者，以渊博的知识、严谨的学风、高超的教学艺术而蜚声教坛。此间，他先后发表了《自然法观念之演进》、《法国人权的来源问题》、《卢梭与人权》等学术著作，介绍人权思想的产生、发展和西方政治思想的演进，在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些著作深刻反映了他精湛的学术水平。

 　　1933年，为抗议日本侵略者侵占我东北三省和热河，清华大学教授会公推张奚若、冯友兰等5人起草向国民政府抗议电文。电文称：热河失守，薄海震惊，考其致败之由，尤为痛心。昔沈阳之失，尚可诿为猝不及备；锦州之退，或可借口大计未决；今热河必守，早为定计，但全省天险俱未设防，前敌指挥并不统一，境若无人。“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及钧府诸公，亦应深自引咎，亟图挽回，否则人心一去，前途更不堪设想”。

 　　1935年底，“一二·九”运动爆发，针对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行径，张奚若发表了《国事不容再马虎》一文，指出：近来学生运动的“真正意义是对于政府的不信任的一种极明显的表示。我以为这是一个性质很严重、政府不应漠然视之的社会大问题”。其实，他内心不很赞成学生罢课游行，但他深为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因而连续发表文章，坚决支持和声援爱国学生举行的抗日救亡运动。

　     国民参政会上，蒋介石按铃警告中止他的发言。他瞠目而视，未予置理，言毕拂袖而去 　　 　　全面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张奚若被推举为临时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翌年6月，长沙临时大学又迁至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他继续任联合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年底，被推选为联大教授会代表，参与决策联大事务。 　　1938年7月，国民党迫于全国人民的要求，在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张奚若作为社会贤达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他本着“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出席参政会，并在会上畅谈国是，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他直言不讳，针砭时弊，对国民政府工作提出许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

 　　1941年3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召开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张奚若出席会议并尖锐抨击孔祥熙为掩饰通货膨胀真相所设的遁词，历数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独裁。他话锋犀利，切中要害，引起强烈反响。蒋介石对此极为恼火，长时间按铃阻止他的发言，并悻悻说：欢迎发表意见，但用语刻薄不好。张奚若侧目而视，未予置理，仍直陈胸臆，说完愤然离开会场，拂袖而去，当日便与陕籍参政员李元鼎、茹欲立相约返回昆明，以示抗议。此后，国民参政会还给他寄发开会通知和往返路费，他当即回电：“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未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

 　　1943年冬，张奚若在国民党举行的“宪政问题座谈会”上发表演讲，说：“如果有诚意实行‘宪政’，那就要首先结束‘训政’，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把老百姓当阿斗，究竟何时才能‘训’好，结束‘训政’呢？国民党明明是搞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偏要说那么多漂亮话，骗人骗了这么多年，还想骗多久？所谓‘五五宪政’、《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选举法》都是一纸空文，是根本不准备实行的。”这一席有理有据、极富鼓动性的演讲，使得座谈会主持人如坐针毡。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张奚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他通过西南联大的中共地下组织，阅读了《新华日报》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颇为赞赏毛泽东的理论观点，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方略。当他得知延安报纸在一篇社论中写道“像张奚若这样的人，也站到人民一边来了”时，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高兴地对夫人说：“共产党也说我站到人民一边来了。”从这时起，他便把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同吴晗、闻一多等著名学者一道，为实现中国民主政治奔走，成为大后方进步学生所景仰的“八大教授”之一。闻一多先生在遇难前未写完的最后一首诗《八大教授颂》第一章中所称的“政治家”，指的就是张奚若先生。

　　 他是一位不懈的民主革命斗士，曾搏击于辛亥革命的惊涛骇浪之中；在国运艰辛之际，他苦苦求索，服膺真理，向往光明；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他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56名委员之一，嗣后又出任教育部部长，任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常委。 　　 　　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他是忠实追随者，为筹措军火，东渡扶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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