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接标将军百年诞辰纪念文选之五
发布时间:2014-09-06 11:51 作者: 北京网友
《最后一个军礼》
(原标题:《军旗下的接力》)
林城/文
我是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了三十余年的火箭兵军旅生涯。
父亲林接标1914年出生在福建长汀一个贫雇农家庭。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影响下,1928年他14岁时参加了闽西农民暴动,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9年,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来到了这片红色的土地,正是:“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父亲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跟随毛主席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在军旗的指引下,他走过了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诗中,他就像是一头牛,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着,任劳任怨地为革命奉献着。他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就像茫茫天海中的一颗普通的星——一颗不停运行和闪光的星,却与其它星群一起,构成了宏大的红色天体,经天纬地、光昭日月,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
我是在和父亲的接触中,特别是在军旅生涯中,才真正了解了他,深刻地理解了他。他那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一直激励着我前进,在共和国的新长征中进行着军旗下的接力。
千秋定国在戎装
提到当兵,确实还真有点与生俱来的不解之缘。
我1947年出生在革命军人家庭,出生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又在“八一”这所部队子弟小学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
父亲的戎马生涯,使我耳濡目染; 开国将帅的丰功伟绩,让我无限敬仰;许多革命战争影片,又常使我激动不已。在刚进城的一些老照片中,我3岁就已经挎起了“冲锋枪”(玩具),而且总是枪不离手。
记得大概是6岁那年的一天,我偶然发现父亲正在擦拭武器,不禁眼界大开:日本军刀、德国双筒猎枪、美式卡宾枪、左轮手枪……这些真家伙实在是令人爱不释手。父亲满足了我的好奇,在左轮手枪装上了一发子弹,把着我的手向后院的空地上打了一枪。从此我便有了打真枪的历史,这足以使我在昔日的小伙伴中神气了一回。但直至1964 年, 我才真正像父亲一样走上了从军之路。
在那个年代,当兵似乎并不被人所看好,认为只有没本事、没出息、没出路、考不上大学的人才去当兵。当然还有另一种议论,来自共和国的高层。
六十年代初,年轻的共和国还处在帝国主义反动派的重重包围和严重威胁之中,战备形势仍十分严峻:蒋介石疯狂叫嚣反攻大陆,蠢蠢欲动;中印边界反击战硝烟未尽,摩擦不断;美帝把战火烧到了越南;中苏边境也开始弓张弩拔……听父亲讲,将帅们纷纷议论,为了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抓紧培养新一代革命军人。
千秋定国在戎装! 父亲一语千钧。
当时我正在北京八一学校上初中,按说也算小有名气:学习成绩优异,已两次获得优良奖章;诗文见于校刊,朗诵曾获优秀奖;乒乓球、跳高、足球分获校、区冠军。由于酷爱文学,一心想当名扬四海的诗人,于是遍访名胜古迹,整日吟诗作赋,沉浸在虚无飘渺的“诗情画意”之中……
千秋定国在戎装! 父亲的一席话,使我猛醒,聚集在心中当兵的宿愿便像火一样地燃烧了起来。于是我毅然从军,奔赴雁北某导弹部队,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军旅生涯。
临行前,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打江山要靠枪杆子,保江山也要靠枪杆子。我们当年参加革命是被逼上梁山,后来才知道,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两万五千里长征艰苦卓绝,当时我们真不知道究竟要走到哪里去,只是坚信跟着党中央、跟着毛主席就是胜利。所以要胜利,要成功,一是要靠坚定的革命信念,二是要有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解放军是革命熔炉,千锤百炼才能成钢。要当兵,就要准备吃苦,就要准备作出牺牲,就要干出一番事业来!”
