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

    抗战胜利后，沈文倬在上海《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说高禖》、《“蜡”与“腊”》等礼乐文章，引起了顾颉刚的注意，顾先生慧眼识人，不因其没有大学毕业的正规学历而犹豫，毅然破格聘其为副编审。沈文倬一进入国立编译馆，就校点整理经籍、编撰经籍提要、草拟经学词典。解放后国立编译馆解散，沈文倬校点整理和撰作的经籍、书稿仅存留《孟子正义》，其他全部散佚。随后他来到上海图书馆，负责编纂《中国丛书综录》，三年即告完成。在上海图书馆的十二年间，沈先生熟悉了古籍目录版本之学，他将此视为做学问的凭藉。

    1959年

    时代也给予了沈文倬难得的机遇。1959年，从甘肃武威出土了一批汉简，其中就有《仪礼》九篇，1965年《武威汉简》摹影本正式出版。这是清代学者无法比拟的条件，也确定了沈文倬的《仪礼》研究轨迹，即通过汉简本与经文对比勘正，考订文本，解决礼学疑问。 　　沈文倬还特别重视新的研究方法，王国维所说的“取外来之观念与故有之材料相参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的遗文相释证”，一直也是沈先生所秉持的方法。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和方法也极为重视，据沈葹回忆，中学时沈先生就让她学习《自然辩证法》，“而父亲自己还认真学习了《资本论》、《反杜林论》和不少中外哲学名著。他老人家看似埋首故纸堆里，却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工作；他对武威汉简的研究成果以及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批判等，都是鲜明的实例”。 　　不料，正当一切准备就绪时，“文革”爆发，知识分子成了“牛鬼蛇神”，许多书籍被判为“毒草”，“牛鬼蛇神”被赶进“牛棚”，特别是古书统统在焚烧之列。沈文倬以前完成的文章以及搜集的卡片被付之一炬。 　　书是知识分子的灵魂，灵魂飞天，空留躯壳。有人舍弃躯壳与灵魂同飞，有人空留躯壳形同木偶。沈文倬呆在“牛棚”里悠然与灵魂神交。冲击最厉害的那几年，白天劳动或挨斗，深夜还花二三个小时考查武威汉简和礼经文本。

    1963年2月

    他奉调到杭州大学新成立的语言文学研究室，一心从事学术研究。

    1974年

    沈文倬被安排赴安吉参加杭州大学最后一期“五七”干校“农林班”，白天成了鸭司令，晚上却漫步于礼学的殿堂。再后来，沈文倬被派往中文系资料室担任图书管理员，白天参加政治学习，晚上抓紧研究和撰作。因为当时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有些跟他一样遭遇的学者纷纷放弃学问，他却不为所动。由于礼学被视作“封建糟粕”，因此只好私下研究，幸好同寝室的老师颇为通情达理，使得沈先生能够放心挑灯夜战。他人缘颇好，大家有问题都爱向这位“图书管理员”请教，发现他原是一本“活字典”，并乐于陈述其精到的见解。此时，生活虽然清苦，扣发后所剩的40元工资要养四口之家，但研究总归是做下去了。 　　忆及那些被焚毁的文章，他惋惜，却不耿耿于怀，“文革”中依然专心撰作。“文革”十年，恰恰是沈先生成果较丰硕的阶段。他曾这样写道：“既而丁阳九之阸，被高密之锢，作苦余晷，昏灯暝写，十年如一日，所得乃倍于曩所篹者。”在这十年中，他完成了《〈礼〉汉简异文释》、《〈礼〉汉简七篇为古文或本考》、《汉简〈服传〉考》、《〈礼〉汉简非庆氏经本辨》、《菿闇述礼》等论文；确定了《仪礼》成书的上限与下限年代，解开了这一历史上纷争不止的“公案”；考订了《仪礼》中的上千处异文，为之正本清源；对经学的源流也有了相当明确的描述。当时，顾颉刚先生看到这些长篇文章后，欣喜万分，赞沈文倬“实为今世治礼经者之第一人也”；却又不禁叹息，这些宝贵的成果，不知道要何时才能面世。

    1976年

    随着1976年拨乱反正，沈文倬的命运有了可喜的变化。他回到了科研岗位，

    1982年

    开始招收硕士生，1986年开始招收“先秦礼制与《仪礼》”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他的论文也陆续在《文史》等刊物上连载发表，在学术界掀起阵阵巨浪。

    1997年

    他被聘为杭州大学终身教授，后转任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至今。

    逝世

    2009年10月21日，先生在上海寓所逝世，享年九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