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八(金利,2011年发表于加拿大的《嘉华时报》12月下)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腊八腊八,冻掉下巴”。可见这一天寒冷的程度。尤其是在东北的大地上,正是冰封千里,银装素裹的时候。还记得那一天一早,下放干部的车队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市中心广场。在锣鼓喧天,红旗飘飘的热闹气氛中,市政府为我们下放干部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欢送仪式,然后浩浩荡荡的车队就在鼓乐声中缓缓地驶离了广场,奔向各自的目的地。
我们家的目的地估计是最远的,在一个边远的小山村,名字叫做苇子沟。从早上8、9点钟出发,路上整整走了一整天,滴水未进。傍晚时分才踏进了我未来的家---一个与房东合用的两间半草房。我们单位派一位后勤主任帮我搬家,并负责押车。他在卡车上整整冻了一天,幸好他事先有所准备,借了一件羊皮大衣御寒,否则非冻出个好歹。他比我先到,已经把简单的家居安置妥当。看到如此情景,内心升起一股暖流,颠簸一天的疲劳一扫而光。当时我们家正在走背字,被人冷眼相待,如今有一位同事这样鼎力相助,切身感受到什么叫做“雪中送炭”,患难见人心。这位同事对我的恩情,我一生一世铭记在心。
我的房东是一个中年男子,由于脸上的皱纹太多,门牙缺失,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他患有严重的哮喘病,身子骨单薄,不能干重活,幸亏他有点文化,队里让他当会计,挣点工分,勉强糊口,他老婆的哮喘病更重。两口子有过一个男孩,得了脑水肿,脑袋特别大,没养活。我们去了以后不久,生了一个女孩,名叫“买弟”,希望再生一个男孩,后来听说又生了一个女孩,生男孩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房东家生活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缺吃少穿,冬天只穿一件棉袄,里面是空心的,没有内衣。在东北,冬天的气温经常在零下十几度二十几度,而且屋里屋外温差不大,放在地上的萝卜第二天就冻实心了。放在炕上的地瓜,最冷的时候也冻了。穿一件空心棉袄不得哮喘才怪呢。粮食不够吃,经常喝稀的,青黄不接的时候,土豆芸豆就是饭,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只有秋粮下来的时候才能够痛痛快快吃个饱,老百姓叫做“抢秋膘”。2003年回国的时候听说两口子已经离世,结束了半饥半饱的人生。两个女儿都成了家,打听到通讯地址以后,寄了一笔汇款,聊表心意。但愿房东夫妇在天堂能能够衣食无忧。
苇子沟,石头多,产量少,这两个自然条件是有关联的。石头多到可以用步步踩石头来形容。社员盖房子就地取材,用石头堆砌而成,套大院,修猪圈,鸡窝,鸭窝,厕所都用石头。这么多的石头,对产粮不利,山坡地未经改造,靠天吃饭,不下雨庄稼就旱了,下大雨又把土地冲跑了。平地里也都是沙砾地,只能种玉米和红薯。产量不够收入少,搞些副业,种些烟叶,山上种些苹果树作为辅助。每年生产的粮食连口粮都不够,还要吃点返销量。吃粮食以杂粮为主,大米,白面都是稀罕物。过年才能吃上一顿饺子,显得特别金贵。平时吃不到鱼,肉,连豆腐也要到过年自己拉磨自己做。没有电,碾玉米面只能是人工拉磨。经过下放干部的通力合作,苇子沟通上了电,灯泡取代了油灯。70年解放已经21个年头了,山区人民的生活仍然没有脱贫。
文化大革命让人经风雨,见世面。从腊八那天开始,从城市到农村,生活上翻开了全新的一页,什么都要从头学起。
刚下乡的时候还是冬闲,地里没活,老百姓都猫在家里,叫做“猫冬”。队里安排我编草帘子,化冻以后让我倒粪。队里有活的时候就让我跟着社员下地干活。
农村的生活都要自给自足,要自己种菜园子,养猪,养鸡,养鸭。秋天要挖菜窖以储存过冬的蔬菜。只有逢集的时候才能到市场上买些食品。两个集市都很远,来回要走几十里路,爬山越岭,路远还不好走。有个社员拎了一个油瓶,下山时不小心摔了一跤,油瓶碎了,满地淌油,他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一个月食用油的定量每人只有三两,太珍贵了。所以我接受这个社员的教训,让孩子背上个铝制的军用水壶去集市上打酱油,可惜不久被腐蚀了,漏了。可见集市上买东西也不容易,还是挎个筐吧,安全一点。
我的大孩子每天上学都要翻过一个大山岭,到公社所在地的高中学习。农村学校狠抓教育,考试成绩还排榜呢。城里正宣扬“读书无用论”,学工学农,反正交白卷也能上大学不是。恢复高考以后,大孩子参加高考得了一个高分,数学,物理得了两个100分,顺利进入了重点大学。
家里实在没有什么吃的时候,向社员学会了用豆饼坯子泡水点豆腐脑吃。孩子们吃了一段时间以后脸色红晕而有光泽。这叫做“适者生存”吧。
社员把我们看做是犯了错误的人,所以把你们下放了,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干部开会又说我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把你们送到山沟里保护起来(当时传说苏联在中国边境屯兵几十万,要打中国)究竟我们是什么人,谁也说不清楚,只有一笑置之,不予理会。经历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73年又随着回城的潮流回到了城里,重返工作岗位。这三年的下放劳动,我经受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