父亲的话,使我联想起他的戎马一生,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个共和国将军的战斗历程: 我仿佛看到,他在家乡“揭竿而起”,参加闽西农民暴动;加入工农红军,跟随毛主席万里长征,出色地完成了干部团、军委纵队的保卫任务;发展抗日武装,创建晋察冀二分区六大队;指挥部队激战,取得反扫荡胜利;在军区组织部、补训兵团,为各野战军和公安军输送大批骨干,受到聂荣臻等军区首长的表彰……
我仿佛又看到,他指挥华北防空军大演习的英姿;看到他在空军召开击落蒋军U—2飞机现场会和在蒋机起义欢迎会上的身影……一部波澜壮阔,前仆后继的中国革命的壮丽史诗,展现在眼前,回响在耳边,激荡在心中……
父亲的临别嘱托更坚定了我的信念:长征接力靠后人。到部队第一线去,走革命的路,走父亲的路,走新的长征路。
“梅花枝年年傲岁,革命人载载呈红。”想起年初我为父亲五十岁生日在一幅“梅花傲雪”的织画上题写的对联,壮别之情油然而生。望着两鬓风霜、满目期待的父亲和全家送行的远影,在疾驰的列车上,我不禁奋然赋诗,用以“铭志”:
旧历千篇作一瞥,新程万里展终生,
一腔热血投戎马,满腹豪情寄从军;
不惜忠魂壮烈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一世做得孺子牛,方为革命好子孙。
解放军确实是一所大学校,一座革命熔炉。
我穿上新军装,戴上帽徽领章,俨如一个年轻的“少将”(列兵),而且是炮兵“少将”。
我把它——这个人生的重要转折,凝结在照片上寄回家,宣告军旅生涯的开始!在远离都市的卧虎湾中,在沸腾的军营里,一切都是崭新的,一切都是火热的,一切都在重新开始……
在部队首长和同志们的帮助下, 我牢记父亲的嘱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刻苦钻研军事技术,艰苦磨练意志,和战友们一起摸爬滚打, 很快就闯过了名利关、生活关和劳动关。
记得当时我也就十七八岁,二百斤的麻袋一扛就走;挑水一口气不歇担可以走一两里地;赤脚打扫粪池、赤膊清理猪棚,脏活累活均不在话下。由于军政训练名列前茅,工作成绩突出,多次被评为连队和团队的先进典型,受到领导的表彰和嘉奖,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出席了北京军区先进代表大会,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我的每一点进步,父亲总是及时来信鼓励和告诫:这些成绩是党教育的结果,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翘尾巴,就会摔跟头,只有立大志,吃大苦,才能干大事。为了鼓励我,父亲还写了一首诗,作为我从军“铭志”的回应:
金戈铁马新长征,千锤百炼出真功,
继往开来永进取,革命江山代代红。
我又一次见到父亲,是在当兵一年之后的雁北高原“战地”。
那是1965 年的夏季,为执行团队的首次导弹发射任务,部队正在雷公山上野营,进行野战点火训练。
当时部队训练和发射的导弹,是在苏联赫鲁晓夫集团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带走全部技术资料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仿造的我国第一代地—地战役导弹。它标志着我国已经开始打破大国垄断,把国防尖端事业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开始了我国导弹事业的创业之路。
野战阵地,峰回路转;野战帐篷,错落有致;野战车辆,星罗棋布;马达轰鸣、机键铿锵和口令应答声连成一片,此起彼伏,一派龙腾虎跃的“尖子兵”训练比武热潮。刚刚取消军衔的部队,戴上了红色帽徽红领章,万绿丛中一片红色云霞。
我当时作为控制系统的操纵员,正在控制车里聚精会神地进行紧张的操练,不想连长突然打开车门兴奋地告诉我“你父亲看你来了!”原来,他是到空军某机场视察,并特意前来参观导弹部队的点火训练。
当看到父亲在军区炮兵领导的陪同下正向控制车缓缓走来时,我抑制着内心的激动,认真地完成了最后一个操作动作后迅速跳下了战车,一个立正,一个军礼。这是我向父亲敬的第一个庄严的军礼,也是一个新兵向一个老兵的庄严承诺。在雁北高原的“战地”,两代军人在国防事业中并排地站在了一起。红色的帽徽领章,在灿烂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父亲观看了我们的点火训练,又了解了我在部队的表现,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他勉励我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现代战争需要现代国防,要再接再励,为祖国争气,希望有一天,你们能亲手把它送上天! ”
