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补充的是，吴亮平这位传奇人物，他跟我们很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其生涯纵横开阖、绚烂多彩，非止长征一端的。比如，他早在长征之前，于1930年，在上海的亭子间里翻译成功《反杜林论》，成为这部“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在我国的首译者，时年22岁。

　　我在1980年采访过他，聆听到不少可歌可泣的业绩。那是暮秋的一天，听说时任中央党校顾问的吴亮平从杭州考察返京，途经上海，即前往他的下榻处采访。他当时已是72岁高龄，白发苍苍，但话题一涉及革命岁月，他却是精神顿生，谈笑风生起来——这跟很多老一辈的革命者极其相似。

　　谈话共分两大主题，一个是因为他当年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被多处描绘，我想听听这位事主本人的反馈。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认识你了。读《西行漫记》时我就认识了你。”一见面我就这样说。

　　听我这么一说，吴老边笑边说：“啊，你是根据斯诺对我的描写来认识我的。那里面有些地方不很确切！”

　　吴亮平是在一九三六年担任陕甘宁中央局宣传部长时，跟前来根据地访问的美国记者斯诺相识，并结成朋友的。后来，斯诺在那部名闻中外的《西行漫记》中，特地写下了“年轻的苏维埃干部”吴亮平的身世。这段身世是：“他是蒋介石在浙江的故乡奉化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几年以前，因为他那显然有野心的父亲要叫他和蒋总司令的一个亲戚订婚，他就从家里逃出。吴是上海大夏大学的毕业生。在上海，帕特·吉文斯曾经逮捕他，使他在华德路监牢里关了两年。”就这段描写，吴亮平风趣地说：“我的父亲早就去世了，轮不到土改划成份。不过，如果要划成份，我看他决不是一个大地主，他早年在沈钧儒任校长的浙江法政学校读书。毕业后当过宁波第四师范讲习所所长。他没有土地，更谈不上有土地出租了。一直到北伐战争开始，他才离乡，到广东投身于国民革命，中间当过县长。但他不懂贿赂、应酬之类的官场诀窍，所以，只做一任，就丢了官。这以后，就一直失业在乡下了。

　　“那么，要跟蒋介石的亲戚订婚的事有没有？”我好奇地问。“有是有，不过情况正好相反。我父亲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虽然在官场上吃不开，但社会地位还是有一点的，尤其在乡下。所以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亦即蒋介石的那个远房亲，曾提出要把他的女儿与我订婚。父亲是同意的，但我却不同意。不过，他也没强求我同意，因为他实在不是真的有什么‘野心’。”

　　顿了一顿，吴老又说：“我离开家庭后，读书、革命，父亲都是支持的嘛。一九三0年，我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被捕，父亲还特地从乡下赶出来，替我找律师、打官司呢！顺带说一下，我这次被捕，直接抓我的也不是外国人。那是我在回家的路上，恰好在英租界地面碰上我在大夏大学时的一个同学，当时已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他一眼认出了我，竟冲上来扭住我的衣襟，呼喊英国巡捕。我就被捕了。”

　　《西行漫记》还记述了吴亮平与斯诺的几次交往。吴老认为大体上不差，只作了一点辨正。吴老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有一天，我在保安（当时党中央还没有迁往延安）的街上走，毛主席看见我，就喊住了我说，过两天他要跟斯诺谈话，请我担任翻译。我说：‘哪行啊？抓个驴子当马骑。’他不答应：‘行的，就是你’结果，在斯诺与毛主席整整几个晚上的谈话中，都是我做了翻译。毛主席谈自己的生平，以前没谈过，这是第一次，以后，似乎也再没有这样详细地谈过。谈话时，我把毛主席的话，作了简单记录，并译成英文，斯诺随听随记，谈话后，斯诺据此写成文章，经黄华同志译出中文，交毛主席审阅。毛主席作了几点改动，经黄华同志照改后送还斯诺。斯诺书中说，是我帮助把中文稿再译成英文稿，这不对了。你想想看，原先已经有英文稿了嘛，没有必要再译嘛。”

　　第二个话题，则是他进入革命根据地之前，在上海的革命生涯中的若干感人至深的片断。

　　“要谈青年时代，又是在上海，太巧啦。”听说我想了解采访他年轻时的往事，吴亮平笑着答道。他先是在12岁那年离开浙江奉化的故乡，到上海南洋中学读书。三年之后，他又考进福建省的厦门大学。在厦大读了不久，闹起了学潮。吴老回忆道：“那是1923年快放暑假时，有四名教授被辞退。同学们提出要挽留。但校长不听大家的。”

