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一生

我的父亲出生于1947年，具体的生日我不知道。

按解放后当时的说话，父亲出生于中农家庭，小时候过着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他读书时成绩非常优秀，从小学一直到师范，都是学生干部。他会写文章，还擅长书法，无论毛笔、还是钢笔字都很有造诣，在当地无人能比。

父亲念师范二年级那年，年仅十六岁，因为乡里缺乏教师，乡教育组便到师范招人，结果选中了父亲。于是父亲师范未读完，但提前走上讲台，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父亲第一次去学校报到时，是爷爷挑着行李送他去的。当时，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以为新分配来的老师是我爷爷，谁知却是十六岁的父亲。那个年代的孩子读书晚，有的十五六岁了还在读小学，个头比父亲高，年纪比父亲大。所以，当时大家都戏称他为“孩子老师”。因学校老师少，父亲当时一个人要教几个班的课，工作繁重。

这样又过了几年，父亲与同校的一位女老师谈起了恋爱，差点谈婚论嫁时，乡教育组安排他到很偏僻的山区教书，父亲放心不下那女孩，不愿离开，想继续留在学校工作。结果由于父亲固执己见，坚决不去，与上面的人闹翻。最后不知是学校把他解雇了，还是父亲自动离职走了。

此后，父亲不再教书，回家重新拿起锄头和镰刀种田，那个跟父亲相好的女孩见父亲没有做老师了，慢慢地跟父亲疏远了。父亲后来又从事过很多职业：水库工地上的宣传员、农民夜校的老师、代课老师等等。因他书法好，又精通各种字体，因此村里、学校的墙壁上到处写的标语都是他亲手书写的。文革时，不知何故，有一段时间父亲天天挨批斗，甚至挂木牌游街示众。

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父亲的生活开始走下坡路，原因是他很少干农活，不会侍弄那几亩田地，且对务农没有兴趣，因而没有把田种好，生活便因此而变得艰难和贫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人懂法律的不多，县政府知道有父亲这么一个人后，便聘请他做法律宣传员。法律宣传员是没有薪水津贴的，我们家的经济便没有因此好转，但父亲却比以前更忙碌了。稍有点闲就四处奔走，为人写状纸，收取一定费用补贴家用，直到逝世前见天。

父亲与母亲长期感情不和，最终在我13岁离了婚。此后，我随母亲去了广西，弟弟随父亲生活。在我16岁那年，父亲开始咳嗽，初时以为感冒，没有在意。咳嗽时间久了，竟吐出鲜血来，去医院一检查，才知得了肺结核。可此时的父亲已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哪有钱医治。当时远在广西的我听说后，便去乡政府、民政局四处奔走求援，结果处处碰壁。结果是一分钱的救济款也未争取到，反而花了很多车费在坐车上。

一年后，因无钱治疗，父亲病情越来越重。在父亲病危即将去世前，弟弟去广西把我叫回，当我赶回湖南老家时，父亲已经死去多时，死时年仅四十九岁。父亲去世后，因为没有钱，在乡人的帮助下，我和弟弟只好用几块谷仓的木板钉了一副简易的棺材，草草将父亲入殓。当时年纪小，对父亲的去世似乎没有过多的悲痛，只是觉得父亲的一生好可怜。

如今，父亲去世已近十多年，尽管他在我的印象里已经模糊不清，但他坎坷的一生让我想起来总会莫名的悲伤，我觉得自己对他没有尽到做儿子的责任。我常常这样想，如果当时父亲不离开讲台，一心教学，他后半生的命运也许不会这么悲惨。

                                       原发表于《夜郎文学。心灵之音》2006年第二期(总第124期)      2015年9月20日晚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