我知道这是父亲对我们的重托,他希望国防事业继往开来。我要把它送上天,一定能把它送上天,我自信地发誓。
父亲走后,我加倍苦练,终于在“尖子兵”比武中,又获优胜,受到表彰。我看着和父亲在“战地”的合影,不禁思绪万千,深情地写下了合影题照——《同行》以表心志:
《同行》·题照
我和父亲一样
红色的帽徽,红领章
阳光下
并肩站
呵,同行
父亲比我几倍年长
走的路更比我长
深深的皱纹中
刻满斗争的考验
斑白的鬓发上
染满长征的风霜
深邃的目光中
凝聚着理解和信任
殷切地期望
革命的幼苗在成长
在成长
革命的新生力量
在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中
熔炼吧
可以成为栋梁。
虽然
从井冈山山路的崎岖
到长安街大道的宽广
革命的道路已经十分坦荡
但新的斗争展开新的考验
要郑重地掂一掂
你们下一代的分量
我深深理解父亲的心情
穿起军装背上枪
新一代金戈铁马
走在新的长征路上
不管再有多少雪山草地
腊子口的天险
大渡河的风浪
都休想把我们阻挡
我们将踏着先辈的足迹
沐浴着毛泽东思想的阳光
消灭一切害人虫
去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翌年初夏,我们带着神圣的使命,带着父亲的嘱托,开始了西北发射的远征。
经过几昼夜数千公里的铁路行军,我们来到了戈壁深处酒泉发射基地安营扎寨。
浩瀚的大戈壁,炎热干燥,飞沙走石,野战生活十分艰苦:野营帐篷几乎几度被大风卷走;高温使行军时带的蜡烛全都化在被褥里;体温计失灵(水银柱到达顶端),无法测量。当然最艰难的还是酷热中的干渴,干渴得几乎人人都流鼻血,饭都吃不下。当时最重要的事莫过于喝水。我们随身背着水壶,吃饭全是喝清水汤,肚子灌得满满的,仍然是干渴难忍。
三枚导弹发射前的水平检测一直连续奋战了几个昼夜。我坐在控制台前,抗拒着困魔,聚精会神地操作。嗓子说不出话,就不断地喝水;鼻子流血,就用棉花堵上,血流不止,就把头仰起来……当时只有一个信念——一定亲手把它送上天,为部队争光,为祖国争气。
经过团队上下的共同努力,我们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导弹检测任务。
当我郑重地在导弹测试鉴定书上签署姓名和结论的时候,心中不由涌起一种无比神圣的使命感和自豪感。虽然当时刚满十九岁,但我突然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在祖国的导弹事业中,已经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长壮大、建功立业的行列里,我和父亲真正地走到了一起。
6 月 30 日,历史将记住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当我们站在敖包山导弹发射阵地的观礼台上,观看自己首次测试发射的导弹即将升空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突然出现在现场。他是在出国访问归途,不顾疲劳,亲临发射阵地视察。他神采奕奕,步履稳健地走上观礼台,与我们参射部队官兵一一握手,全场沉浸在一片幸福和欢乐的海洋之中……
随着一声巨响,导弹喷射着烈火,腾空而起,直入云天,渐渐染红天际,凝作星辰……
敖包山上掌声雷动,一片欢腾,在大漠落日的辉映下,推出了一幅永载史册的壮丽画面。
我们出色地完成了发射任务,亲手把导弹送上了天。
我可以告慰父亲了。
长天抒怀
为了加强我国战略核反击作战力量,经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批准,1966 年7月1日, 我国的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正式成立。这正是我们首次成功发射的第二天。
西北发射结束后,部队便归建二炮系列,立即开始了我国自行研制的新一代战略导弹的试验和部署工作,投入了与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相抗衡的军事高科技领域的角逐。
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部队开进了深山,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艰苦创业。这是一次艰难的新长征。
在大山深处,我们住着油帖篷,点着煤油灯,伴随着野兽出没,蚊虫困扰,以阵地为家,以导弹为友,以高山流水为伴,为建设我国强大的核反击作战力量,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艰苦的创业。
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的二十年,我们经历了许多事情,共和国也经历了许多事情。但国防事业始终没有停止过她坚定的脚步。