　　“他是不是后来鲁迅骂的那个林文庆？”我问道。

　　吴亮平说：“就是他。鲁迅1926年到厦大，也是吃够了他的苦头才骂的。当时我们进步师生都反对他这个决定，事情越闹越大。最后，告状告到学校的开办人陈嘉庚那里。陈嘉庚是个爱国华侨，但思想方法是够专断的，他不由分说，就下令照林文庆的意见办。这一下，反林的这一派哄起来了，决定离校，到上海去办学校。于是这一年秋天，我又回到了上海。”

　　白手起家办一所大学，谈何容易！别的不说，在上海这个寸土值寸金的十里洋场，连找一块立足之地也是困难重重！全体师生都动员起来了：有出力的，有出钱的，有跑外界争取援助的。“学校终于办起来了，开始是办在劳勃生路的弄堂房子里，现在是叫长寿路吧。第二年又在胶州路盖起了新房子。为了与厦门大学对抗，我们把‘厦大’两个字的字音倒过来，校名就叫‘大夏大学’，便是现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吴亮平接着说，更艰苦的还是同时期的革命活动。他是1925年加入共青团的。先在校内学生会负责校刊和日常宣传工作，后来又兼任全市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成员。他们曾多方组织青年学生投入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其中最大的一次就是1925年5月30日示威抗议枪杀顾正红烈士，结果在南京路上遭到血腥镇压，发生了“五卅”惨案。吴老略略蹙起双眉，说：“环境的险恶，斗争的艰巨，担子的沉重，我那时是第一次切身体会了。”

　　事物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当我问起他离开学校后的生活时，吴亮平又展开了双眉：“跟以后的艰难岁月比一比，这时遭逢的一切又算不上啥。当我被王明诬陷撤职、有口难辩的时候，我还真怀念学生时代那种放开手脚斗争的日子哩。”吴亮平于1925年10月受党的派遣，动身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先后去的还有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和王明等。1927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29年，学成回国。在上海，他编辑过党中央宣传部的刊物《环球》，参加过中央文委的领导工作，还曾代表党组织和鲁迅洽谈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事宜。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又遇上了王明。回忆起这段往事，吴老语调中显然有点火气：

　　“在中央宣传部，王明起先是个秘书，后来逐步掌了实权。他在莫斯科读书时就搞宗派活动，我对他意见很大。回国后，他一掌权，就抓我的小辫子，搞诬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1930年撤掉我所有职务。老实说，当时我的心情是不好受的。出生入死，拎着脑袋为党工作，到头来却得不到信任，真有点伤心。但我觉得不管怎样，还是要革命。别的工作不准搞，我就在教书糊口之余继续搞理论译著。我下了狠心，拼命地搞，很快编写出一本《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的通俗读物，又翻译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分别由两家受我们党影响的书店出版了。”说着，这位倔强老人的脸上掠过一丝喜色。

　　没料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吴亮平刚刚适应在忍辱负重的条件下为党工作，这种条件转眼又丧失了。那就因为在1930年底的一天，他被已经当上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同学邵华认出并招呼巡警上来扭住，关进了提篮桥监狱。

　　关在监牢里，看来是注定要无所作为了。但共产党人是难不倒的。吴亮平和难友曹荻秋、彭康、周立波等，终于想办法从狱外弄来很少的几本社会科学著作，开始了读书活动。为了解决人多书少的矛盾，每当入夜，看守人不再巡逻的时候，吴亮平等几个负责学习的同志就站在铁栅栏边，用较大一点的声音读书、讲解，再由左右邻室的人依次向两边传达。吴老说：“反动派做梦也想不到，监牢成了共产党人读书的学校。还不止是读了几本书哩。艰苦的狱中生活，复杂的斗争方式，这本身也是学校，使我们锻炼得意志更加坚强，头脑更加健全！”

　　吴亮平是于1932年8月，因淞沪十九路军抗战之后形势变化才被释出狱的。党指示他前往江西革命根据地。说到这以后，吴老是那样欣慰：“我一到苏区，就象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山山水水，都那么亲切！任弼时同志找我，商量要我去红军学校搞政治工作，我没有二话，马上就去。过了几个月，林伯渠同志主管国民经济部，又调我去当副部长。1933年，邓子恢同志不当财政部长了，要林老去接替。结果，组织上又安排我当了国民经济部长。”我屈指一算，说：“您当时是25岁吧？”他笑了：“是啊。现在提倡选拔年轻干部，当年，我可也是一个典型啊。”

　　我曾经将这些访谈内容发表，并将报纸寄给吴老。他写来回信，向我这晚辈道谢，令人感动。我是很想有机会再次向他请教党史及早期“左联”某些情况的。岂料在1986年从报上惊闻吴老病逝的消息，我是十分伤痛的。我真该尽早尽多地向这可敬的老人家请教的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