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对周边的亚洲要重新认识，深知亚洲发生的变化，更知亚洲和中国的关系的微妙性和敏感性；第二，对更远的非洲和南美，知利更应知险。

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先看一些教训：

从古到今，我们以为很了解中国的“周边”，但实际上，在许多方面，我们并不了解。比如，许多中国人对韩国是 “世界第二大传教大国”了解不多。最近，韩国最大的《朝鲜日报》中文网报道，“韩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基督教传教国，仅次于美国，已向全世界169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了2.2014万名传教士。”一般中国人总以为韩国是所谓“儒教”或者“汉字”圈的国家而对韩国有好感，因为这是一种中韩之间的文化亲近。一些研究东亚地区合作的专家也把此种中韩的接近看做是中韩在双边和地区多边合作的基础。但是，实际上，文化上的韩国，与许多中国人想象的韩国差别很大。

再如，不少中国人仍然认为东南亚华人是中国人。这就可能导致一些错误。新加坡籍的华人，最怕中国人把他们仍然看做是中国人，而非新加坡人。历经沧桑，“老移民”就不说，“新移民”都是认同他们所在的国家，而非中国。他们已经是新加坡人、泰国人、菲律宾人、马来西亚人、印度尼西亚人，并不是中国人。

对“周边”如此，我们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认识，问题就更多。眼下中东北非的大事变提供了最好的例子，说明我们对外部世界还是缺乏正确的认识。对中东北非的一些关键问题，比如，刚下台的一些国家领导人和西方长期以来形成的千丝万缕的利益交织，我们在大危机的事前了解多少？这些日子，西方媒体逐步爆出，西方在中东长期以来的“见利忘义”，和阿拉伯世界（无论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结成深不见底的同盟关系。

中东今年发生的事件，也揭露了西方的伪善。如果看今日在世界上颇具影响的俄罗斯英文电视台“今日俄罗斯”（RT），就知道俄罗斯人是如何不怕得罪美国的：美国在中东问题上实行“双重或者多重标准”。当美国觉得民主有助于推动美国利益的时候，“民主就是一个好东西”，当美国觉得民主危及美国霸权时，民主就不那么好了。对有的美国决策者来说，民主也就是那个“叶公”说的“龙”而已，在中东，真的民主来了，美国就担心起来了。

另外一个情况是忽略和不愿面对中东实际情况的美国政治激进主义。2000年，美国“新保”势力上台，居然一反常态，说要对中东实行“民主改造”。当时，许多真的了解中东情势的美国专家就对此嗤之以鼻。结果，美国“新保”们听不进去，在中东硬试验的结果，萨达姆是被推翻了，但“民主伊拉克”却并没有变得“亲美国”。后来，陷入中东“泥潭”的美国自己决定纠错，小布什后期和奥巴马初期，美国不再推动“大中东民主计划”，而是计划撤离。

中国从利比亚大规模的撤侨行动，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以人为本”，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事前，我们能即时评估和判断中东地区的政治风险，对利比亚这样的可能出现大问题的“危邦”，建立某种危机管理和风险应对机制，不用等到危机临头才采取行动，可能会更主动，使损失减少到最小。

不得不承认，当中国公司和个人“走出去”的时候，见利忘危，对外部的投资或者工作环境缺少必要的起码的风险意识。实际上，西方跨国公司对所在国的政治风险的评估一直在进行。他们不仅雇佣经济学家，也雇佣国别问题分析家，对投资国的政治风险进行专业评估。中国国际问题教育和研究，长期集中于大而不当的世界宏观政治经济形势，集中于研究西方，对非西方世界了解极其不多，也缺少兴趣，而中国企业和劳工则在缺少风险意识、缺少对相关国家的深入具体研究的情况下，进入广大的中东、非洲、拉美。

尽管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中国人大量出现在世界各地，但是，许多中国人还不怎么真正了解外部世界。

面对新的世界大变化，中国需要在多方面改进和加强我们的学习研究，重新认识外部的世界。笔者的简单意见是：第一，对周边的亚洲要重新认识，深知亚洲发生的变化，更知亚洲和中国的关系的微妙性和敏感性；第二，对更远的非洲和南美，知利更应知险。必须承认我们对非洲和南美的了解更加不够。我们在发展中世界的外交政策不同于西方，但是，西方在这些地区的教训未必就与我们无关，他们的教训也值得我们借鉴；第三，根本的，我们还是要构筑在自己成功、失败经验基础上的对世界的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