我们在七机部参加了新一代导弹研制生产的参观见学,又在酒泉发射基地,观摩了首次试验发射,还在二炮指挥学院,进行了较系统深入的作战指挥训练……由于工作需要,我当了八年发射连长,作为导弹基地的主要全训分队,我们参加了导弹阵地一系列艰苦创业,并为总部、二炮和军区首长机关,进行过数十次发射方式的演示,接待了杨得志、李达、王必成……等我军一代名将,为总部正确决策提供了依据。
提起我当了八年发射连长,父亲是一笑置之,“八年抗战,胜利了,值得。共产党人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革命!”父亲总是这样淡薄名利,关注事业,信念坚定,在危难时也不例外。特别是“杨、余、傅事件”历史错案,父亲受到株连,失去了为党继续工作的机会。但他仍坚信党的事业,不改初衷。他给我来信说:要坚信党、坚信革命事业,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革命意志。真金是不怕火炼的。
后来从母亲那里得知,空军专案组,对父亲进行了审查,硬要父亲承认没有的东西,并蛮横无理地对他说:“你是什么人? 怎么这么顽固! ”父亲向来老实厚道,说话总是和声细语,这时,他却拍案大怒:“我是什么人? 我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不允许任何人侮辱他革命的人格,败坏党的事业。吓得专案组灰溜溜地收场了。他们后来还到部队调查过我的情况,因为我是部队的先进典型,没有抓住什么把柄,只好无功而返。
父亲和许多将帅的命运一样,被林彪的“一号命令”疏散到了湖北荆州,住在军分区边远的一个干休所的团职住房里。阴冷潮湿的冬季,又没有取暖设备,供应也很差,这对于只剩下体弱多病的父亲一个人来讲,自然苦不堪言。因为这时,我们全家八口,已分散在全国八个地方:大哥林延在广东,二哥林安在贵州,大弟林威在威海,小弟林平在武汉,妹妹林影在广州,而我在“山里”,母亲在北京。
但尽管如此,父亲仍然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他给我来信,一如既往地支持我,鼓励我,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他还给我描绘了荆州的地理历史,风土人情,赞颂祖国的大好河山,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听说有一次,他挎着篮子到很远的自由市场买菜,买了一个冬瓜,可回到家时只剩下了半个,那半个不知路上被谁割去了。此事后来成为家庭趣谈,“大意失荆州,呵呵,大意失荆州……”父亲笑得像孩子一样。
父亲这一代老布尔什维克,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执著和坚韧豁达,成为我一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大山深处,在二十多年的创业历程中,我从战士到班长、技师、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连长、营长、副参谋长、参谋长、副旅长……几乎走过了基层导弹部队所有的军事指挥岗位。
我毅然放弃了四次调京机会,扎根深山、基层第一线,没有动摇; 家分三地、分居十五年,没有退缩; 面对困难和曲折,没有屈服。因为在我的面前是事业的召唤,在我的身后是亲人的支持。阵地建设,武器检测,作战训练。风风雨雨,斗转星移。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必然。我们这新一代战略导弹, 在航天角度又称“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长征——在这里形成了奇妙的历史交响。当我们的前辈在举行震惊中外的万里长征的时候,他们可曾想到今天这军事高科技领域艰难的新长征呢? 他们可能没有想到,但他们一定想到了。他们的事业是长征中的接力,是军旗下的接力,是艰苦的,辉煌的,也是不朽的。
1986年, 决战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们接受了×××发射任务。
这次发射任务,在我们导弹旅建设史上,也许是最艰难,也是最辉煌的一次。因为,它不仅决定着我国一代战略导弹的定型和部署,意义重大;而且,还是我们第一次在严寒条件下,第一次用新的发射方式,第一次用新的×××导弹装备,第一次在装备不齐备,无法系统训练的条件下进行的全新科目,困难和风险是可想而知的。
众所周知,1986年被称为世界航天史上的“灾难年”: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凌空爆炸;“大力神”导弹井毁人亡;法国阿利亚娜火箭屡遭失败……世界航天事业,笼罩着巨大的阴影。然而中国的航天事业,却迎着一个个噩耗,勇敢坚定地向前推进着。
那是一次艰难的跋涉!
