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尽艰辛，保护国家珍贵标本
发布时间：2011-01-17 09: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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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天使
陈焕镛毕生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所以十分珍惜祖国的植物资源和植物标本。抗日战争期间，他为了保护研究所珍藏的标本、图书不致落入日本侵略军手中，历尽艰险；抗战胜利后又蒙冤受屈，事情经过颇为曲折，不易为人所理解。现根据当时中山大学有关史料记载简介于下：
在抗战开始后，广州时遭日机轰炸，为防避农林植物研究所的标本、图书和仪器一旦被毁于炮火，经中山大学批准，该所于1938年把全部重要标本、图书和仪器搬运至香港，储存在九龙码头围道陈家寓所三层楼房内，并在此设立该所驻港办事处。同年10月广州告急，当时陈焕镛仍留在广州，准备对该所标本园的植物作最后的营救，直到广州沦陷时才匆忙奔赴沙面英租界，但他还念念不忘标本园的植物，数日后获知标本园已遭日军蹂躏，而陈焕镛本人匿居沙面亦不安全，经多方设法与梁培基同行离穗到港，继续主持研究所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植物所驻港办事处遭日军包围搜查，由于标本、图书均有国立中山大学标志，被视为“敌产”，办事处被日军查封，陈焕镛积累20余年得之不易的标本、图书面临被掠夺的厄运，他日夕心焦如焚。就在这一筹莫展的困境中，适逢广东教育厅厅长林汝珩于1942年3月到香港，他提出将农林植物研究所迁回广州，愿协助运返标本、图书，并将前留广州的研究所公物一并交还。这时陈焕镛与全所职员共商后认为：“与其慕清高之行为而资敌以珍藏，曷若利用权宜之措施以保存其实物，名城弃守，光复可期；文物云亡，难谋归赵，为山九仞，岂亏一篑之功；来日大难，当抱与物共存亡之念，赴汤蹈火，生死不辞，毁誉功罪，非所敢顾。”经反复考虑，终于同意林汝珩的计划，但声明研究所乃纯粹科学机构，拒绝涉及政坛，几经波折在1942年4月底将存港标本运回广州，安置在康乐广东大学（原岭南大学）校园内，农林植物研究所易名为广东植物研究所，他仍任所长，兼广东大学特约教授。为保护这批珍贵的标本、图书，他不顾个人危难，多次奔波于穗港之间，使人民财产得以完好保存至今。抗战胜利后，陈焕镛以“如释重负”的愉快心情与员工清点公物，报请中山大学派人接收。对此在1945年12月31日中山大学农学院长邓植仪给校长王星拱的报告中提到：“查所称各节与及经过之记载，确属实情。该员忍辱负重，历尽艰危，完成本校原许之特殊任务—保存该所全部文物，使我国植物学研究得以不坠，且成为我国植物学研究机关唯一复兴基础，厥功甚伟，其心良苦，其志堪嘉。”岂料1946年竟有人假借此事诬告陈焕镛为“文化汉奸”。当时教育界、法律界知名人士如许崇清、金曾澄、沈鹏飞、邓植仪等出于正义感，联名上书陈述事实并愿担保，至1947年法院当局以“不予起诉”了结此冤案。另外，中山大学迁到昆明时以陈焕镛没有随校搬迁为由曾把他解聘，后来王星拱弄清情况后，也恢复了陈焕镛原来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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