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平同志与试办托拉斯
发布时间：2010-09-30 15: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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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亮平同志于1963年10月由化工部副部长任上，调到国家经济委员会，出任经委委员、党组成员，主管工业企业管理业务，全面负责托拉斯试办工作。
一、提出任务
试办托拉斯，作为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而进行的一项重要试验，是针对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由于企业下放过多，地方从当地利益出发对企业进行行政干预，造成多头领导、分散经营、重复建设、效益低下的情况而提出来的。当时，由于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按行政权限划分经济区域，使一些行业的企业分属中央和地方各级多个部门领导。其中许多工业企业规模狭小、技术落后、产品质量差、经济效益低，本应实行“关、停、并、转”，但在地方主义的保护下，继续生产经营，既浪费大量的宝贵资源，影响对重点企业的原料供应，又造成劣质产品的严重积压。例如，1963年全国医药行业的制药厂分属于化工、卫生、商业、农垦、水产、公安、手工业等各个部门及地方各级领导，共有297家。其中，33家药厂的231种药品，因质量不合格而报废；110家片剂厂，设备利用率只有50%。
1963年9月，中央起草了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文件，认为组织托拉斯是改变工业管理体制的重要措施，明确提出：“管理工业企业，主要是要用经济办法，而不能片面地依靠行政手段。”“可以考虑利用像托拉斯这一类生产、交换和科学试验的综合性的组织形式，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用经济办法管理工业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同年10月，刘少奇在听取薄一波关于工业情况的汇报时强调指出：我们现行的办法是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造成或是统得过死，或是分散主义，从而产生官僚主义。他提出：“要组织统一的国内市场，就要组织统一的生产，重要的工厂、交通都要统一管”，要按行业组织专业公司，用托拉斯这种经济组织代替行政组织来管理经济。又说，“资本家管工厂总算管得好的，垄断公司内部很有组织。”并指示，“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特别是垄断企业的经验要学习，苏联好的经验也要学。”接着，国务院在当年12月召开了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就试办托拉斯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征询意见。会议由国家经委主持，吴亮平参加了这一会议。期间，刘少奇听取了会议情况的汇报，再次就如何组织托拉斯问题作了明确的系统的指示。毛泽东也指出：“目前这种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
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国家经委当即着手进行两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是搜集研究国外的做法，一是草拟试办托拉斯的具体方案。
二、搜集资料
1964年1月，在吴亮平直接主管下，以国家经委名义邀请近10位曾在建国前去西方留过学的上海财经学院等上海高等院校专家教授，专程来京召开座谈会。座谈会在经委会议室召开，由吴亮平主持，历时半个多月，着重介绍美、英、法等国工业托拉斯组织和管理，探讨如何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企业管理中的先进经验。会后，由季崇威、李岚清、罗精奋整理编写《关于工业托拉斯问题的参考资料》，共几十期，发至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后又结集成册，于同年6月编辑成《资本主义工业托拉斯经营管理方法》书稿，全书17万字，前言由季崇威执笔，署名齐业驹（企业局的谐音），作为内部读物，由中国工业出版社于1965年3月正式出版发行。所得稿费若干，吴亮平约请我们几个同志到餐馆吃了一顿，算是庆贺，也是犒劳。1964年8月开始，还编印了简报《托拉斯试办工动态》。
1965年仍继续搜集整理国外的情况，先后编印《美国工业托拉斯的组织和管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组织管理》、《美国石屋电器制造公司的组织管理》、《日本工业公司管理体制的演变》、《英法煤炭工业的组织管理》、《瑞士钟表工业的组织概况》、《苏联早期采用托拉斯管理体制的演变情况》，作为《国外工业托拉斯参考资料》，分发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省、市、区经委和各个工业托拉斯。
为了适应工作需要，试办托拉斯的具体办事机构设在企业管理局工业处。工业处原来的 职责是组织工业企业协作，主要是物资协作。工业处的职能转变后，就专职承办托拉斯试点工作。为了加强这个处，李岚清、罗精奋调入工业处。这个处新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整理国外托拉斯的情况，汇编参考资料；参与试办托拉斯向中央报告的起草工作；催促有关部门上报试办托拉斯的实施方案，了解进展情况，编写简报；组织筹备试点工作座谈会等。
三、起草报告
试办托拉斯的再一项重要准备工作是，迅速研究提出如何用经济办法管理企业的意见，并起草关于试办托拉斯向中央的报告。薄一波责成吴亮平牵头。吴亮平会同国家经委有关同志于1964年6月提出了《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在这之前，1963年2月轻工业部党组报经中央批准，于3月份成立了中国烟草工业总公司，实行全行业集中归口管理，产供销统一安排。经过整顿，卷烟厂由104家缩减为61家，地下工厂、手工卷烟一律取缔，好烟叶专供好厂使用，卷烟质量和经济效益都明显提高。烟草公司是试办托拉斯的雏形，为起草报告提供了实践经验。
对于国家经委的“意见报告”，6~7月间周恩来先后两次主持会议进行讨论，对在托拉斯试点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不少重要意见。主要是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处理好与地方、主管部门等方方面面的关系。公司的企业职能逐步扩大，行政职能逐步缩小，行政职能转化为经济职能。根据周恩来在会上的讲话指示，在吴亮平参加的国家经委党组会议上，又对这一文件进行修改补充。7月17日国家经委党组正式上报中央；8月1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报告。中央在批语中指出：“用托拉斯的组织形式来管理工业，是工业管理体制上的一项重大改革。”“试办托拉斯以后，现行的有关计划、财政、物资、劳动等各项管理制度，要作相应改进。”中央还要求切实加强领导，选派得力干部担任托拉斯的领导工作，以便通过典型试验，取得经验。