就在我们发射准备训练一开始,由于新装备的设计失误,导致一位战友不幸牺牲。面对突发情况,作为阵地指挥员,我们一方面组织抢救和善后处理,一方面指挥部队继续操作,并准确查报了事故原因,协助上级有关单位修改了设计,完善了装备性能,迅速组织部队完成了出征前的一切发射准备工作。
战友的牺牲,无疑又为发射的艰难征途增添了悲壮的色彩。
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部队整装待发之际,我却又突然接到“父亲病重”的电报,不由我心里一阵惊悸。因为以前父亲曾有过几次病重,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家里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而这次任务当前,却突然来电,我深感问题的严重。
在领导的催促下,我火速赶回了北京。
当我走进301医院病房来到病塌前,看到父亲身上插满各种针管,床边摆满了监视仪器和抢救设备时,我的心不由地一阵悸痛。看着父亲那干枯瘦弱的身体,氧气罩下晦暗的面色……我的眼睛模糊了,心中阵阵酸楚;想起准备了二十年的任务,成败在此一举。人生能有几回搏?! 心里又阵阵痛楚。
真是忠孝难以两全啊!
来京之前,部队领导也很为难:作为一位为革命奋斗一生的老将军,如果临终前儿子不在身边,情感上说不过去;但“大战”当前,重任在肩,又怕任务受影响。
母亲含着眼泪悄悄对我说:“儿啊,我担心你爹这次挺不过去。医生说,你爹因严重的肺心病并发肾功能衰竭,随时都有猝死的危险,我怕你们见不到最后一面,所以才叫你回来一下,不然……”
父亲心里似乎什么都明白,当他看到我时,疲惫的眼神中突然闪耀出一道我非常熟悉的热切的光芒。那是我在参军时、出征时所看到的、刻骨铭心的、至今难忘的目光,那是一个戎马一生的坚定的老战士才可能有的目光: 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事业的无限希望……
父亲吃力地抬起手臂,手指向上一扬,虚弱地但又十分坚定地说:“干你的事去,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父亲的手势和话语像一道庄严的号令,在我心中震响。这时,我的一切顾虑都已打消。我就像在战壕里一个等待冲锋的战士,没有犹豫,也没有畏惧,只有前进的方向,只有拼搏的激情。我默默地向父亲敬了又一个庄严的军礼,带着一个垂危老战士的信任和嘱托,抹去不断涌出的泪水,踏上了悲壮的归途。来回不到一周,便率队踏上了艰难的远征。
夜幕中,发射车队长达数公里,在崇山峻岭中蜿蜒而下。车灯串接,像一条银河流泻;防空避光,又如一条黑色长龙游曳;马达轰鸣,风驰电掣,驶向苍茫……
经过昼夜兼程数千公里的长途跋涉,部队来到长白山深处的发射场,投入了紧张的发射准备工作。
此时的松辽大地,已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雪花飘零的初冬了。
我们利用工作间隙,组织部队凭吊革命先烈,瞻仰了杨靖宇将军墓;伴着飘零的雪花,以大地为席,以群山为伴,举行了战地“盛宴”,与远方的亲人,与全国人民一起举杯同庆团圆,共度中秋之夜……
由于连续数月夜以继日的紧张训练和长途行军,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像我这个运动员一样的好身体,竟然也在操作现场晕倒了。为了不影响部队情绪和工作进度,我扶坐在仪器箱上,稍事休息,又继续指挥作业;为确保万无一失,我扛着 39 度的高烧,组织车队雪地行军……因为我们没有退路,不能有丝毫失误,只有背水一战。
