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杭州的水，总离不开历代的贤明州官。他们的每次治水都是在湖河衰败时往往冒着被诬陷罢官，贬谪流放的风险坚持奔走呼号才力挽垂危。苏东坡为治湖接连上了三本，朝廷才勉强给他一百道僧人“度牒”卖了一万七千贯钱，采取以工代赈，治理了西湖、盐桥河、茅山河（后两者古称“三沙河”），才解除了“市井大患”。到了明代，西湖已被豪门脔割得支离破碎，虽然都御史刘敷等一次又一次呼吁浚湖，都遭到了排斥。后来的杨孟瑛经过五年力争才获准开工浚湖，最后还是被借故诬陷降职使用。这在杭州历史上是常见的事。经过十年动乱的杭州，人们称杭城的面貌“脏、乱、差”；尤其是水环境，可说空前恶化。当时人称：

    西子蒙尘，路人掩鼻而过之。

    运河航行，要问杭州到不到，闻到臭气就知道。

    要看龙须沟，可到中东河！

    ……

    1980年的初夏，省市政协恢复活动不久。李本坤、林鉴川两位领导找我研究工作，并要我参加吴亮平同志来杭视察的接待工作，如实介绍实际情况。

    我们首先来到白堤，西湖水面平静，看不出有多大破坏。我们向吴亮平同志介绍了西湖失管，一些单位、工厂挤入景区，截流取水造人防、以致泉脉切断，湖水断源，而每天有万吨污水排入西湖，致使湖水急剧富营养化，藻类疯长繁殖、水质又黑又腥，西湖在不胜重负中呻吟。吴亮平同志不停地在白堤踯躅徘徊，心情十分沉重。突然他回首看到宝石山上有一条长长的隔离墙时，他长叹一声：这不是在山上造了“长城”，挡住了人们的去路吗？他说：什么时候，我们能还湖于民、还山于民啊！

    我们一行，沿着中、东河来到宝善桥旁，他要看看当年苏东坡治理过的河道现在是什么面貌。我们向他介绍：“文革”期间，沿河搭建了无数违章建筑，每天有大量污水、垃圾倒入河中，以致河床突起，水流中断，夏日炎炎时，沿河的居民因为河水臭气熏天只能紧闭窗户。有人说，中、东河已走到了尽头，气息奄奄了！吴亮平同志立即下到宝善桥畔的河滩，望着又黑又臭状如柏油的河水，半晌不吭一声，然后忍不住冲口而出：“这不是比龙须沟还龙须沟吗”！回头他对我说：“你们把这样的水装上两瓶送到北京去，好吗”？我笑答：“我们没这样的能量啊！”

    然后我们一行驱车来到九里松洪春桥畔，他了解到这里到灵隐、天竺大多是关闭的寺庙，他就不想再看了，就在洪春桥头向我们发了一通议论：松林疏落，御碑不存。他清楚地指出当年这里有“双峰插云”的御碑亭，现在荡然无存，这场“文化大革命”对祖国的文化是多大的破坏啊！“御碑”是古迹，破坏了就不能再生，即使重新恢复那也只能是“今迹”，不是古迹了。

吴亮平同志和我们谈了视察后的不少观感，胸有成竹地说，我要向中央呼吁：“救救西湖、救救杭州”。事隔不久，《光明日报》赫然发表了吴亮平和毛齐华的联名上报中央的文章，题目就是“救救西湖，救救杭州”！人们在议论这篇文章时称：河水在人们心上流淌，一日不治，一日不安，这篇震惊全国的文章于无声处听惊雷，既恰如其分，又恰逢其时！

    1982年春节，胡耀邦同志来到杭州，车过中东河，他要求放慢车速，停停看看闻名多时的“天堂龙须沟”，然后和省市领导磋商治理方案，决定由中央、省、市三家出资，根治中东河。

    吴亮平的呼声，启动了杭州治理“文革”创伤，启动了杭州水环境的全面整治，是又一次“功不在禹下”的业绩。

省、市人大、政协积极配合，多次视察调查提出建议和方案，首先刹住西湖违章建筑之风，陆续迁出挤入景区的单位和工厂，埋设截流污水管道，全面修筑湖岸堤坎，重点整治著名景点。对有争议的引水问题，省、市政协在何克希、黄宏煦副主席带领下，多次实地踏勘，力陈利弊，否定了从青山水库引水的提议，改由赤山埠从钱塘江引水改善西湖水质，得到国务院的认可和批准。

    在毛齐华主席亲自带领下，委员们视察了中东河污染情况，提出治理和动迁沿河居民的意见建议。沿河5.85  公里，迁出大批居民和单位。新华社为中东河治理专门发了《一次大迁徙》的通讯文章，传诵全国。

    从1982年起，市政协周峰主席、江敦厚副主席邀集委员、专家设立专题，对运河污染和治理进行调研，多次邀沿河工厂讨论污水治理；在周峰主席主持下，市政协会同余杭县政协、市环保部门商定，对运河沿岸农村全面开展水改工作，有效解决农民群众的用水问题。还配合国家“六五“重点攻关科研项目，评审通过了《运河（杭州段）污染综合防治技术研究》课题。市政协通过常委会讨论上报了《关于运河污染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在《人民政协报》头版刊载，开了政协介入环境保护治理参政议政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