四、组织实施
国家经委的报告经批准后，各个托拉斯就纷纷组建起来。国务院工业交通系统第一批试办了12个托拉斯。其中全国性的9个，计有烟草、医药、盐业、汽车、橡胶、拖拉机内燃机配件、纺织机械、铝业、地质机械和仪器；地区性的3个，为华东煤炭、京津唐电力，长江航运。随着先后上收了300多个地方企业。与此同时，部分省、市也试办了一批地方管理的托拉斯。托拉斯式的专业公司成立后，按照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和专业化协作的需要，在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在这期间，吴亮平参与了各个托拉斯实施方案的审核修改，并送中央报批。为了推动试办工作，用成功的典型引路，遵照刘少奇指示，1964年10月，吴亮平、季崇威会同轻工业部总结了烟草公司的经验，报中央并批转全国各地；1965年1月，又总结批转了盐业公司的经验。
1964年11月，中央指示：“1965年，有必要经过充分准备，再试办一批。有些部，如石油部和煤炭部，就可以改为托拉斯。”随即，吴亮平参与起草《关于1965年新办托拉斯问题的报告》，“报告”对新办托拉斯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意见，于1965年初由国家经委党组报送中央。2月8日，周恩来对“报告”作了批示。批示指出，拟原则同意国家经委所提，今年除了认真把党中央已批准的12个公司（托拉斯）办好以外，再试办4个公司。据此，国家经委和吴亮平多次督促石油部和煤炭部提出试办托拉斯的实施方案，并推动电器、仪表、木材行业试办全国性的托拉斯。
1965年5-6月间，薄一波、吴亮平以国家经委党组名义 ，召开了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会议对近一年来的试点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针对在试办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托拉斯与现行经济管理制度的矛盾、托拉斯内部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的矛盾，一一作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会上还印发了《苏联工业管理历次变动情况》等参考资料。会议期间在向中央汇报时，刘少奇、邓小平插话中指出：试办托拉斯是我国工业管理的方向、道路问题。一定要按经济规律，注意合理性。组织起来，目的是使整个国民经济更有计划性、更有组织性。这些指示，指导了试办工作健康的顺利的进行。接着6月19日，国家经委党组向中央报送《关于召开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的情况》。6月中旬薄一波、吴亮平还专门召集了一次托拉斯经理会议，要求各公司的经理一定要将托拉斯办好，为此要花毕生的精力。10月13日，国家经委党组发出了《关于传达贯彻12个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精神的情况简报》。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同年7月吴亮平率领部分企业局干部到北京热电厂蹲点调查，和水电部的同志一起，将北京地区东郊、高井热电厂改组成主要依靠经济手段进行管理的企业化电力公司，精简了人员，统一了供产销、人财物的管理，提高了效率。北京电力公司试办托拉斯的《情况简报》受到薄一波的重视，8月6日写了一大段批语。这一年，吴亮平还带领企业局几名干部赴江苏省南京、无锡、常州等城市，对企业管理进行考察和调查研究，历时20多天，写了30多份调查报告。
试办托拉斯的实践表明，这是将一个行业组织起来、将整个国民经济组织起来的伟大的尝试，并卓有成效。
五、下放干校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开始，国家经委受到严重冲击，机关彻底瘫痪，试办托拉斯工作被迫中断。吴亮平遭到批斗，被部分群众戴上了刘记资本主义托拉斯急先锋的帽子。
1969年9月，国家经委在河南省黄泛区的西华县，接管一个劳改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吴亮平与绝大多数经委干部及部分家属一起下放干校，并编入第三连（共设四个连），同吃同住同劳动。那年冬天，主食是红薯干面，副食是菜叶子汤（酱油汤加上几片菜叶子、几滴油花）；住的是原劳改犯住的大屋，用木条子搭的三个大通铺，睡五十多人，被褥一个个挨在一起；考虑他年事已高，干的活主要是看守菜园、场院和机井。赶上头一个休息日，七八位同志一起逛县城（离干校约八华里）。吴亮平在集市上买了两只烧鸡，大伙儿一起分吃了。回到营地，挨军管会同志指名道姓的在大会上严厉批评。说他是没有改造好的老牌修正主义分子，迷恋资产阶级生活；说这是用资产阶级作风腐蚀五七战士，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从此，不允许吴亮平再进城了。当时，有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下放“五七干校”，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周恩来为了保护党的这批宝贵财产，以到北京检查身体的名义，先后调回北京。吴亮平也于1970年上半年回到了北京。
六、情深缘长
从1963年到1966年，我有幸在吴亮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以后又相处近4年，深受教诲。至今，吴老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初见其本人时，正值岁末年初，机关虽有暖气，但室温不高。见他双颊红润，声音宏亮，眉毛浓浓，笑容可掬；身着中式丝棉袄，外套对襟府绸罩衣，踏着方步。也曾拜访其家。那时他住在朝内南小街一条胡同里的一个四合院，北面正屋是客厅，厢房一边是卧室，一边是饭厅、厨房；庭院是花圃，门外有车库。1975年5月，吴老亲自赠给我一本1974年10月出版的、第三次校改的译著《反杜林论》，扉页上有他亲笔签名。这本书我至今仍珍留在身边。其实，我早就耳闻吴亮平大名。1948年间，我16岁时，抱着追求真理的迫切心情，认真读了以吴黎平为笔名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反杜林论》一书摘录汇编的）、《社会主义史》及其与艾思奇合著的《唯物史观》。在这些革命书籍的启示和指引下，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地下党，从事学生运动。今年7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吴亮平同志的百年诞辰。2006年底我恳请宋平同志题词：《向吴亮平同志学习》。现又撰写此文，以志纪念，并聊慰前辈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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