经过三个多月的苦战,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我们和国防科委、航天部的试验队全力以赴,团结协作,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做好了发射前的一切准备。
实弹发射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那天,首、末区的天气格外晴好,大地素裹银装。时间已近傍晚,人员、车辆已全部撤出现场,上级机关的领导都已在远山的观礼台上就位, 宽阔的发射场,一片“大战”前的宁静。我带领发射检查组,在现场作了发射前的最后检查后,进入了地下指控中心。
导弹巍然屹立在林海雪原之中,映着夕阳的余辉,像一柄金色的长剑,直指苍穹。
指控中心灯火通明,操作、指挥人员严阵以待,现场一片肃静,只有临射前的灯光闪烁、口令应答和一张张全神贯注的面孔……
“ 五分钟准备! ”
“ 一分钟准备! ”
“ 点火! ”
随着一声巨大轰鸣,导弹喷射着烈焰,裹挟着雷霆,腾空而起,扶摇直上,拖曳着火龙,划过长空,渐渐远去……
人们屏住呼吸,翘首远望着,静静地聆听着:
“导弹飞行正常”……
“二级点火。”
“一级关机。”
“二级关机。”
……
当数千公里外的末区传来导弹命中目标,精度创纪录时,整个群山都沸腾了。人们含着激动的热泪握手、欢呼,共同分享这胜利的喜悦。当即首长宣读了军委、二炮、国防科委、航天部发来的贺电,祝贺发射圆满成功!
我悄然离开了欢腾的人群,独自一人来到历经上百吨烈火和雷霆的洗礼,现已恢复平静的发射场。仰望灿烂的星空,不禁思绪万千,百感交集:我想到了这二十多年的艰难历程;想到了无数革命先烈和为导弹事业牺牲了的战友;想到了那正在病榻上,曾送我参军,送我出征,等我凯旋的父亲。壮烈之情油然而生,当即写下:
长天抒怀
——记84-16征战吉林靖宇
立雄心,书慷慨,壮怀激烈,
率铁军,驾长车,踏破长白山雪;
擎利箭,傲苍穹,倚天弯弓,
驾雷霆,乘长风,气贯长虹。
何所惜,中秋月,金风玉露,
更无愧,将门后,碧血丹心,
哪堪顾,慈母泪,儿女情长,
有无数,照汗青,先驱英杰。
凌云志,沧桑道,建奇功,
革命情,长征路,东方红。
也许是听到了这个喜讯,也许是天意吧,父亲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并奇迹般地有所好转。当他看到我的《长天抒怀》,得知我们成功发射,立功受奖后,竟欣然命笔,写下和诗:
《军魂》·和长天抒怀
继业无愧将门后,利剑雕弓御国门,
长天万里铭壮志,长城千古慰军魂。
终无悔
军人就意味着牺牲,忠孝不能两全。这是对军人,特别是对基层第一线军人的最好写照。
在祖国导弹事业辉煌成就的背后,凝聚着多少人默默的奉献和重大的牺牲,其中包括婚姻、家庭和青春年华,甚至生命。而这一切,却难为常人所理解。这也许正是事业的神圣所在,人生的价值所在。
由于我长期生活在深山,生活在基层第一线,婚姻、家庭问题自然就成了一个难题。父母也很着急,特别是不在“行”的老父亲,还亲自出马,充当“红娘”,不仅给我介绍了一个又一个的对象,而且还和我们一起研究“战略战术”。他既希望我投身国防事业,又希望我能建立美好家庭,他尝到了“不可兼得”的“苦果”。
那时我正担任发射连长,工作繁忙,无暇顾及这些个人问题;况且,部队单身干部一年只有二十天的探亲假,还没等你谈“热乎”,就又要“开拔”了;特别是,我们长驻深山,“深居简出”,令不少人“望而生畏”,因为她们首先关注的是:“你什么时候能调回北京? ”而我的信条却是:志同道合,同甘共苦,始终如一。
这样,来来回回,年复一年,阴差阳错,二十八九了,仍是单身一人。
就在我二十九岁的时候,经父亲的一个老部下介绍,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小燕。她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也是部队一个抗日老战士的女儿,关键是她能理解我,理解我们的事业,愿意跟我同甘共苦。于是,我们走到了一起。
父亲非常高兴,他和母亲还破例为我们在“森隆饭庄”,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婚宴”表示庆贺。
往往,付出了代价才能得到正确的选择,有了正确的选择必须要付出代价。事业是这样,生活也是这样。
结婚后,我们一直过着分居的生活,长达十五年。有了孩子,我们便家分三地:我在山里,妻子在北京,儿子寄养在南京岳父母家里。
自古人生伤别离。
一年一度,你来我往,多少悲欢离合,多少离愁别恨。
自从当了兵,就很少在家过节。这对于一个老兵来讲,已是习以为常了。可对妻子来说就大不一样了。妻子常说,她最怕过节,每逢佳节倍思亲。每到节日,兄弟们夫妻双双,携儿带女到父母家来团聚。而妻子却总是孤身一人。
听妻子讲:一年中秋节,家人团聚,举杯同庆,妹妹心疼她,想给嫂子点儿安慰和祝福,与她碰杯。妹妹刚说到:“为三哥……”时,妻子的眼泪就吧达吧达地掉下来。妹妹见状也捂着嘴哭了起来,并忙给妻子解释说:“三嫂,我不是故意的。”
见到此情此景,在坐的女士们也都跟着掉起眼泪来。为了缓和“悲伤”的气氛,历来做政治工作的老父亲说话了:“我们是军人家庭,保卫国防是最光荣的!好男儿志在四方,战争时期,我跟你们的妈妈很长时间就是天各一方。 ” 母亲苏平向来是家里最坚强的,她出生在陕西米脂,1939年,她13岁就参加了革命,入了党,在延安和父亲结婚,一起走过了漫长的革命旅途。
她给自己斟了一杯酒,站起来笑着对大家说:“好啦!我们家不兴掉眼泪,林城扎根深山,是我们的骄傲。来! 我们为他干杯! ”父母一席话,使大家转悲为喜。
但作为一个两地分居的军人妻子,不可避免地要忍受着离愁别恨,而且还要忍受生活中的许多艰辛。
妻子烹饪有方,但她自己吃饭从来特别简单,有时只吃些干粮。一是没情绪,二是最怕换煤气。一罐煤气30 多公斤重,家又住在五楼,她一个人根本拎不动,又不好意思总麻烦别人,只好将就。
地震时,家里的住房被震裂,一下雨水就向屋里流,墙灰被水冲掉,结婚时买的新被子和毛毯也都泡烂了。妻子只有在伤心落泪之后,自己去找人帮助修理,从不写信告诉我。
妻子孕产期间,我也不在身边,她是一个人带着八个多月的身孕,挤火车到南京母亲家去生的孩子。
……
父母体谅她的困难,千方百计地关心支持她:发动兄弟们帮她换煤气、刷房子,还时常让她到“大家”来住。
我们深山驻地,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又都是崎岖的盘山路,距离最近的火车站也有 200 多公里。记得妻子第一次探亲,就因大雪封山被阻截到半路。她把重重的提包搭在肩上,踏着厚厚的积雪,步行十几公里,才找到途中一个部队的兵站,直到部队来这里进行春节慰问,才顶风冒雪把她接了进去。由于路上又冻又急,一到驻地妻子就发起高烧。她发誓,今后再也不进山了。
可是,第二年,她又来了。临行前,父亲还送她一首小诗以示赞誉:
小燕南飞进深山,牛郎织女一线牵,
革命伴侣同甘苦,一载岁寒一重天。
山里条件比较艰苦,许多生活设施都不健全,没水了,她就自己去挑水;煤油炉不好用,只得顶着黑油烟做饭;有时碰上部队演习,我进驻坑道,咫尺天涯,十天半月见不到面。有的来队家属,就因不能团聚,竟不辞而别。
特别是那次部队阵地通宵作业,一位战友不幸因公牺牲,而我们两家来队家属又恰是邻居。半夜时分,政治部主任带领四五个人神情紧张地急促敲门,说“有事要谈谈”。妻子从睡梦中爬起来,心想不对呀,林城一般夜间作业都是凌晨四五点钟才回来,可现在才深夜一点,不好,出事了?!她紧张得浑身哆嗦,牙齿打战,连衣服都穿不上了……后来才知道,是让她协助给刚牺牲的那位战友家属做工作……
然而,所有这一切,她都理解了,适应了,习惯了。她已和军人、和大山、和导弹事业融合在了一起。她知道,火箭兵的生活不能在城市,也不能在亲人身边,而是在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
妻子来队经常爬山,有时还采些山花装饰“家居”,特别是映山红,红得像一团火。她时常给干部战士们做些好吃的改善生活,还把我的衣服被褥收拾得干干净净。这是她最快乐的时候,也是我在繁忙的军务中,生活最舒心的日子。
说到这里,我非常感谢我的岳父母一家人。岳父母都是抗日老战士。五十年代末他们从总政被选派到西藏军区工作。他们最能理解我们从事的事业和面临的困难,最支持我的工作。多年来,他们花费了许多心血,帮助我照看孩子。
儿子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爸爸是火箭兵”,“爸爸在山沟里”,“爸爸工作忙,不能来看我”……
一次,一个年轻的军区机关干部给岳父送文件,他刚一进门,儿子就扑了上去,叫了声“爸爸”!那个年轻军人,一下子愣住了,不知所措。儿子一看情况不对,知道叫错了人,不好意思地扑在外婆怀里哭了起来。
从此,儿子再也不轻易开口叫爸爸。每当我到南京去看他时,他都要跟着外公外婆到车站或码头来接我,身上总要带着我的照片,他要认真地对照,看清楚是不是爸爸。他说:“叫爸爸,要对照片。”
……
这许多事,都是妻子后来告诉我的,每当回想起这些往事,我的心里都十分感慨,我欠他们的太多了。
八十年代,兴起了“下海热”、“出国热”、“公司热”。许多人开始当官、出国、“挣大钱”。兄弟们也是“下海的”、办公司的、出国的,都在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
我依旧坚守在深山,坚守在基层,坚守在导弹阵地上。
当我们成功地完成×××发射任务后,又历经了七十余个昼夜的大会战,胜利地完成了阵地调试验收,终于进入了作战值班。真正成为一支核反击作战的重要力量。
面对阵地、面对群山,我想起二十多年来走过的风风雨雨。多少喜怒哀乐,多少悲欢离合,都和她——导弹事业联系在一起,都和父辈们的事业联系在一起。
事业就是生命,事业高于一切,这已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信条。
面对事业,面对人生,我无怨无悔。因为真正的人生价值,不在于你得到多高的待遇,而在于你为人民做了多少工作。正像保尔所说:“我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得多。”
毛主席曾把进京当作“赶考”,一言九鼎:我们不当李自成!
我们革命后代把事业当作新长征,也一言九鼎:我们不当八旗子弟!
我不由得奋然提笔,写下“终无悔”,借以铭志:
鞠躬尽瘁终无悔, 光明磊落慰平生,
人间自有正气在, 留得青山处处明。
1989年5月6日,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个为革命奋斗了六十一年的老战士,走过了他七十五年的风雨人生。我没有来得及见他生前最后一面。
当我悲痛欲绝地赶回北京,站在父亲的遗像前,不禁泪如雨下。
在悲痛的雨帘中,我的耳边,响起的是悲壮的《国际歌》和《英雄交响曲》,我的心中,升起的是激昂的《红星颂》和《忠魂颂》……
我慢慢地、郑重地举起右手,向父亲敬了最后一个庄严的军礼。
在鲜花丛中,在哀乐声里,我仿佛看到了在火红的军旗下,那颗依然灿烂的星。它带着生命之火,遥远地离去,走向永恒,在浩瀚无际的天海中,又生成了新的,光华灿烂的星系……
注:此文原载于 “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开国将帅和他们的儿女》一书